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叙事文学评点中的阅读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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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光（1969-），男，山东平邑人，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文学博士，济南，250300。谈叙事文学评点中的阅读共鸣――以金圣叹评点为中心的理论阐释光摘要：明清时期的评点家在对小说、戏剧等叙事作品的评点中不同程度地描述了阅读共鸣现象。在当代文论话语观照下，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评点家所揭示的阅读共鸣现象及其特征：作为读者审美经验中的高峰体验，阅读共鸣要经历一个“耐”、“止”、“思”的情绪酝酿与动力蓄势过程；阅读共鸣的发生体现了文本内在的意义要求，读者往往会在阅读共鸣中领悟到某种人生哲理和生命意义。深入分析评点家对阅读共鸣及其发生机制的评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评点所蕴含的丰富的阅读理论。

关键词：文学评点；阅读共鸣；审美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145-04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家在对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评点中，作为“有血有肉”的读者，生动描述了审美经验的发生过程，以及与作品融为一体的深刻心理体验与强烈情感共鸣状态。评点家描述的阅读过程中那种难以自持的痴迷、亢奋、惊异状态正是审美经验中阅读共鸣的独有特征：一种读者精神与文本世界的心灵共振，一种发生在读者内心深处强烈的高峰体验。评点家对阅读共鸣的描述和评论揭示出文学阅读的某些重要特征。

一、作为高峰体验的阅读共鸣

金圣叹读《水浒传》经常处于一种“不知是墨，不知是泪，不知是血，写得使人心痛，使人快活” ［1］的情感体验状态，脂砚斋读《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宝玉、黛玉“呼吸相关”的文字也有“摄魄追魂”之感：“令我哭一回，叹一回，浑身都是呆气。”当阅读中的这种情感体验趋向高潮，以至于达到读者无法控制的激动状态时，就形成了阅读共鸣。《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写燕青于城外求乞度日只为救主人卢俊义，金圣叹这样描写他的阅读体验：

读此语时，正值寒冬深更，灯昏酒尽，无可如何，因拍桌起立，浩叹一声，开门视天，云黑如磐。［2］

此时的金圣叹沉浸在不可自拔的情绪激动之中，一是燕青的义气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二是李固谋害卢俊义的忘恩负义行为引起了他强烈的愤恨。于是，他以一连串的动作表达出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难以名状的景仰与愤激相交织的感情。可以说，这种心理体验在评点家的阅读中是经常发生的，脂砚斋评《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也有类似的说法：

写宝钗、岫烟相叙一段，真有英雄失路之悲，真有知己相逢之乐。时方午夜，灯影幢幢，读书至此，掩卷出户，见星月依稀，寒风微起，默立阶除良久。

与其说脂砚斋是在有意模仿金圣叹的评语，倒不如说他揭示出了阅读共鸣中心理体验的共同特征。当文本所表现的东西契合于读者的期待视域，而读者又以自身的经历融入到文本世界时，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感的共鸣与心灵的共振。从根本上讲，阅读共鸣的发生是由于人类情感交流的共同愿望，无论是金圣叹对《水浒传》燕青救主一段文字的体验，还是脂砚斋对《红楼梦》宝钗体恤岫烟之情的体验，都是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情意本真状态的体验，按金圣叹的话来说就是人建立在“至诚之性”上的共通感。作者创作要“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者应声滴泪也”，［3］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灵共通感就是阅读共鸣产生的基础。

评点家还经常谈到难以自拔而又说不出其中意味的共鸣状态。《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吟咏《葬花吟》，脂砚斋批道：“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身世两忘，不可谓体验不深，而置身其中却又难以下批，这其中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脂砚斋不能说出，当举笔再三不能下批时，他自我解嘲说：“有客曰：‘先生身非宝玉，何能下笔？即字字双圈，批词通仙，料难遂颦儿之意！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接至第二十八回，宝玉听见《葬花吟》，联想到了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无不“终归无可寻觅”，“不觉恸倒山坡之上”。脂砚斋批曰“想昨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玉兄之化身无疑”，看来引发宝玉内心强烈体验的东西也正是让脂砚斋心灵震颤而又无法说出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人内心深处的生命意识，一种对生命短暂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终将无可寻觅”的追问、遗憾、无奈和幻灭感。

从根本上讲，阅读共鸣是发生在心灵深处、触及灵魂的一种整体性心灵震撼，它使读者在一刹那的“高峰体验”中将作品意义融入至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把阅读视为一种“经历”文本世界的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让读者激动、震撼、陶醉、敬畏而又经久不忘的那种感觉就是“共鸣”。伽达默尔谈到体验时说：“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了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状况。”［4］ 可见，评点家的阅读共鸣不只是表明他“经历”了文本世界，而且意味着他获得了一种值得回味、难以忘却、不可替代的持久体验，并上升为一种“新的存在状况”。

二、作为动力蓄势中的阅读共鸣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总批中说：“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令人惊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欲引发读者的共鸣，先打破读者的心理期待，欲引发读者进入“文章妙境”，先让读者“惊疑不定”，这就是阅读过程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游戏”。这说明，阅读共鸣虽然是读者的一种认同式体验，但这并非意味着文本世界与读者预期之间总是相符合的关系，文本甚至有意识地制造阅读障碍，打破读者的审美期待，激起读者的情感冲突，让他在迂回曲折的阅读过程中渐次达到共鸣的深度心理体验，故毛宗岗《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评说：“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其《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评中还说，“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其有后文，必非妙文”。可见，文本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事件，它预设下有待破解的谜局，给读者一个暗示，却又无情地打破读者的预期，在文本意义“召唤”与阅读预期“阻拒”的“游戏”中激发读者的情绪，渐次引发读者趋向高峰体验。这就是文本的动力学过程：已写出的文本把某种限制强加在其未写出的暗含的东西上，以便防止这些东西变得太模糊朦胧；但同时，这些暗含的东西，通过读者想象的加工设计，使已知的情势，同那种赋予它远比看起来它本身所可能具有的更大的意义的背景，形成了对照。［5］

评点家非常关注阅读中的动力蓄势功能。在他们看来，既然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迂回曲折的路径，那么读者就要随着文本的迂回曲折去猜想、想象，去回味、体验，在情感的酝酿过程中迎接共鸣时刻的到来。金圣叹评《水浒传》第四十三回说：“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蹯者，须耐慢火；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看美人者，须耐梳头。”这种“耐” 既是文本提高读者心理阈限的过程，也是读者随之激发和酝酿情绪的过程，这是实现阅读共鸣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然而当“耐”至关键时刻，金圣叹又要求读者“且止试思”。《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武松被押至孟州牢城，出乎意料地被免除了“一百杀威棒”，不惟武松不解，读者亦不解，于此处金圣叹提出了阅读要求：“我又欲疾读下去，得知其故；又欲且止，试一思之。愿天下后世之读是书者，至此等处，皆且止试思也。”［6］这里，金圣叹提出了两个条件，即“止”与“思”。“止”也就是一种“待”或“耐”，体现为读者心理期待中的暂停或等待状态；而“思”则是要求对情节的发展、故事的意义作出一种猜想，一种判断，属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问答对话，一种猜想与反驳的“互动游戏”。

“耐”、“止”、“思”在金圣叹的评点中一再得到强调，《西厢记・拷艳》一折，老夫人发觉莺莺与张生的事，怒气冲冲审问红娘，一般情况下，读者都会急不可耐地探寻故事的结果；但金圣叹却在红娘“且请息怒，听红娘说”处批曰：

不惟夫人“且请息怒”，“听红娘说”，惟读者至此亦请掩卷，算红娘如何说。盖天下最可惜是迢迢长夜，轰饮先醉；一。见绝世佳人，疾促其解衣上床；二。夹取江瑶柱，满口大嚼；三。轻将古人妙文，成片诵过；四。此皆上犯天条，下遭鬼之事，必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者也。［7］

这种“且止试思”其实就是一种“富有包孕性的瞬间”，是读者随着文势的运行形成的阅读“动力势能”，当读者在这种“势能”的推动下渐趋妙文的关键之处时，金圣叹要求“止住”、“掩卷”、“深思”，对下文作一番预测和猜想。当然，读者的掩卷深思并不在于能否准确预测到事情发生的结果，而在于有意识地提高阅读的期望阈值，以期酝酿和积蓄一种暴发性的力量。可以看出，“止”与“思”是读者在文章“引弓至满”时的“惊疑不定”，是即将欣赏绝妙风景时的“驻足停留”，一切的“止”与“思”作为动力学特征，只为引发读者阅读共鸣时刻的到来。因而评点家认为，有过这样的阅读经历，才能真正享受到共鸣时的“极度快乐”，才会具有深刻而强烈的心理体验。金圣叹这样描述他读红娘对白时的高峰体验：“快然泻出，更无留难。人若胸膈有疾，只须朗吟《拷艳》十过，便当开豁清利，永无宿物。”［8］ 以至金圣叹连称“快文，妙文，奇文，至文”。可见，“止”与“思”就是一种蓄势的过程，一旦情感的闸门被拉开，读者随即被卷进滔滔洪流之中，力不能自持，情不能自禁，心胸涤荡一空，灵魂焕然一新，一时之间，内心呈现一个清亮亮的世界，不亦快哉！

三、作为意义解释的阅读共鸣

阅读共鸣并非仅仅表现为读者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愉悦，它往往也在不可言说的审美体验和难以自持的激动状态中揭示生命的意义，昭示生活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共鸣其实就是审美解释。金圣叹谈到他幼年阅读《西厢记》时的情感共鸣：

记得圣叹幼年，初读《西厢》时，见“他不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者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句摄魄之气力也。［9］

《西厢记・酬韵》一折，写莺莺自花园烧香离去，只留下隔墙酬韵张生的一片痴情，张生不由感叹：“他不人待怎生”。这七字在普通读者看来，也许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却与金圣叹某种特定情境中的审美期待发生了心灵感应，以至不知“是死是活，是迷是悟”，进入了一种强烈的迷醉状态。马斯洛曾这样描绘高峰体验：“可能是瞬间产生的，压倒一切的敬畏情绪，也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极度强烈的幸福感，或甚至是欣喜若狂、如痴如醉、欢乐至极的感觉。”［10］按金圣叹的描述，他的这种情感体验似乎比马斯洛说的高峰体验还要持久、还要强烈。

问题是，阅读共鸣，特别是这种似乎丧失了理性、忘记了自我、混淆了幻想与现实的高峰体验状态，仅仅是读者的一种情感体验吗？仅仅是一种审美自失状态吗？恐怕未必。按马斯洛的说法，经历高峰体验者，还往往“感到自己窥见了终极的真理、事物的本质和生活的奥秘，仿佛遮掩知识的帷幕一下子给拉开了” ［11］。看来，一种情绪的激动、情感的共鸣、心理的体验，总是蕴含了某种“生活的奥秘”或者某种意义要求。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金圣叹的这种高峰体验，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就曾谈到“此语本无奇特，不知何故读之落泪”［12］这样的话，不过，金圣叹这种模糊的、非理性的情绪激动状态蕴含的“生活奥秘”或意义要求，是可以推究出来的。从书中人物来看，莺莺是作为美的化身出现的，既有矜贵身份，又有十五六女儿天然之姿，“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净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土人民半星龌龊也”。美是什么，按金圣叹逻辑，美是人人心中“公共之宝”，而对美的追求与怜惜是人的“至诚之性”，从这个角度说，张生对莺莺的一片痴心，金圣叹不但是理解的，而且是赞成的，他就是要通过解读象征了“美”的莺莺与作为痴情者的张生这两个形象为那个时代的人展示一种应当享有的自由、幸福生活。金圣叹在“琴心”一折中评说：“夫才子，天下之至宝也；佳人，又天下之至宝也。天生一至宝于此，天亦知其难乎为之配也；又生一至宝于彼，天又知其难乎为之配也。无端一日而两宝相见，两宝相怜，两宝相求，两宝相合，而天乃大快。”可以想见，金圣叹阅读中的高峰体验正是与他对这种生活的构想存在一定关系的。当剧本中莺莺已去，惟落红满径，“惊鸿雪爪，有影无痕”，此处张生“他不人待怎生”这七个字，便是张生滴血滴泪之心，此心惟有金圣叹知之，多情之金圣叹与张生正是“一副神理”，可见金圣叹情感共鸣与高峰体验的发生是必然之势，应有之理。

阅读共鸣是评点家作批注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这一现象可以用伽达默尔的“撞击”一词来表示。伽达默尔在说明文本世界对于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力时说：“作品是一个事件。它给我们一个撞击，它撞翻了我们，借此它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世界，我们仿佛被卷进这一世界。”［13］让我们想一下批一回文字“心血已枯了一半”的张竹坡，“余尝哭芹，泪亦待尽”的脂砚斋，“忽而怒，忽而愤，忽而惊，忽而哀，忽而忧，忽而惧；又忽而喜，忽而慰，忽而乐，忽而快” ［14］的但明伦等评点家，就可以看出，艺术作品以其巨大的影响将读者“移入”了它所开启的意义世界，而读者被“移入”、被“撞击”的过程，正是他在心灵的共振和情感的共鸣中对作品意义“自得”和领悟的过程。

评点是一种紧扣文本的文学批评方式，那些穿插在文本字里行间的评语无疑是评点家最为深切的感受。金圣叹之于“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的《水浒传》，之于读毕“取大白自赏”的《西厢记》，毛宗岗之于“天下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张竹坡之于“不觉为之大哭十日百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的《金瓶梅》等，无不显示出他们穿梭于文本世界中的审美经验，以及在审美经验基础上达到的阅读共鸣。评点家对阅读共鸣现象的描述以及对阅读共鸣发生过程的理解表明，阅读作为一种审美经验，在审美刺激的持续作用下，逐渐达到沉醉、迷狂的高峰体验状态，文本的意味世界随着作为高峰体验的阅读共鸣一道生成。当然，阅读共鸣并非意味着审美经验的结束，而是在对文本意味世界的反思回味中不断生发出新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自由感，从而随着不断延伸的“地平线”――一种读者与文本间的视野融合前行在意义理解的途中。

参考文献：

［1］［2］［6］［12］陈曦钟等：《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129、530、95页。

［3］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5］（德）伊瑟尔：《阅读过程：一个现象学的论述》，见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 》（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7］［8］［9］《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1、68-69页。

［10］［11］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林方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367页。

［13］（德）伽达默尔、杜特：《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14］ 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