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结构特征与热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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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CNKI所属的CAJD期刊库收录的2013年254条档案学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发文机构和核心作者等方面分析其结构特征，以知识图谱形式展示了研究热点的主题领域，以期为档案学研究的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档案学；档案文化；档案工作；知识图谱；可视化

1 引言

论文是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和创作的价值凝结，文献所包含的信息要素能够反映出当前某个学科研究的结构特征和热点主题，深入挖掘文献所隐含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学科发展现状，把握未来走向。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处的成长环境是多元化的，既有一脉相承的研究传统，也有鼎故革新的研究转向，了解现状、发现未知，需要我们不断地跟进研究动态。本文利用知识图谱分析的方法，以可视化形式展示了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结构特征和热点，以期对我国档案学研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作用。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地展示2013年国内档案学的研究特征和热点，本次选用CNKI（中国知网）所属的CAJD期刊库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条件设定为：刊名=“档案学研究”或者“档案学通讯”，年份选定为2013年，其他选项为默认。对初次检索到的337条题录进行数据清洗，去掉“目录”、“启事”、“简介”和“年会评介”等非学术性文章以及《档案学研究》7月底出的增刊，共得254条有效题录，其中《档案学研究》110条，《档案学通讯》144条。

本次研究采用信息统计和图谱展示方法，信息统计采取的措施是：将从CNKI采集到的有效题录预处理后导入Excel中进行分类统计，从发文机构和核心作者等角度分析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结构特征。采用VOSviewer软件对作者合著网络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展示，该软件是Leiden大学的Van Eck和Waltman博士开发的图谱分析工具，能够提供4类耦合（Bibliography Coupling）和3类共被引（Co-citation）分析，并以标签视图（Label View）、密度视图（Density View）、散点视图（Scatter View）和聚类密度视图（Cluster Density View）等四种图谱形式展现，其中，标签视图中字体的大小直接反映出节点的权重，（聚类）密度视图以不同颜色来区分主题领域，相同颜色表示属于同一聚类簇，散点视图则有助于宏观上把握网络节点的分布情况。[1]

3 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结构特征

3.1 发文机构统计分析。首先将254条文献题录中的机构数据导入Excel后做标准化处理，具体操作包括：①将存在合著现象中第N个（N≥1）署名单位均统计在内；②去掉二级单位名称，统一归入最高一级名称的计量范围内。

从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机构的特征分布如下：①从机构发文量上看，中国人民大学（34）排名第一，括号内为数，下同，上海大学（19）、山东大学（12）分列第二、第三位，在Top38机构中，发文量≥5篇的机构共有18个，发文量仅为2篇的有12个；②从机构属性来看，作为唯一入选Top38机构的军事院校，南京政治学院贡献了11篇，非院校类机构有5个，全部来自档案局（馆）系统，其中，国家档案局以4篇文章居首，院校系统中，拥有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共有29个，占Top38机构总数的76.3%；③以第一署名单位发文量计算，中国人民大学（17）和上海大学（17）并列第一，山东大学（11）和湘潭大学（9）位居第三、第四位，发文量仅为1篇的机构有131个，占总数的81.9%，这131个机构中的79.4%均为非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单位，因此，2013年我国档案学研究力量呈现出较为集中的格局。

3.2 核心作者统计分析。将题录中的作者信息导入Excel并按降序排列，共获得331个作者，数量最多的是王新才（4），这里不再列出详细的统计表。发表3篇和2篇论文的作者数分别为6人和59人，合计占总数的19.6%，仅发表1篇文章的作者有265人，占总数的80.1%，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作者发文量的方法，核心作者中发文量最少应为N=0.749 ，即为1.5篇，符合条件的作者共有66位，全部包括在Top66（频次≥2）的作者之中，亦即超过80%的作者均为边缘作者。

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提取作者字段并统计频次，选取Top66（频次≥2）的高频作者和SATI内嵌的算法生成共词矩阵，[2]然后通过Ucinet软件将该共词矩阵转换成VOSviewer软件可识别的格式，将文件导入该软件，设置好参数后运行软件，截取的作者共现网络如图1所示，原始大图可向笔者索取。

利用软件自带的聚类分组功能可知，Top66的作者共形成了44个聚类簇。第一大簇（C1）由谢诗艺（3）、马仁杰（3）、吴向波（2）、吴琼（2）和魏扣（2）等组成，第二大簇（C2）由王协舟（2）、徐慧姣（2）、高晶晶（2）和刘柯吟（2）等组成，第三大簇（C3）由王巧玲（2）、孙爱萍（2）、谢永宪（2）和吴晓红（2）等组成，下面具体论述主要聚类簇的特征：①C1簇的成员来自两个大学，来自安徽大学（安大）的马仁杰和谢诗艺是师生关系，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的魏扣和吴向波是同学关系，两个研究团队的连接节点是由安大考入人大的吴琼；②C2簇的成员来自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其中王协舟是教授，合作发表的文章有两篇且署名顺序不变；③C3簇成员来自北京联合大学，成员均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孙爱萍是档案系主任，吴晓红有一篇研究档案灾害的独著文章；④第五大簇的成员是来自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大）的吴建华（3）和孙观清（1），与吴建华存在合作关系的作者还有王上铭（1）、余益飞（1）等，由于第一署名单位不是南大，在软件的图谱展示中没有显示，具有类似特征的簇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王新才（4）、陈荷艳（1）、丁家友（1）、文振兴（1）和聂云霞（1），其中，王新才是档案学博导且均为第一作者，限于篇幅，不再细说其他簇类特征。

4 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透视

将文件导入VOSviewer软件，设置好参数后（连线数量定为200）运行软件，截取的关键词（Top93）共现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节点的大小与节点关键词的研究热度成正比关系。

利用软件内嵌的自动聚类功能，93个高频关键词可以归为23个聚类簇，其中簇内关键词≥5个的簇有9个，最大的簇所含关键词为10个。限于篇幅，仅以前5簇来透视2013年国内档案学的研究热点。

4.1 档案文化及其建设。档案是文明进步的佐证，也是延续文化发展的工具，是凝结了价值取向的文化载体。赵爱学[3]从载体上考究档案文化的起源，认为载体是“本”，记忆符号是“魂”，两者融生为档案，档案的文化属性由三种关系确立，一是价值维度上的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二是形态维度上的人与物质变量的关系，三是技术维度上的人与社会行为的关系。马仁杰等[4]从档案与文化、档案工作与文化的关系出发，解读了档案文化的内涵，认为档案文化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文化体系，档案文化建设由内生文化体系、行为文化体系和外生文化体系等三个子系统构成。向立文等[5]认为加强企业档案文化建设既是塑造企业文化特色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保障，企业文化建设存在主观认识不足、内容挖掘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以及缺乏理论指导等问题，并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陆阳[6]认为档案文化自觉由意识自觉和实践自觉构成，能够促进档案文化理性接受、优化档案文化选择策略并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内生动力。唐华[7]认为档案文化是档案馆的基本属性，开展文化服务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档案馆在参与地区文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4.2 电子文件及其管理。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格式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方昀等[8]介绍了该项目对电子文件可靠性真实性保障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在不间断保管思想的指导下，将文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整合为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每个阶段都对文件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负责，并强调文件保存过程中的要素监管。薛四新等[9]分析了电子文件凭证性保障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机制，基于生命周期的凭证性保障过程主要包括11个基本步骤，并构建了基于此方法的数字档案馆应用系统。云计算环境下涌现的海量异构性电子文件给管理与维护工作带来了挑战，朝乐门[10]在整合电子文件迁移研究和应用现状基础上，构建云计算环境下的电子文件迁移模型，认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风险识别及控制、迁移过程管理以及迁移要素管理等方面。戴等[11]针对我国电子文件移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规范电子文件移交的四条建议，逐步实现电子文件移交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电子文件的妥善保存是开发利用的前置性过程，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电子文件开发利用主要有合作开发、商业性开发和个性化服务开发等三种模式，廖颖[12]归纳总结了NARA电子文件开发利用的三大特点，通过对其利用机理的分析，引出对我国电子文件开发利用的四点启示。

4.3 档案工作及其优化。赵雪芹等[13]以上海市的151名档案工作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档案工作者的整体幸福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与学历差异等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论认为：档案工作者的幸福程度不仅源于主观感受，还与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交媒体的应用已经被美国国家档案馆列为文件管理的新领域，NARA于2010年正式公布社交媒体战略，同时出台了相应的文件管理指南，倡导档案部门广泛应用社交媒体以提高档案工作时效性和便捷性，赵淑梅等[14]解读了该指南对于档案工作的积极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的社交网站数量也在飞速增长，档案界应当借助新技术环境下工作创新的外部动力，共同构筑起一个面向信息公开的档案工作机制。闫静[15]从优势和劣势两个层面，比较分析了中美综合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不同特点，并从角色定位、管理模式、经济状况和历史传统等方面探析了中美档案政策的差异原因。张江珊[16]从档案信息透明度、公众参与、档案馆与政府及民间的合作等三个方面归纳总结了“开放政府”下美国档案信息公开取得的成就，美国档案信息公开的服务理念、技术应用、法规体系和创新意识等可为我国档案工作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4.4 档案学的研究进展。第四大聚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簇，本簇是针对档案学研究进展问题而展开的文献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而不再是以某个纯档案学研究热点为中心的主题领域。谭必勇等[17]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间国际档案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总结出对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和教育的三点启示。刘洪等[18]以中国知网2002年至2012年间收录的应用社会调查法的档案学研究论文为来源，从论文年代分布、期刊、机构和主题等四个方面揭示了该方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海等[19]以CNKI收录的2008年至2011年间的档案学硕士学位论文为来源，从载文量、关键词、署名机构和学科方向等四个方面对论文特征和热点进行分析。王新才等[20]分析了我国当前档案人才培养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面向社会的档案人才培养策略。余益飞等[21]采用问卷调查法对52位档案学教师的专业认同现状进行分析，结论表明：①专业认同包括自身认同、身份认同和专业认同等维度；②认同水平与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③专业认同与专业发展行为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4.5 云计算与档案利用。第五大聚类的中心节点是“云计算”，与之直接相连的关键词有：“档案信息资源”、“档案数字资源”、“档案利用”和“工程档案”，通过软件给出的标签视图可以看出，“云计算”还与第二大聚类的中心节点“电子文件”直接相连，可见，新技术环境对档案学研究产生着重要影响。崔海莉等[22]认为档案引入云计算概念的目的在于提高档案服务的便捷性和专业化，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分析了档案信息管理系统云服务存在的风险。廖玉玲[23]将云计算引入到建设工程档案全过程监管中，促进了整个行业档案文件管理的技术提升，使项目建设档案信息成为真正的透明信息，并将阳光工程惠及全社会成员。赵屹等[24]以NARA的Web2.0应用为例，从内涵、特征以及技术平台等方面分析了NARA应用Web2.0构建网络档案信息服务的新模式，并阐述了NARA的Web2.0应用带来的四点启示。牛力等[25]在分析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概念，并对其意义和层次进行解读，构建了档案信息资源“云服务”模型。郑光辉[26]把云计算的理念与技术引入档案资源的开发中，设计了云档案利用系统，包括整合系统、平台管理系统以及安全管理系统等子系统，为数字档案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模式。

5 结论

本文以CNKI收录的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文献为来源，通过Excel、SATI、Ucinet以及VOSviewer等文献计量工具和可视化分析软件，从发文机构与核心作者等方面分析了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结构特征，以图谱形式展示了研究热点，结论如下：①发文机构中人大独树一帜，一直是国内档案学研究的主力，近80%的Top38机构均具备档案学研究生教育资质，同时，档案部门也有论文产出；②量≥2篇的作者有66位，作者合著特征不显著，仅发表了1篇论文的作者约占总数的80%，但从作者群体稳定性分析，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人员中没有特别突出的作者；③除了“档案学”和“档案”等普适性关键词外，“电子文件”依然是研究热点之一，“档案工作”、“档案文化”、“云计算”、“社会记忆”、“档案网站”以及“档案馆”等也是出现频次较大的高频词，频次为1的关键词有609个，占总数的86.8%，频次≥2的关键词促生了14个较大的聚类，形成了2013年国内档案学研究热点的五大主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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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4-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