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农村进城女性从事性工作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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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爱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信爱”）2014年底完成了一份报告――《探索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信爱是一家以女性性工作者为工作对象的民间组织，成立于2008年。负责人蓝蓝也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

“什么因素让这些农村女性选择从事性工作？”“性工作究竟给这些农村女性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蓝蓝在大大小小的政府会议或学术讨论中，总要被各色人等问及这些问题。于是，她想通过报告回答人们的疑问。

这是大陆首份由女性性工作者团体做出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农村女性进城后从事性工作原因的一个全新视角。该报告样本数偏少，但由于其特殊性，仍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让好奇发问的人自己去看

信爱文化传播中心的成立缘于蓝蓝的改变。

2008年，从事性工作的蓝蓝接触了北京一家与艾滋病相关的民间组织。在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之后，蓝蓝感到十分后怕：“我过去的行为实在是太有可能得艾滋病了”。

在恐惧中自费完成全套身体检查之后，蓝蓝下定决心转行。“过去我是非常看重钱的”，蓝蓝说，“自从知道了艾滋病，我就想，我要是死了，钱还重要么？”

作为曾经的“圈内人”，蓝蓝深知在低档场所工作的“姐妹们”患病的风险有多大，于是，蓝蓝联合几位朋友创立了“信爱”――取意传递自信和爱。

作为一名“特殊行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前性工作者，参加大大小小会议的时候，蓝蓝作为“圈里人”的经历常被好奇的人们问起。有人认为，从事性工作的人都是“被强迫的”、“需要被解救的”。蓝蓝会反驳：“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她们”。

最终，蓝蓝决定写一份报告，让好奇发问的人自己去看，女性性工作者到底是什么样。

《探索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是一份以谈话内容为主的报告。自2014年1月开始调查，历时一年，共访谈了37位1970年前后出生的农村女性，其中性工作者21人、非性工作者16人。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来自低档场所，非性工作者主要涉及小摊贩、工厂女工等。

在进行访谈前，蓝蓝将访谈对象都聚在了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活动，包括讲述自己的故事、做游戏，试图让所有受访者都能打开心扉。

“在活动举办之前，我很担心，怕那些非性工作者知道这里面有性工作者会直接离开”，蓝蓝说，没有想到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哪怕是一些有亲密肢体接触的游戏，非性工作者也没有表现出不满或尴尬。

一声“宝贝”让她感动

蓝蓝最希望用报告回答人们经常问她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做这一行？”

报告分析了受访对象的家庭背景、经济压力、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等因素。在这些方面，性工作者与非性工作者存在很强的共性，“都处在社会底层”：她们经历了中国农村经济逐渐凋敝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外出打工同学的衣锦还乡。但当她们进入城市后，发现城市并非遍地黄金，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让她们时时感到贫困的危机。也就是说，贫困并不足以解释那些进城务工的女性为什么选择从事性工作。

但蓝蓝在访谈中发现，在共性之外，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性工作者往往比非性工作者更缺乏家庭支持。她们有离婚的，没有离婚的也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报告认为，“原生家庭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是促使她们选择从事性工作的因素之一。

接受访谈的性工作者中半数是离异或丧偶女性，且没有再婚。而多数离婚的性工作者，大多净身出户，还要独立抚养孩子。即使是那些仍在维持婚姻关系的，也并不和睦。

多位受访的性工作者提到，虽然客人的素质高低不一，但是她们在从业后才体会到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与温存。作为受访对象出现在项目报告会上的小梅说，从事性工作后，她第一次听见一个男人对自己叫了一声“宝贝”，“叫这一声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

另一位受访者小琪也说，她和丈夫的感情一直很淡薄，夫妻生活就像是在“履行义务”，“没有交流，只有配合”。2010年左右，小琪遇到一位“实在、温和”的河南客人，“对我特别好，和他在一起，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小琪甚至说，“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遇到一个这么好的情人。”虽然小琪现在还在从事性工作，但她坦言，“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既然赚了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一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小琪所说希望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于是，蓝蓝还会经常面对进一步的追问――“既然赚了钱，为什么不离开这一行？”

“社会大众往往只看到性工作的危险以及脆弱性，比如暴力、性病风险、道德谴责”，报告称，“很多人认为，性工作者不走出性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挣钱太多。但性工作带给这些女性的只有钱吗？只有钱才是她们留在这个行业的唯一原因吗？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性工作对她们还有别的吸引力”。

蓝蓝认为“70后”农村进城的性工作者对于工作和钱的看法很简单：“她们挣钱是为了谋生，为了家庭。前几天，我要去趟香港，一个姐妹让我给她带瓶几十块钱的香水。我说香水没有这个价位的，她就说太贵不要了。她们是很俭省的，赚了钱全都给了家里”。

这种对家庭的“经济付出”，让这些女性重新获得了在家庭中的地位。

“以前，老公就认为我在家带孩子不累，而且不仅不挣钱，还花钱”，小梅对比从事性工作前后的差异时说，曾经看着丈夫检查自己的钱包，每次给娘家钱都要受到丈夫的盘问和白眼，而如今“家里我说了算，给娘家钱根本不需要汇报”。

小梅曾经对穿金戴银回到家乡的小姑娘嗤之以鼻：“有手有脚为什么卖肉？”2000年，小梅去广州打工，最开始，在足疗店的小梅“很清高”，后因接受不了工资差距而低头――收入差了“四五倍”，原来做正规工作一个月只能挣1000元。时隔多年，小梅却在报告会上说：“不后悔做这个行业”。

受访者小琪也说，给家里带回去的钱多了，丈夫和公婆对自己的态度都有改善。“以前每次回家都被要求做很多家务，现在回家他们基本不会再这么要求了。很多事情都不用我做了。”

看起来，吊诡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因为家庭关系不和睦而选择从事性工作之后，却令她们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

报告还提到，“性工作给她们带来的快乐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她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注重自己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她们知道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虽然她们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在世俗的标准。”

在被问及这样一份报告是否担心被质疑为“性工作者正名”的时候，蓝蓝愣了一下，她说，这个问题她第一次被问到，蓝蓝说，她们做这份报告是为了让外界更了解这个群体。“我记得茶花女，名叫玛格丽特，”《茶花女》中的一个情节让蓝蓝印象深刻：“她死了以后，很多上流社会的女人也去参观她的房间，好奇这个交际花的生活，吃穿用度”。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则认为，报告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内地第一份由服务于性工作者的草根组织完成的报告。“由自己的组织发声，更能代表这一群体。以往我们再怎么研究，也始终不是圈内人，无法像她们一样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