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盼着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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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着过年，似乎是孩子们一年又一年最高兴的事儿。而我，都50岁的人啦，却也在盼，而且细细回想起来，从童年到现在，一直都盼着过年！

小时候过年，是盼着那童稚的欢乐。穿上一身儿小红袄儿绿棉裤，放上一挂震耳欲聋的鞭炮。让妈妈发上一盒火柴，留着放鞭炮用，接着跟伙伴儿们“踢球”去。迫不及待地山上山下地转，家家户户地串，给长辈拜年，口袋里装上只有几个钢G儿的压岁钱。又是为了吃上一顿一年都看不见、闻不着的猪肉炖粉条和大米白饭！

那时，没有像今天这样放炮没完没了，更没有闪光雷、花炮。腊月快结束了，爸爸赶上毛驴，从一个长了锈的铁茶盒里掏出10多块钱，到40公里外的河北省涞水县石亭村去赶集。来回两天时间，买回20多棵白菜、10多斤粉条、10多斤猪肉，再就是两挂200响的鞭炮和一响就蹿上天的“二踢脚”。这就是过年的年货啦！

对于我，什么都不关心，两眼盯着的就是那两挂鞭炮和“二踢脚”。往年爸爸买回鞭炮后不管放在哪儿，我都能找到，而且大年三十还不到就早放完了，让爸妈不高兴，有时还真的挨几下揍。到了除夕晚上只能听别人家放炮，自己躺在被窝里还真有点儿伤感。爸爸埋怨自己的儿子不会算计。

那时，谁家买来鞭炮很少拉鞭，整挂地放是一种奢侈。夜深了，爸爸又把鞭炮藏了起来。这次不同的是爸爸拿出一挂一个一个地拆开，一数整200个。爸爸说，你100个，我50个，你姐50个。你的100个这几天放，我和你姐的咱们三十晚上放，另外一挂初一早晨拉鞭。

可还不到三十晚上，拆开的我的那份儿鞭炮就放完了。除夕夜我两眼紧盯着窗外，老想着让天早点儿亮，两耳紧听山中那断断续续的鞭炮声一夜都不想睡，就为了早点把家中那一挂鞭炮放完。

后来慢慢长大了，才知道了年的概念，不过是旧岁新春轮回交替的标志，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儿童时代之所以充满神秘感，都仅为知识贫乏和家里太穷罢了。

从13岁那年起，我开始到离家30里路的六渡上初中，后又到离家60里的张坊上高中，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寄宿生活。那段时间里，年和家的概念几乎是一致的，是亲情、温暖和幸福的代名词，对年的盼望和着想家的泪梦里不知流过多少。每年的年假临近，我便倒计时地计算着回家的时间，归心似箭的感受体会得既深又切。回家过年的日子更是弥足珍贵，母亲总是把年货置办得特别丰厚，年糕、炸糕、油饼、豆腐各式各样，似乎想弥补我离家在外的所有缺失，对我格外地疼爱呵护。

我知道父母对儿子寄予的殷切期望，年假一过，我便背负着这厚厚的期望上路。父母亲把我们兄妹全都送进城里读书，他们所承受的生活之重，常使我心痛难言，每每我在疲惫、懈怠时，便警醒自己一定要努力奋争，否则如何面对辛劳的双亲，如何回家过年？

终于，我托起了橄榄绿的梦，迈进了公安大门，成为一名公安战士。母亲甚是欣慰，一再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争气的警察。不知不觉中，自己已在从警的道路上走过25年的历程，也已成为一名处级警官。年的脚步也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快，转眼间，儿子也到了当年我坐在门口等年的年龄，但总觉得现在的孩子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对年不再有自己儿时那种奢望和企盼。

现在过年，盼的是亲情，盼的是亲人的团聚。我家姐妹四个，姐姐在煤矿上班，两个妹妹一个在民政局工作，一个在私企打工。虽不富足，但都衣食无忧。那一年，最小的妹妹成家了，我们这个家庭由最早的6口人变成了15口。

按照惯例，每年过年都要在我家一聚，与母亲共享春节之乐。因为母亲一直在山上居住，入冬后才到山下生活。那一年春节，在姐妹们的欢声笑语中，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今后我们不能只在过年时欢聚，我们姐妹4个要一人张罗一个节日。

大姐负责端午节，要把粽子包好；大妹负责中秋节，要把月饼摆上餐桌；二妹负责阳历年，羊肉必备；我负责春节，从正月初一到十五的接待。话音刚落，不但姐妹们举手赞同，儿子和几个外甥也都举杯祝贺。

最高兴的还是妈妈，虽然平时喜欢清静的她不愿人多热闹，但看到儿孙们的欢乐劲儿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晃儿，这样过节已到了第6个年头儿，而且节日越过越有趣，越过人越多。不但我的朋友跟着凑热闹，姐妹们的同事也加入到了我们家过节的行列。

今年过年我想回老家山上过节。一是妈妈想回山上，儿孙们回家过节陪陪老人；二是回家路过十渡风景区，既让亲朋好友们领略一下十渡风光，也让孩子们看看大山，看看家乡的变化。

新修的六石公路风景如画，让人陶醉，2014年通往家乡的路被评为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伴随着公路的畅通，家里的变化大了，儿时的小土房变成了三合院，儿时赶着毛驴走的道儿，现在汽车都开进了家门口……

又一年新春将至，当年的气息丝丝缕缕逼近眼前时，总有一种牵动心弦的情愫，在心底微微轻颤……

我盼着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