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媒体发出政府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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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自从他2003年5月出任新闻发言人以来,召开新闻会百余场,教育部的新闻制度3年来也迈出了三大步:2004年夯实量的基础,33场会成为了当年继外交部之后的召开会最多的部委。2005年质量并举,在类型上分为新闻会和记者招待会两种。2006年增加会新品种,举办定时定点的自主例行会,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来到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的办公室,第一个感觉就是进了“报纸堆儿”,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两三摞报纸,会客的茶几几乎被一尺多高的报纸全部覆盖,座椅后又靠墙堆了三四摞报纸,王旭明说:“我每天至少要花两个多小时读报纸。”除了报纸,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台电视机,这些都是为了他能够及时了解媒体动态、舆情热点,而下午对王旭明的采访也不断地被各种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问询所中断,有联系采访的,有询问口径的,还有让他帮助策划新闻的。王旭明对每一个电话的回复都耐心亲切,放下电话一边为打断我的采访而致歉,一边笑呵呵地说:“记者愿意找我,我能帮他们‘写新闻’。”
教师、记者、发言人
赵飞:从google上以“发言人王旭明”为关键词搜索到新闻近八万条,从一位机关干部到成为媒体关注的公众人物的转变,这些年来您有什么感受?
王旭明:这种转变是全方位的,我认为在成为发言人之前就应该做好准备。在前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大力推动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国新办对教育部的新闻工作和我个人的启发和帮助是很大的,这是大环境的准备。发言人最开始是作为“外宣”来强调的,其实对内宣传工作也应借助新闻制度,形成更大的推动力量。
但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远未成熟,比如制度尚未把发言人列到某个位置上去,没有提供必要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比如普通官员习惯的是对内沟通、对上级下级负责,但是发言人需要的是对公众对媒体负责;普通官员不需要太重视形象但是发言人总要比别人多准备几套西装,几条领带。在各种条件尚未完善的环境下,普通官员到公众人物的转变是比较难的。
我在中学做了7年老师,又到中国教育报做了7年记者,破格提拔为副高后被调到教育部做了5年的新闻处处长,这19年的经历为我做发言人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完成这个转变最厚实的基础。我觉得要想成功转变职能和角色,发言人的培训重要,发言人的选拔则更重要。
发言人应该职业化
赵飞:您认为选拔发言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呢?美国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都是记者出身,而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官员出身。下一步新闻发言人是否必须专业化和职业化,做到与国际接轨呢?
王旭明:除了最好有新闻从业经历以外,最重要的条件是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政府机关有时候衡量一个人进步的标志是能否升官,“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这是体制下的官员病,下级服从上级是安全的,于是导致了“不说、不愿说、不敢说”。
因为我国的这种政治气候还未形成,西方发言人是一种职业化的选择,而我们不是。发言人要承受“挫折、打击”,说错了,甚至没说错都可能被认为错了,这是来自公众、媒体以及政府系统内的多重压力。如果职业化了,我们评判发言人的标准就可以转变为“是否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传达政策,科学、理性、站在时代前沿,扭转落后陈旧的观念,感情真挚的表达对职业的敬意”。目前我给我的表现打60分,刚刚及格,但是我们部门的领导对我总是鼓励。我在教育部召开新闻会就没有心理负担,因为即使说错了,我们的领导也是会鼓励地说“没关系”,“别怕”。
赵飞:您认为我国的发言人制度需要怎样去完善?
王旭明:第一,作为一个完善的制度,我们还需要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比如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外宣与内宣的关系等,还有新闻发言人的选拔与培养问题。第二,国家正在推广建立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缺少对发言人级别、责任、义务、经费等的细化规定。第三,制度化的发言人应该加快职业化步伐,因为发言人不同于一般的领导岗位,他有独特的职业素养要求。职业的发言人不仅可以在本部门任职,还可以选择到其他政府部门、媒体、企业去供职。
宁说无可奉告,也决不胡说撒谎
赵飞:在新闻发言人培训上有专家告诫发言人“讲真话也要掌握技巧”,您做了这么久发言人对此是否深有体会?
王旭明:发言人必须讲真话,讲良心,有些暂且不适宜公开对外讲的,我宁愿说无可奉告或尚未得到授权,也决不胡说,决不说假话。而讲究技巧也是应该的,比如2004年我组织了33场新闻会,基本上我是担任主持人的角色,为了使会达到最佳的现场效果,我非常注意会“起、承、转、合”的艺术。我这几年的准则是:第一,切忌照本宣科,是新闻而非文件宣读。我自认为我主持的百余场新闻会没一个是“宣读”的。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做两个工作:“熟悉”和“转化”,既要理解透彻将要的文件内容并烂熟于心,又要用自己的语言、新闻的语言进行表述。第二,会上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不超过五分钟,尽量简短。
比如有记者问到教育产业化问题,我阐述了政府对教育产业化的态度――“教育产业化是国家的灭顶之灾”,“我们要让这种歪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语言在文件里是没有的。
赵飞: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发言人,他是不是应该比记者还要有新闻敏感?
王旭明:我很同意你这个观点。政策要想传递出去,扩大影响，非常需要媒体大量报道,有时候甚至可以通过媒体炒作的形式。在会上,在我说出某些话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记者会炒作这些话,甚至已经预料到第二天的报纸标题、直接引语会是什么。
比如,中央政府已经拿出几百亿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教育部召开会多次把“国家对贫困学生进行辅助的政策”作为重点进行,但是媒体没兴趣报道。于是,我在会开场白的结尾处对媒体报道选择的偏颇“怒了”一次。原话是这样的“现在社会上非常关心困难孩子上学的问题,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愤怒指责的,也有同情可怜的等等,但我觉得都不够,实际上中央政府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几百个亿资助这些孩子,包括建立了奖、减、贷、助、免等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对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宣传得还不够,我最近还是看到很多舆论呼吁对穷孩子怎么帮,希望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某个电视台还在进行这方面的活动。我认为,对这种现象如果说浅了是无知,说深了则是对国家重大政策的漠视,国家出台这样大的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是一批,在这样的政策下受惠的也是一批。我想了半天,从报纸上很难找到哪一个典型例子是通过国家助学体系成长起来的,但是随时可以看到通过社会捐助而受惠的学生。我的本意是希望媒体关注国家对贫困生的政策,但是记者在报道时却变成了负面报道,但是也算是把国家关注贫困学生的政策信息传递出去了。
现在媒体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商业化对媒体的影响更厉害。作为掌握公共资源的强势媒体可以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播出企业赞助贫困生上学的新闻,但是不肯花十分钟播出中央贫困助学的政策,这怎么能满足广大老百姓的知情权?媒体到底应该关注什么?应该说什么话?媒体是公众的,是全民的,应该报道关系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新闻,而不是花大量精力去报道“超女”。我看到不少媒体在愤愤指责现在一些选秀活动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利,甚至被选上秀的孩子家长,都痛心疾首,悔不该指导孩子走上这样一条路。这样的事情,尽管人们都在埋怨着,但是各级各类电视台对选星选秀这类活动乐此不疲。中央财政拿出来1800万来支持高雅艺术进校园,我们为此专门举行了新闻会,却是很少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如果是商业电视台搞这些没问题,但是很多是占据公共资源的电视台,现在政府是弱势的一方,政府的声音传不出来,这会弱化政府的执政能力。
赵飞: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不好当,你如何面对媒体压力?
王旭明:首先选择了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就意味着要面对公众,包括媒体,所以要有充分的思想心理准备,即使我们之间曾经有误解、曲解、不理解,但是我至今仍然坚持把记者当朋友不动摇,因为我相信他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当然,我首先也要出言谨慎,我要记住发言人是代表政府机构的,不像个人可以随意说。如果媒体歪曲了,我会利用其他采访、会或者网络访谈等传播机会做正面解释,但是决不为自己辩解,继续从正面阐释重要的政策。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