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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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散文”这一文体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92年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标志的。因此，文化散文的关键词有三个：20世纪90年代、余秋雨、文化苦旅。

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质疑或贬损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说他煽情、沦为文化消费品也好，说他不严谨、错误百出也好，说他虚伪、虚荣、投机也好，但有一个事实确凿无疑：《文化苦旅》对中国散文文体的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质疑和模仿也许成为过眼云烟，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以及因之而诞生的“文化散文”这一概念，一定会进入文学的史册。

如今，距离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散文热潮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散文写作波澜不惊的今天，回眸那场热潮，盘点继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创作实绩，重新审视文化散文，我们有了一个更为明晰和理性的认识。

文化散文不是一个大箩筐，不适合什么都往里边装。因为我们无论谈论文化散文还是写作文化散文，这一话题和文体的价值都基于两点：一是题材与表达模式。文化散文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写作方式。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强调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用自己的呼吸感受前人的呼吸，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所以说，将文化散文的边界无限泛化会导致文化散文自身价值的泛化，文化是个大词，我们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散文，事实上，人们对文化散文的认识一直也是限于此。文化散文并不等于学者散文，写文化散文的有学者也有非学者，学者写的散文并非都是文化散文。这一点必需澄清。

文化散文是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当下散文变得知性、智性，抒情退到一旁，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广泛市场，甚至仍是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二十多年前，余秋雨让文化散文“红”遍全中国，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风格”（情绪充沛、表达文雅）为国人补上了“历史文化”的课，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感染人，同时，人们也发现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为“精神营养品”，老少皆宜，滋补了人们贫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巨大的读者市场，吸引读者的还是那些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历史文化知识，文化散文仍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结合成为人们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亲切方式。

如今有多少人走在“文化散文”写作的道路上，我们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目前所见的写散文者，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过创作文化散文的经历。但是自余秋雨之后，又有多少人、多少作品脱颖而出，扬名文坛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夏坚勇的《淹没的辉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曾纪鑫的《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祝勇的《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朱以撒的《古典幽梦》、任蒙的《反读五千年》等等，这些都称得上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并没有超越当年的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原因也很简单，发现新大陆者比建设新大陆者名声更远，这就是开创、原创的力量。

大受写作者青睐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数量汗牛充栋，其水平也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写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灵魂的拷问，从中透出某种现实性的疼痛感，文字优雅大气、才华横溢;中品者深刻，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过程引人思索，叙述视野开阔，对某些历史文化事件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表达;下品者展示，把历史文化变成故事的演绎、知识的展示，作者沦为“文抄公”、“说书人”，语言也缺乏感染力，历史文化有了，文学没了。反观二十多年来文化散文的写作实绩，上品者不多，中品者有一些，下品者众多。

文化散文从出现到热潮再到逐渐归于平静，经历了自己该经历的命运，当年的新文体也成为旧文体了。任何一种文体都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种文体都是开放的文体，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终究会变成什么，只有时间才知道。

2014年3月，时隔22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重新出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删补，新增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的篇幅，对旧有文字也作了适当修订。旧版《文化苦旅》印了多少册已无法统计，一些读书的朋友表示，会买一本新版的《文化苦旅》来做纪念，毕竟这本书曾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

哲学是文明的点睛之笔

北宋时期，有一个名叫徐铉的人，以博学多才闻名于世。有一次，江南选派徐铉进京修贡例，朝廷要派一位陪同的押伴使。朝野上下文臣谋士都因没有徐铉的学问大，怕被耻笑而不敢前往陪行，宰相也委实感到有些棘手，于是，只得奏请宋太祖定夺。

赵匡胤深知徐铉的学问和为人，便传下圣旨，要殿前司呈上一份不识字的殿侍人名单。宋太祖看了一眼名单，用笔随便点了一个人，说：“此人可以。”众大臣一见，颇感惊讶，皇上怎么派一个如此愚笨的人去陪同满腹经纶的徐铉呢？

再说被点名陪伴徐铉的殿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糊里糊涂地派到江南。他陪伴徐铉上路后，从渡江开始，徐铉便妙语连珠，语惊四座，令同船的人叹服不已，惟独陪伴他的殿侍默不做声，除了点头应是，一言不发。徐铉好生奇怪，不知这人学问深浅，便又饶有兴趣地与他攀谈，卖弄自己的学问，满以为这样会使对方感到自惭形秽。谁知押伴使仍旧点头称是，既不发意见，也不回答问题。这样一连几天，徐铉见押伴使无从酬复，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倦意阵阵袭来，徐铉便好生没趣地沉默不语养起神来。

宋太祖以愚困智，封住了徐铉的口，折了他的傲气，使他乖乖地来到了京都。

这个故事揭示了“有差异才有和谐”的辩证法哲理。不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有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统一体，都是对立和同一的辩证统一。大千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这也是哲学在生活中一个很小而又有趣的折射。

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也就是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所谓灵魂，就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也就是指事物的本质。为什么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文明自身的客观要求、哲学的作用或职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把握哲学与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

所谓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愚昧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总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由落后走向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文明主要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所谓物质文明，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进步状态，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富裕程度。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且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本身。

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应当体现时代的精神实质。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总是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一定要反映该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哲学同其它各门学科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类知识的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只是客观世界某一局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规律性知识，而哲学则是从这些具体科学知识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知识。哲学能给人以智慧，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学习进步哲学能使人变成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文明的人。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这就意味着文明与哲学的本性是密切的，是有内在的联系的。

哲学是精神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整个精神文明的结晶。社会在一个个历史时代的更迭中曲折前进，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也随之沉浮，有时受到人们的重视，有时也为世人所鄙薄。然而，纵观历史，我们看到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这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的时代，在时代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过来又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精神文明这个“有机的结构”中，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受到其他社会意识的作用，又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哲学与精神文明其他成分的相互作用，往往出现不平衡以至脱节的现象。但是，真正的哲学本身是富有生命力的，它既为自己的发展不断开辟道路，又积极促进精神文明其他成分的发展，在二者由不平衡到平衡的相互交替中，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地，哲学作为一种学科或学说，它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们在没有进行哲学修养以前，他们的世界观往往带有自发性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而哲学则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它既不是对各种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是人们对于世界的各种思想、观点的机械凑合，而是按着一定的原则逻辑地连贯起来的理论体系，是理性思维的最高形式，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诚然，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涉及到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但哲学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现象。哲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状况决定着哲学的基本面貌;社会存在向前发展了，哲学理论也必须要发生变化。任何哲学体系或哲学原理，不管它多么抽象，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正确的或者歪曲的反映;哲学领域中所发生的任何一种变化，不管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找到它的根源。

有人认为，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不是文明，主要应该看它的哲学倾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唯物论和辩证法占主导方面，那就会有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文明;反之，如果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占主导方面，那就失去了科学世界观的正确指导，势必会走向我们所提倡的文明的反面，特别是精神文明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提倡文明，就是要克服或转变不文明的状态。就具体事物来说，确实有一个文明与否的问题。有人形象地说世界观是“总开关”，这是很深刻的比喻。而哲学恰恰是专门研究关于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的一门学问。哲学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表现形式上，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