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文化深层结构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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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文化可以“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来概括。前者是因为古人所说的“金陵帝王州”和南京多灾多难的兴衰史，后者则是因为南京在古代中国文化系统中一直持续的竞争与努力。对于南京，最可怕的不是“英雄割据”的冲突和残酷，也不是“文采风流”中的激情和怪诞，而是这两种激昂生命精神的同步消失。一旦没有了英雄割据的政治苦难，同时也没有了克服苦难的艺术创造，南京文化也就成为图书馆里的字纸，成为一种死掉的“文明”。
Abstract：The culture of Nanjing could be summarized in a sentence. “Though long torn apart by the warlord regimes, the literary grace and the untrammeled spirit of the City still remain so far.” The former sentence refers to a comment of ancient scholars, i.e., “Jinling (another name of Nanjing used in history) is a city of emperors” and the repeated history of disasters and prosperity while the latter means the persistence and efforts of Nanjing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For Nanjing, the most terrifying is neither the conflict & cruelty of the “separation caused by the warlord regimes” nor the enthusiasm and distinctions of the “literary grace and untrammeled spirit” but the simultaneous extinction of both of the energetic spirits of life. Without the political disaster of separation caused by the warlord regimes and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overcoming disasters, the culture of Nanjing will become the written papers in a library thus becoming a dead “civilization”.
Key words：Nanjing；Hangzhou；Urban Culture；Deep Structure；Post-Jinling Era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4-39（4）
1 南京城市文化性格：“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本义是写唐代著名画家曹霸，曹霸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人，曾因重摹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画像而名动京师，特别是曹霸以画马见长，杜甫的评价是“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但由于生活在完全不同于魏武扬鞭的年代，“于今为庶为青门”的他，多半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以至于最后只能沦落为替寻常路人作画，聊以显示一技之长或借以。
这是许多中国古代世家望族的命运密码。老子们出身草莽，揭竿而起，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或君临天下或割据一方，是所谓的“英雄割据”。但在儿孙辈，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手不释卷，原来纵横马上的英雄血统就逐渐退化为舞文弄墨的艺术生命。后者尽管可写出惊天动地之文或画出世上艺术绝品，其中隐约亦可见先祖的英风和壮魄，终究不可再叱咤风云。于是，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往往如曹霸一样陷入“穷途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的困顿。中国诗歌中一直有的“哀王孙”主题，皆因他们的命运与轮回易引人感慨乃至于唏嘘的缘故。其实，正如西方学者说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一样，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南京，可作如是观。
在有关城市起源的研究中，一种重要的说法是城市起源于军事防卫。因而，大凡一般比较重要的城市，多少都会与军事、战争相互牵连，更不必说北依长江天险、自古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了。而与一般城市往往因为一场战争就一蹶不振，不仅经济社会陷入全面的崩溃，曾经繁荣的城市生活与文化景观也沉入永寂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卷入政治、军事斗争漩涡，又一次次从战争灾难的深渊中获得新生的南京，最突出的城市文化性格正可以“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来概括。前者是古人所说的“金陵帝王州”和南京多灾多难的兴衰史，后者则是因为南京在古代中国文化系统中一直持续的竞争与努力。尽管南京由于命运不济，很难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但屡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大浮大沉，培养了它一种独特的性格与气质。就像哪些丧失掉优越政治、经济特权的“王孙”，尽管他们由于现实角逐的失败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内心世界却从未真正平静或淡泊下来，他们总是要选择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借以显示内心深处不肯轻易示人的隐秘痛苦与意愿。由于在现实中的所有出路已经阻断，所以那些现实中的新贵或无暇顾及、或由于自身素质而不可能顾及的文化领域，就成为昔日王孙们唯一的归宿和活动场所。屈原的赋、曹植的诗、朱耷的画，莫不如此。
表面上看，昔日王孙的一些破落与腐朽气息和心理的创痛与压抑不利于艺术创造，至于他们的文采为什么可以“风流”起来，可以希腊化时代的犬儒学派为例来说明。狄奥尼根的学说为什么被称为犬儒学派，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这样解释说：“他决心像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称为‘犬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像犬一样’。他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破罐子破摔”，由于在破落之前的辉煌和良好的教育，尽管狄奥尼根以犬儒自称，但其心地与行为却远非一般的“小人儒”所可相比，如罗素所说：“……尽人皆知，亚历山大怎样地拜访过他，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同时，“狄奥尼根的教导，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玩世不恭’（‘犬儒’）的东西”[1]。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在我看来，与其时代前后的正面人物（如宁愿选择死亡、不愿放弃信仰的苏格拉底）相比，狄奥尼根自然显得有些堕落或不够契合天地之正气，但由于他们天性中的高贵禀赋和良好的文化熏陶，他们即使想堕落也不可能堕落到哪里去，是他们能够在艺术天地中自由驰骋的根本原因。
这是南京给人一种大气、厚重、深奥的原因所在。在南京城市文化与南京人灵魂中那些最独特的东西，都可以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语境中去解读。笔者曾提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2]。而今看来，不独文学艺术，城市也是如此。
2 认识南京：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儒林外史》
《三国演义》中一个最突出的细节，是为后来无数文人所慷慨悲歌的赤壁之战，这是以南京为政治中心对北方和中原政治圈取得的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伟大胜利，并将南京固有的“英雄割据”话语演绎到一种辉煌的境界。《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当时那帮文人“制礼兴乐”的悲壮努力。与前者不同的是，由于代表着南京“文采风流”最后的散场，因而更多的是感伤甚至是充满了反讽的意味。这两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正好对应于古代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起点和终点。
“英雄割据”与“文采风流”是古代南京的起点与终点，也代表着它作为有机体的两种基本的内在力量，它们之间的冲突、对话与交融进程，在深层结构上决定了南京的历史命运。
在江南城市带中，南京是最政治化的一个，这是它屡次欲与北方想一争高下的原因。但每一次的努力与挣扎均以一部金陵痛史为终结。久而久之，就逐渐积淀出南京十分独特的城市性格与气质。
一方面，与江南城市相似，南京不断地经受着从文明中心到政治边缘的历史驱逐，但由于不同于普通江南城市的自然条件、城市规模与政治地位，使南京很难像杭州一样以“西湖虽好莫题诗”严格自律，这与它独特的政治资本有关。与杭州的“低眉顺眼”不同，南京从来就是那种不甘就范的“末路英雄”。这也有一些原因，首先是地理环境不同，杭州一马平川，大海阻断了东方的退路；南京不仅有长江天险，还有“虎踞龙盘”的防守条件，正如诸葛亮当年在清凉山感慨“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南京在自然地理条件上完全有可能雄霸江东半壁江山。其次，从城建史的角度看，南京一开始就是军事中心，大约在2500年前，吴王夫差以南京为作坊开始制造青铜兵器，称为“冶城”。大约在22年后，卧薪尝胆的勾践灭吴，继续于此制造兵器，改称“越城”。与杭州等江南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商业经济活动不同，南京则是以一种国家兵工厂的方式登上中国城市舞台的。再次，从城市文化上看，杭州的文化构成比较简单，越地一带的江南文化是其要素与核心内容；南京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要冲，其城市文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性远比普通江南城市突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李香君与苏小小的差别，两者尽管都是流落风尘的女子，但她们在政治态度与抱负上却截然相反。以普通市民为例，杭州人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堪为以细腻著称的江南文化精神的典范；南京人则素以“大萝卜”自况，“它的本义是说南京人的朴实与缺心眼，这与操着吴侬软语、做事认真细致的苏杭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们假想中像苏州评弹或者越剧《红楼梦》中那样的儿女温情，在南京文化中不仅不存在，甚至还是南京大萝卜们经常嘲笑的对象。”[3]
另一方面，与北方都城相似，南京不断遭到战争的考验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但由于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使它很难像北方都城一样沦为废墟，因而总是要与国家机器发生重要关联并一次次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以安史之乱对洛阳的破坏为例：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史乱军攻陷洛阳，直到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才由郭子仪率军收复。但由于乾元二年（759年）九节度使在相州的兵溃，洛阳遂又重新沦陷于史朝义的铁蹄下。万般无奈的肃宗，只得请求回纥出兵，并于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光复故都。几番兵燹之后，昔日繁华富庶的东京，据司马光对宝应元年十月的记载，已是“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资治通鉴》卷二二二）此外，战后的一些具体情况，也被唐代的韦应物、杜甫注意到了。这一年的秋冬之际，27岁的韦应物正好做洛阳丞，他十分感慨地写道：“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杜甫当时还流寓成都，面对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也写下了“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从这些诗句中，足以感受到战争对繁华都市的致命打击。战争在直接摧毁城市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抽空了它在文化发展上的动力。使原本“先进于礼乐”、文教发达的中原，逐渐丧失了文化上的创造力与领导权。特别是随着战乱中北方衣冠名士的大量南迁，出现了“中州老师存者无几”的局面，以至于明洪武二十年，由于北方名师缺乏导致生徒废学，政府不得不特地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4]与之相比，“因自然之利而采之，又加以勤俭，家遂致富”的江南地区，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这是南京在“英雄割据”中屡遭重创之后，仍能以漂亮的转身发散出“文采风流”的物质条件。
南京文化是在失败与屈辱的基础上生发的，因而其“文采风流”也不同于一般的“温室中的花朵”。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着眼，关于南京古代文化，很容易使人想到现代化前夜时期的德意志。罗素曾说：“德国哲学思想中的许多仿佛奇特的东西，反映出一个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剥夺了它那份当然势力的精悍民族的心境。”[5]对于南京也是如此，既不可能脱离政治中心太远，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它精悍的心境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参与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这给南京带来的是一种内涵更加复杂的城市精神与文化性格，总是多几分由于政治风云而积淀的苍凉与悲壮，同时也因此而多了一些超越于“吴侬软语”之上的厚重与大气。如南京人有一句最喜欢的口头禅叫“多大事”。所谓“多大事”，是说没什么大事，或者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由于这种历史积淀与灵魂深处的底气，与杭州的真快乐与真逍遥不同，在南京看似快乐、中庸、热闹的外观下，深藏的是一颗充满悲辛、孤傲、慨然之气甚至于绝望的灵魂。
而这些，会再一次使人们想到屈原的赋、曹植的诗、朱耷的画，还有《儒林外史》中那一番在大树飘零之际，希望重建中国礼乐文明的努力和挣扎。
3 “后金陵时代”的悲哀与无奈
经历了英雄割据与文采风流之后，南京就进入了“后金陵时代”。要深入理解今日南京的文化，我们不妨借助尼采关于“渎神的欧里庇德斯”的观点。在尼采关于希腊精神的研究与阐释中，他发现存在着更加不可救药的“第三要素”――即由“渎神的欧里庇德斯”所代表的反希腊精神。尼采说：“渎神的欧里庇德斯呵，……就像神话对你来说已经死去一样，音乐的天才对你来说同样已经死去。即使你贪婪地搜掠一切音乐之园，你也只能拿出一种伪造的冒牌的音乐。由于你遗弃了酒神，所以日神也遗弃了你；从他们的地盘上猎取全部热情并将之禁锢在你的疆域内吧，替你的主角们的台词磨砺好一种诡辩的辩证法吧――你的主角们仍然只有模仿的冒充的热情，只讲模仿的冒充的语言。”[6]引申言之，真正的希腊精神，不是消失在酒神和日神的激烈斗争中，相反正是在两者的激烈斗争和胶着状态中，才生产出荷马史诗、苏格拉底哲学以及索福克勒斯悲剧等希腊最高精神文化代表。
对于南京也是如此。可怕的不是“英雄割据”的冲突和残酷，也不是“文采风流”中的激情和怪诞，而是这两种激昂生命精神的同步消失。一旦没有了英雄割据的政治苦难，同时也没有了克服苦难的艺术创造，那么，南京文化也就成为图书馆里的字纸，成为一种死掉的“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早在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时，“后金陵时代”就已经流露出端倪：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闻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之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
吴敬梓在最后一回描绘的那幅惨淡的士人画面，实际上也是现代南京城市命运与气数的最好写照。以南京人最喜欢的《扬子晚报》为例，这是一张据说发行量曾超150万的市民报纸，看其内容，就知道南京的文化现状了。除了头版以最简要的文字报道一下国家大事，其他版面最喜欢登的多是“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蜚语，主要功能是供市民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如姐夫喝醉了钻小姨子的床，官员如何当场被捉，一个人用斧头劈柴因用力过猛砍伤了自己的眼，一个善良的姐姐终身不嫁只为照顾三个傻子弟弟。有时完全流于当代传奇与生活新闻，有时也充满了最古朴的道德说教与煽情，在叙事风格与价值观念上，则与上海的《新民晚报》越来越接近。这表明，今天南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已经相当充分地“海派化”，而离自己的“金陵王气”越来越远了。最重要的是城市精神与气质。几年前，一家媒体曾将南京选举为“中国最伤感的城市”。其主要说法在于：一是南京作为中国著名的亡国之都，是她今日的繁华和发展无论如何也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二是说南京是历史上饱经战争蹂躏的地区，现代史上的“南京大屠杀”更是强化了这一伤感气氛；三是预言南京永远不可能放下它沉重的历史包袱，只能像一个历史遗址安静地迎来送往。笔者曾把它称为“话语的阴谋”，因而它只是出于对中国城市排座次这种肤浅的新闻需要。而实际上，南京有什么伤感的呢？只要你到古老的夫子庙或现代化的新街口走一遭，听一听南京儿女那因爽直而显得粗鲁的大声议论与交谈，看一看南京人丰富的、快乐的充满诗意的日常生活节奏，就很难以与所谓的感伤氛围或忧伤话语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中山陵或雨花台，实际上也是南京人最喜欢去的游玩场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割据一方”的英雄们早已熟睡，“文采风流”的士子早已无语之后，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指望它还能再有什么真正的快乐与悲伤。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而这个城市文化重建的尴尬与难题，尽管可以说以南京最为典型，但实际上它所揭示的问题和矛盾又绝不是只限于南京这样的城市的。
参考文献：
[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94-295.
[2] 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2.
[3] 刘士林．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03.
[4]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707.
[5] [德]康德．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64.
[6]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