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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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下放了

1989年，我就业了。

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为了让大学生锻炼，你们听说过讲师团吗？就是要下放。我赶上的这个还不是讲师团，我们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

但是，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带着户口，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这十几年间，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

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上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狗，但是我也绕不开它们，因为旁边是庄稼地，我就往里走，那个狗不停的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嘀咕了一句，“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把狗吓着，原来它也怕我，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从那以后我就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后，住在场院上，四间小屋，我们九个，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大家天天住在这里，开始在印刷厂干活。

这一干活，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见不着字，我们念了那么多书，这里是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那时候特别简单，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给滚子都成白的了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把它抡起来，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活多重啊。

第一个博士学位

其实我要跟你们讲，你们觉得今年就业很难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而我这份工作干了一年半。我到现在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人不要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啊，多不公平啊，怎么就我们赶上金融危机了？能改变现状吗？要迅速地接受下来，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价格是一般的五倍但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

我是学先秦的啊！我们一起还有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要不把这个活干了吧。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

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扬，不接地气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这不是说大话，真的是挺好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

我记得张金锁24，他媳妇25，我们都是同龄人。那时候，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特别香，带着我们一块儿吃。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从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我们开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了，拆、洗、晾，拍得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了。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了，永远有人给擦车。

享受生活

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享受生活。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过得乐和一点，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的在这里吗？

所以我们和大伙交朋友、玩儿，特别高兴。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记得黑灯瞎火的，第二天上午才发现煎鸡蛋放的是洗衣粉，而不是盐。但是也过来了。

我们当时拎的大砖头的录音机，我们那时候听崔健的摇滚，唱花房姑娘。我们有四间屋子，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女孩子住了两间房，把一间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叫我们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快乐而且从容。

直到今天，我都很惭愧地说，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段能够和草根阶层完成这样一种水融。那种时候，你觉得你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

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第三个阶段，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拿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比如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

我落笔写的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下班了，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在村里骑着，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浪，听的都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

写着写着你听场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逐渐人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把屋门打开，灯全关上，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场院上就一盏路灯，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小半个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

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我过得很田园，可以写书，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那个早春，周围还一片萧瑟，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儿，烟熏火燎，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刚刚在大陆发行，那时候没有CD，只有盒带，8块钱一盒，我身上就10块钱，我买了那盒盒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你会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

会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分。但一旦给你，就是情分。可能人家大姐给你熬一晚棒 粥只要是情分，就会感恩。如果没有这段日子，我们就这种日子，在大学里走下来，会觉得我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分，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唯独少了感恩。

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个19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非常喜欢。

（本文系于丹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