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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农村进城女性从事性工作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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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爱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信爱”)2014年底完成了一份报告――《探索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信爱是一家以女性性工作者为工作对象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08年。负责人蓝蓝也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

“什么因素让这些农村女性选择从事工作?”“性工作究竟给这些农村女性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蓝蓝在大大小小的政府会议或学术讨论中,总要被各色人等问及这些问题。于是,她想通过报告回答人们的疑问。

这是大陆首份由女性性工作者团体做出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农村女性进城后从事性工作原因的一个全新视角。该报告样本数偏少,但由于其特殊性,仍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让好奇发问的人自己去看

信爱文化传播中心的成立缘于蓝蓝的改变。

2008年,从事性工作的蓝蓝接触了北京一家与艾滋病相关的民间组织。在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之后,蓝蓝感到十分后怕:“我过去的行为实在是太有可能得艾滋病了”。

在恐惧中自费完成全套身体检查之后,蓝蓝下定决心转行。“过去我是非常看重钱的”,蓝蓝说,“自从知道了艾滋病,我就想,我要是死了,钱还重要么?”

作为曾经的“圈内人”,蓝蓝深知在低档场所工作的“姐妹们”患病的风险有多大,于是,蓝蓝联合几位朋友创立了“信爱”――取意传递自信和爱。

作为一名“特殊行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前性工作者,参加大大小小会议的时候,蓝蓝作为“圈里人”的经历常被好奇的人们问起。有人认为,从事性工作的人都是“被强迫的”、“需要被解救的”。蓝蓝会反驳:“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她们”。

最终,蓝蓝决定写一份报告,让好奇发问的人自己去看,女性性工作者到底是什么样。

《探索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是一份以谈话内容为主的报告。自2014年1月开始调查,历时一年,共访谈了37位1970年前后出生的农村女性,其中性工作者21人、非性工作者16人。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来自低档场所,非性工作者主要涉及小摊贩、工厂女工等。

在进行访谈前,蓝蓝将访谈对象都聚在了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活动,包括讲述自己的故事、做游戏,试图让所有受访者都能打开心扉。

“在活动举办之前,我很担心,怕那些非性工作者知道这里面有性工作者会直接离开”,蓝蓝说,没有想到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哪怕是一些有亲密肢体接触的游戏,非性工作者也没有表现出不满或尴尬。

一声“宝贝”让她感动

蓝蓝最希望用报告回答人们经常问她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做这一行?”

报告分析了受访对象的家庭背景、经济压力、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等因素。在这些方面,性工作者与非性工作者存在很强的共性,“都处在社会底层”:她们经历了中国农村经济逐渐凋敝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外出打工同学的衣锦还乡。但当她们进入城市后,发现城市并非遍地黄金,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让她们时时感到贫困的危机。也就是说,贫困并不足以解释那些进城务工的女性为什么选择从事性工作。

但蓝蓝在访谈中发现,在共性之外,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性工作者往往比非性工作者更缺乏家庭支持。她们有离婚的,没有离婚的也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报告认为,“原生家庭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是促使她们选择从事性工作的因素之一。

接受访谈的性工作者中半数是离异或丧偶女性,且没有再婚。而多数离婚的性工作者,大多净身出户,还要独立抚养孩子。即使是那些仍在维持婚姻关系的,也并不和睦。

多位受访的性工作者提到,虽然客人的素质高低不一,但是她们在从业后才体会到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与温存。作为受访对象出现在项目报告会上的小梅说,从事性工作后,她第一次听见一个男人对自己叫了一声“宝贝”,“叫这一声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

另一位受访者小琪也说,她和丈夫的感情一直很淡薄,夫妻生活就像是在“履行义务”,“没有交流,只有配合”。2010年左右,小琪遇到一位“实在、温和”的河南客人,“对我特别好,和他在一起,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小琪甚至说,“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遇到一个这么好的情人。”虽然小琪现在还在从事性工作,但她坦言,“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既然赚了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一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小琪所说希望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于是,蓝蓝还会经常面对进一步的追问――“既然赚了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一行?”

“社会大众往往只看到性工作的危险以及脆弱性,比如暴力、性病风险、道德谴责”,报告称,“很多人认为,性工作者不走出性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挣钱太多。但性工作带给这些女性的只有钱吗?只有钱才是她们留在这个行业的唯一原因吗?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性工作对她们还有别的吸引力”。

蓝蓝认为“70后”农村进城的性工作者对于工作和钱的看法很简单:“她们挣钱是为了谋生,为了家庭。前几天,我要去趟香港,一个姐妹让我给她带瓶几十块钱的香水。我说香水没有这个价位的,她就说太贵不要了。她们是很俭省的,赚了钱全都给了家里”。

这种对家庭的“经济付出”,让这些女性重新获得了在家庭中的地位。

“以前,老公就认为我在家带孩子不累,而且不仅不挣钱,还花钱”,小梅对比从事性工作前后的差异时说,曾经看着丈夫检查自己的钱包,每次给娘家钱都要受到丈夫的盘问和白眼,而如今“家里我说了算,给娘家钱根本不需要汇报”。

小梅曾经对穿金戴银回到家乡的小姑娘嗤之以鼻:“有手有脚为什么卖肉?”2000年,小梅去广州打工,最开始,在足疗店的小梅“很清高”,后因接受不了工资差距而低头――收入差了“四五倍”,原来做正规工作一个月只能挣1000元。时隔多年,小梅却在报告会上说:“不后悔做这个行业”。

受访者小琪也说,给家里带回去的钱多了,丈夫和公婆对自己的态度都有改善。“以前每次回家都被要求做很多家务,现在回家他们基本不会再这么要求了。很多事情都不用我做了。”

看起来,吊诡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因为家庭关系不和睦而选择从事性工作之后,却令她们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

报告还提到,“性工作给她们带来的快乐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她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注重自己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她们知道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虽然她们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在世俗的标准。”

在被问及这样一份报告是否担心被质疑为“性工作者正名”的时候,蓝蓝愣了一下,她说,这个问题她第一次被问到,蓝蓝说,她们做这份报告是为了让外界更了解这个群体。“我记得茶花女,名叫玛格丽特,”《茶花女》中的一个情节让蓝蓝印象深刻:“她死了以后,很多上流社会的女人也去参观她的房间,好奇这个交际花的生活,吃穿用度”。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则认为,报告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内地第一份由服务于性工作者的草根组织完成的报告。“由自己的组织发声,更能代表这一群体。以往我们再怎么研究,也始终不是圈内人,无法像她们一样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