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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蜕变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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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所谓“代际”的角度出发考察,不难发现,“70后”诗人在当代汉语诗坛上的确是颇为尴尬的一代:一方面,作为前辈的“50后”、“60后”诗人带来的浓厚阴影和“影响的焦虑”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一批更为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诗人来势汹汹,大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冲动劲头。不过,倘若换一个角度,譬如从创作实绩考察,我们也就会注意到,不少“70后”诗人以一种沉潜稳健的姿态,创作出足以支撑他们在当下诗歌界位置的优秀作品。俞昌雄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近作《春风有知己》等诗,为我们呈现了诗人关于自我主题的多方面思考,显示出不俗的写作实力。

我的分裂、变异是现代诗歌的常见主题。这种分裂和变异在以往的诗里往往通过某种尖锐的对抗性话语表现,而俞昌雄却乐于用一种平静、从容的语调来抒写。不过,在这种平静、从容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另类的力量。诗人在《一个蜕皮的人》里写道:“我的手掌是新的,额头/已恢复婴儿般的光泽。下一时刻/我只做春天里才想做的事/而你们站在投影里,不敢轻易吱声”,春天是生命复苏和充满变化可能性的季节,也是一个孤独面对自我、展开自我的季节。显然,这首诗所说的“蜕皮”,当然不仅仅指的是肉身的生理性变化,更是一种自我的蜕变和重生,甚至是一次精神层面的巨大超越:“再下一时刻,我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宗教,你们曾经爱过的地方/植物都有恬静的呼吸,而那些鸟兽/渴望有人形,正在秘境中祈祷”。诗的最后指向的是终极性时间,并营造出类似乌托邦的情境,因而消解了自我的渺小和脆弱,使之获得某种批判力量。

与平静、从容的抒情语调相呼应,沉默是俞昌雄诗中自我的一大特征:“我常常因为这样的时刻而保持沉默/密砸砸的雨水视我为容器,每年总有/几天,我是满的,搬不动自己/要靠风,依赖于星月,甚至是一段符咒/我因大雨而变形,而后独立于世”(《大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沉默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体现为一种无声的力量。而雨水,在这里或许看做是智慧的象征,因此就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被智慧充满的主体却“搬不动自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若要有所改变,往往还需诉诸外部的力量。

诗人还以第三人称的独特视角来呈现自我形象:“那终将走散的人,还得一次次/把手伸向高空,不是为了挽留飞行/而是为了纪念一只夜鸟,那/深不可测的眼神,那在人世间从不被/说出的,自由的旅途,未知的天命”(《护城河边飞行的夜鸟》)这里的“夜鸟”虽有某种济慈笔下的夜莺的影子,却不是那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绮丽而透明的意象,而是被投下了当下生活的斑驳阴影,但它是检测、反映自我遭际变化的一个符号。而《春风有知己》一诗里,作者经由一个“他者”来想象自我:“春风有知己,在喧闹的尘世中/有福的人总在光线里说笑/‘我有隐形的步伐,在任一早晨/时间都无需看管,那不规则的快乐/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我和风一同上路,去远方/中途亮过一次,疑似虚假的死亡’”。从“终将走散的人”,到“有福的人”,这里的自我形象就显得愈发轻盈起来。

总之,俞昌雄诗中关于自我的蜕变和新生的想象,呈现出从沉重到轻逸的较为鲜明的层次变化,并且在意象营造、语言技巧运用、形式探索等方面都用力颇多,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艺术效果。

伍明春,文学评论家,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文化产业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