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相似的文化积淀、相同的文学体式，以及诗赋外交这一极富特色的外交模式，都为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又都是富于才学的文臣，有能力与明朝的皇帝、大臣乃至一般文士进行广泛的诗赋唱和及作品交流。双方的文学交流，对增进相互友谊、解决两国间出现的政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朝鲜使臣；明朝；文学交流；诗赋外交
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是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中最为友好的一个阶段，朝鲜使臣出使明朝非常频繁。朝鲜使臣代表朝鲜国王赴中国行使外交使命，他们既是本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也是两国文学交流中朝鲜方面的主体。
一、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基础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是受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制约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社会条件，使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更容易沟通和理解。
1.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字文化圈
汉字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使汉字所载负的汉文化也被移植吸收，从而使朝鲜半岛成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
（1）汉字是朝鲜的通用文字
“汉字是形成‘汉字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载体。”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是同一文化圈内的交流，这使交流的双方借助同一种载体――汉字、用可以相互理解的方式直接进行。汉字是朝鲜使臣在明朝进行文学交流的载体基础。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以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直接使用汉字时期。二是与“吏读”并行的时期，“吏读”是用汉字的音和意来标记朝鲜语，是一种汉语、朝鲜语的混合文字。因其学起来难度较大，也不能准确地标记朝鲜语，所以在朝鲜半岛上没有通行开来。三是与《训民正音》并行时期。由于朝鲜半岛使用汉字的历史悠久，再加上长期的事大中国，“在儒教传统社会里，谚文只利用在妇女之间往来的书信或歌词中而已。”直到朝鲜末年，谚文都没能在其境内得到广泛的应用。“韩文成为公式文字，是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后的事。”因此说，汉字“在较长时期内作为朝鲜历代政府的官方文字，且其历代的国家典籍、政府往来文书、文化知识的传播，甚至教育的推广皆以汉字为载体和媒介。古老而系统的中国文字在朝鲜半岛受到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喜爱和重视，他们崇尚中国文化，以掌握汉字，阅读汉文典籍，写汉文文章为读书人的正统。”
“朝鲜在使用汉字时，去掉原来的音韵，只保留其意义，然后附加朝鲜式音读。这样，朝鲜的历代文人可以通过汉文笔谈的形式同中国文人交流思想，还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并把握其深刻意味，而且，能熟练地用汉字创作出文学作品。”所以，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过程中，尽管双方语音不同，却可以利用汉字这一媒介达到沟通的目的。
（2）明朝与朝鲜的文学具有同质性
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学交流就非常频繁。在文学交流与影响的作用下，汉文学成为古代朝鲜半岛文学的主体形式。“文学的领域未必与国境相同，中国的文化及文学之流传普及四海，外国人之研讨中国学术，非始自今日，东方诸邻邦，自古即颇为重视汉文学，因中国文字之使用，并不限于我疆我土，其流传于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为时已久。在该地尚无己国文字时，汉字为其表达情感，记述生活之惟一工具。此外，中国典籍亦大量外传，中国学术文化乃在日、韩、越等国生根发芽，四邻汉文学因之兴焉。”这是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文体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通过多种途径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并广泛传播，成为朝鲜半岛古代文人创作的范本，使朝鲜半岛“从古朝鲜时候开始，已经接受汉字和中国文学的形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文艺作品”。朝鲜半岛古代文人始终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追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用汉字和中国文学规范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与中国文学有着诸多共同之处。如韩国学者洪璃钦所说：“历代韩国汉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都跟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朝鲜时代的乐府诗，三国时代的五言古诗，统一新罗时代的近体律诗和骈俪文，高丽时代的贯道与载道古文，近世朝鲜时代的性理学与实学思潮的文学等，都是韩国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具体体现。”
中国文学对朝鲜半岛古代文学的影响，不是出于偶然的机械的外力推动，也不是出于某些作家之间的私人接触或一时的文学风尚，而是导源于朝鲜半岛古代文人对中国文人的推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热爱，取决于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如韦旭舁所说：“朝鲜从其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需要出发，长期以来，以极为热诚和勤劳的态度，认真不懈、持久深入地将中国古典文学引进到本国，使之在其本国的文化建设中产生了不可否认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因为中国文学与朝鲜半岛古代文学在诸多方面具有同质性，阅读、欣赏中没有障碍，诗赋唱和过程中有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成为可能和必然。
2.明朝与朝鲜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外交模式――诗赋外交
诗赋外交导源于我国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往往吟咏《诗经》，以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将诗、语言和外事活动密切地联系了起来，认为不懂《诗经》，就难以胜任诸侯的外交使命。因此，“赋诗言志”就成为使者的一种必备能力。
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过程中，受当时历史环境中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赋诗言志”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形式，并逐步形成富于特色和内涵的诗赋外交。这是朝鲜使臣在明朝进行文学交流的社会基础。文学上的交往，是诗赋外交的初始和主要内容。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中，已经不是春秋时期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要求，而是即时即地写出符合情境的诗歌用以唱和。这是对一个人文学修养的考验，更是一个国家文教的展示。尽管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但由于长期受中华文化的浸润，其文明教化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从而使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成为较高层次的以文会友。
“由‘赋诗言志’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学素养，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风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在外交中取得受人尊敬的地位。”因此，朝鲜特别重视赴明使臣的选拔，“当时的朝鲜王朝遴选使行人员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官阶、应变能力、诗文才华、个体形象等各个方面，缺一都很难入选。”尤其是注重选派精通汉文化的文学之臣出使明朝。“朝鲜王朝使节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明朝的国情和与明朝文人进行文化交流。由于语言的关系，除了公式性的场合利用译官翻译以外，个别使行人员的这种文化交流往往是以笔答的形式进行，所以朝鲜朝政府对使行人员的条件要求格外严格。因为明朝是继承中华文明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而一向崇尚和吸收中国古代文明的朝鲜朝延续高丽王朝的亲中华政策，进一步实行了慕华事大政策。加上使节团有在公式性外交场合上的‘诗歌专对’和在燕购书、收集科学技术情报、私人文学交流活动的功能，朝鲜王朝在选拔使行人员时格外地重视其文才，特别是文学功底。”正因为朝鲜使臣汉文学水平较高，具备了在中国进行文学对话的才学条件。
二、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体现
由于朝鲜的通用文字是汉字、主体文学是汉文学，双方在作品理解上不存在障碍，这使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变得直接而便利。
1.诗赋唱酬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学交流，远远超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韩国与中国素敦亲睦，交往使节，皆极一时之选。诗词唱酬，亦非他国所及。”在明朝与朝鲜时期，双方以文会友更是频繁而普遍。
权近、李是有幸与明朝皇帝有过诗歌交往的两位朝鲜使臣。权近为解决“表笺事件”赴明，明太祖赐其诗三首、权近作应制诗二十四篇，妥善地解决了“表笺事件”。“权近的‘应制诗’24篇和朱元璋的‘御制诗’是明、朝鲜关系史上的第一次‘诗赋相赠’，也是‘诗赋外交’的嚆矢。”明永乐六年（1408），朝鲜国王派遣世子李赴明贺正，明成祖隆重礼迎。“帝御武英殿，赐世子御制诗一篇，命世子读过，谓世子曰：‘朕犹尔父也。’谓李天占等曰：‘朕作诗与你世子，不是秀才诗赋。此诗有益于汝国，在此秀才，宜各和一首。”’李赴明时才十五岁，朱棣以“父皇”的姿态教他以诗，用意很明显，赐诗、品诗、和诗都已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意义，而是要用儒家礼教来熏陶李。明朝皇帝与朝鲜使臣的诗赋唱和，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诗赋外交起了倡导、鼓励作用。
明天启六年（1626），金尚宪以万寿节进贺兼陈奏使的身份出使明朝。在登州，金尚宪结识了久居辽东因避乱来到登州的吴晴川，二人诗文唱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尚宪作有《次吴晴川绝句二首》、《吴晴川携酒来访，招伶人侑觞，晴川酒酣闻歌，泣下沾襟，即席口占以赠》、《次吴晴川大斌韵三首》、《吴晴川恳求除字韵次赠二首》、《发登州留别吴晴川》等多首诗歌。双方的交往相知相契，倾盖论交可谓跃然纸上。在济南，金尚宪与张延登相识，诗文唱酬、相交甚厚。金尚宪回国后，把自己在明朝的观光诗文送给张延登。张延登阅后，非常钦佩，并给金尚宪的诗文作了序。
李廷龟曾四次出使明朝，结识了许多明朝文士。他们相互酬唱，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廷龟以奏请使身份第二次出使明朝，与序班邓汝舟交游唱和。明泰昌元年（1620），李廷龟因“曾在先朝善为辩诬”，被任命为辩诬陈奏使，第四次出使明朝。苏州人陈昌言和保定举人王孙蕃闻李廷龟之名，便到玉河馆拜访李廷龟，双方多有酬唱。陈昌言作《奉呈大元辅老先生月沙台下》诗赠给李廷龟，李廷龟以《次陈相公韵》回赠。王孙蕃以《奉呈月沙李先生》诗赠给李廷龟，李廷龟以《次王相公韵兼示陈相公》回赠。双方的唱和诗感情深挚，表达了两国文人的相互推许。
李珥，十六世纪朝鲜著名的儒学学者。李珥出使明朝时，在北京与一位叫张芝的太医往来唱和，李珥作了题为《次张太医芝韵》的诗：“金阙迎阳霁色鲜，九天钟动会群仙。魂飞故国云鸿外，身沐皇恩雨露边。宾席每惭烦问译，骚坛何幸遇忘年。珠玑一吐通肝肺，说着离愁却黯然。”从诗中看，李珥与张太医是在官方宴会上相识的，而且是李珥主动发问的，他们讨论的问题是诗歌。从李珥诗的诗题上看，是张太医先有诗作赠与李珥，李珥和其诗。从年龄上看，李珥当时仅三十出头，所以他的这位“忘年交”张太医的年龄应在五十岁左右。
朝鲜使臣在明朝，与之进行唱和的明朝人员遍布各个阶层。以文会友、品鉴文学，成为朝鲜使臣在明朝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2.文学书籍的购求及赠予
韩国学者崔溶澈说：“韩国古称高丽、朝鲜，自古以来向往中华文化，对中国刊行的文献典籍十分爱好。”因此，“购买书籍，往往是朝鲜赴华使臣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是中国汉文图书流入朝鲜半岛的最主要的渠道。
朝鲜所派遣的赴明使臣往往由文臣担当，并挑选一些专业人员与使团随行，以备访书、购书时的顾问。这使朝鲜的购书上升至政府行为，资金也出自国库。“朝鲜李朝赴明廷朝贡，次数频繁，队伍庞大，且李朝每次赴明的使节，大都肩负有国家的购书任务，这种以政府名义在明京师的大肆购书行为，称为‘国购’。”国购的图书以儒家著作为主，也包括一些中国文人的别集和小说。
朝鲜赴明使臣出于对汉文书籍的喜好和需要，个人也往往大量购买。许筠曾以陈奏使、千秋使、陈奏副使的身份，三次出访明朝，而且在北京逗留的时间比较长，有充裕的时间去购买汉文书籍，仅在1614、1615两年赴明时就购得书籍四千多卷。许筠购买的书籍中有许多中国小说，其《西游录跋》云：“余得戏家说数十种。”从上下文来看，是指通俗小说。同时，许筠也购入了不少中国的文言小说，在其《闲情录》中就著录了许多他购入的文言小说的书名。
明朝文士看到朝鲜使臣如此喜好中国文学，也往往以汉文书籍相赠，为他们学习汉文化提供帮助。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李昌臣以质正官的身份赴明，奉命搜求《苏文忠公集》，遍求北京也没有买到。李昌臣回国时路经辽东，“偶逢进士前知县邵奎，与之语，因求苏集。奎即迎入藏书阁以示，仍赠之。臣欲偿之，奎却之曰：‘何用价为？所以赠之者，以为他日不忘之资耳。’仍赠诗并序。”李昌臣求之若渴却没买到的《苏文忠公集》，在偶遇的邵奎那里却拒收书钱、相赠以为纪念。二人还饮酒赋诗，以绝句相唱和。明嘉靖十二年（1533），进贺使苏世让一行人京，礼部尚书夏言、礼部郎中曹存仁见他们喜读书且诗做得也好，夏言就向他们赠送了《奏谢录》、《郊祀集》，曹存仁则赠送了《春秋》、《朱子诗集》。
明朝的文臣出使朝鲜时，与朝鲜的文士多有频繁的诗赋唱和，朝鲜政府陆续把这些唱和诗文结集为《皇华集》，成为双方友谊的见证和结晶。因此，朝鲜使臣赴明，常常把《皇华集》作为礼物赠送给明朝的文士。明嘉靖十七年（1538）二月，朝鲜国王召见冬至使柳世麟，“世麟曰：‘《皇华集》，臣欲使通事私授于龚用卿、吴希孟之家，而出入之际，必持标契，故不得已告于主司。主司传报礼部。礼部以为外国之人，持书册往来士大夫之家，不可擅行。谓臣等日：欲奏闻而传授云。……褒奖我国曰：尊敬朝廷使命，其慕华之意至矣。书册非如金帛，请使传授。……至十一月十八日，龚用卿、吴希孟等到会同馆，使招臣等往见，然后始知二人皆受其册也。因以尺牍二度授臣，即所赍来书也。’”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六月，朝鲜谢恩使沈光彦等从明京师回国，“光彦进曰：‘（明）皇帝康宁，视事则依旧不为。且华察于三月差南京翰林而去云，故前所求皇华集不得亲传。且旧主事已，故留与新主事，俾传于华察矣。’”明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朝鲜谢恩使申点启日：“臣等所赍去《皇华集》全秩二件，黄洪宪付一卷，而山海关主事陈果被论去，提督主事张迓续以封王出使，未得给与。适左佐郎韩世能、提督员外姜镜愍我国之事，如请援、馈银等事，终始致力，出于诚恳。臣等无以为谢，以全秩一件、黄洪宪一卷、纸六卷赠韩世能，又以全秩一件赠姜镜矣。”
朝鲜使臣赴明国贸、个人购买的汉文图书遍及各个领域。文学方面，主要有中国文人的别集，以及戏剧、野史、传奇小说等稗官文学，范围相当广泛。“朝鲜王朝从明、清积极引入各种图书，其背景是国家政治的需要、‘好学君主’积极的图书政策、两班官僚和在野读书层的欲求等诸种因素的综合。”
三、朝鲜使臣在明朝文学交流的作用
朝鲜使臣带着多重使命赴明，在明朝进行了广泛的文学交流，从而使两国的外交带上了浓重的文学色彩。这些交流，其作用已经超出了文学层面的相互关系。
1.增进了双方的友谊
朝鲜使臣与明朝文士的文学交流是建立在相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相当的文学素养，也使他们之间具有一种相知相熟的挚友之感。
明朝文士作为使臣出使朝鲜时，就与朝鲜文士结下了友谊。有的朝鲜文士又作为使臣出使明朝，得以与老朋友再次相聚，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深化。熊化出使朝鲜时，李廷龟担任馆伴，二人初次相遇，便一见倾心，诗文相酬，相互推重。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廷龟出使明朝，此时熊化刚刚担任都御使，两人得以再次会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熊化“迎接月沙，极其敬礼，请月沙坐北壁，自坐南壁。……月沙以佩刀赠之，日：‘此乃吕虔刀也。’熊公爱而佩之，所赠者怀素亲笔千字文一轴、坡亲笔书一副。”二人自然延续了他们之间的诗文唱和，李廷龟赠熊化诗三首，熊化即回赠两首，李廷龟又酬唱两首。这使李廷龟的学生崔有海感叹说：“华人开心见诚，以文字结义者，未有如月沙、熊公之交际云。”
许筠与丘坦的交谊也具有典型性。许筠和丘坦的初次见面是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这年，明朝因册封皇太子派遣顾天峻、崔廷健出使朝鲜，丘坦担任这次使行的从事官。朝鲜方面，李好闵担任远接使，许筠则是从事官。许筠与丘坦相识后便成为挚友，丘坦在朝鲜期间二人有过频繁的交流。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许筠作为千秋使被派往明朝，当时丘坦担任辽东游击。老朋友再次相见分外高兴，丘坦邀请许筠做客，盛情款待。许筠和丘坦都是不拘小节的人，遇见故交是十分难得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就不拘于礼法而微服相见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许筠作为冬至兼陈奏副使出使明朝。许筠很想在这次使行中再次见到丘坦，但丘坦因事去了辽阳，二人不得相见。许筠回国渡过界河鸭绿江时，回想起上次和丘坦见面、赋诗相赠的情景，而这次却不能相见，不禁伤感不已。这次出使，许筠写下了《乙丙朝天录》，其中有《读李氏焚书》诗三首，记述了他和丘坦的交往，赞颂了丘坦如麒麟和凤凰一样的高尚品格。
文学是朝鲜使臣与明朝文士交往的媒介，唱和是双方加深友谊的有效方式。频繁的诗文唱酬，使朝鲜使臣与明朝文士的友谊得到升华，使双方成为交谊深厚的异国挚友。
2.解决了两国间的政治问题
在国与国的外交中，外交文书是沟通双方信息的重要工具。“朝鲜对明保持朝贡关系并执行事大外交，不言而喻，表笺、奏章等事大文书则成了传达意向的重要手段。”在朝贡制度下，朝鲜向明朝呈递官方文书，是朝鲜遣使朝贡的必备手续和前提条件。由于朱元璋认为朝鲜的表笺中有“轻侮之辞”，发生了扣留朝鲜使者、勒令朝鲜将撰写者押送南京发落等事情。由表笺问题带来的不愉快，使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不和谐。
“表笺事件”发生后，在朝鲜方面辩解无效、明朝并没有要权近赴明的情况下，熟悉明朝国情的权近自报与撰写表文有关，自愿申请赴明。权近是高丽末、朝鲜初期著名的儒学学者和诗人，长期在文翰任上，朝鲜的经国策要、外交文字多出自他之手。“初近入朝，帝赐对，知近有学识，命题赋诗二十四篇。……近应制为帝嘉赏，令从仕文渊阁，且赐御诗，盖宠之也。”朱元璋作御制诗三首、权近作应制诗二十四篇，从而使朝鲜文坛名宿与明朝开国皇帝有了一次为人称道的“诗赋相赠”。《静志居诗话》记载说：“阳村至京师，高皇帝优礼待之，赐衣赐食，爰命赋诗。阳村先之以本国废兴之由，道途经过之所，次之以本国离合之势，山河之胜，与夫邻境之情形，兼述东人感化之意，既成，精华炳蔚，音响铿锵。帝览之称叹，因命与刘公三吾、许公观、景公清、戴公德彝、张公信辈，偕南北市来宾、重译、鹤鸣、醉仙诸楼，帝又赐以御制三诗。”权近是多次出使明朝的朝鲜开国功臣，极富外交经验和文学才华。他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政治性的意愿，也表白了朝鲜的事大之诚，这让朱元璋“嘉叹不已”，从而赢得了朱元璋的好感。因表笺问题而满腹怒气的朱元璋，在权近作“应制诗”之后，消除了怒气，影响明朝与朝鲜关系的“表笺事件”，在权近的积极努力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权近和朱元璋‘赋诗相赠’，解决了两国间棘手的外交芥蒂，成为明、朝‘诗赋外交’的典范。”
明朝与朝鲜虽然关系相当友好，但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摩擦，以文学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诗赋外交成为解决双方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政治交往上的不足，取得了理想的外交效果，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彭国栋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故两国交往，必先声诗。亦合群之意也。至于感物兴咏，陈诗观风，又其次也。中韩两国，自唐代以后，即以诗达情。降及明清，使节之唱酬，骚人词客之赠答，关系两国交谊者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