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五台山传戒改革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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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以来，为改变滥传戒法的现状，佛教界逐渐加强传戒的管理，力求提高僧众的身份与形象。能海上师积极顺应时代，契理契机地借鉴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律学传统，在五台山两次推行传戒改革活动，作为现当代汉传佛教传戒的规范化、制度化的一条路线、一种有益尝试，其成效虽然有限，却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能海上师;传戒;改革;佛教;现当代

能海上师（1886-1967），俗姓龚，四川绵竹人，早年习儒，后入四川讲武堂接受军事教育，毕业后服务于军队，与杨森同时，于则为前辈，曾官至团长。因机缘得遇张克诚，从其学佛，得窥佛学堂奥。1924年礼佛源和尚剃度出家，继而依贯一和尚受具。能海于1928年只身入藏，修学7年（或云8年），精通显密诸法，学成后返回内地，主要在四川、山西、北京、上海、武汉各地弘扬密法。上海佛学书局整理其生平著述为《能海上师全集》五册出版。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上师曾在五台山进行两次颇具意义的传戒改革活动。兹以现当代中国佛教传戒改革为背景，略论能海上师五台山传戒改革及其在现当代佛教传戒规范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与历史意义。

一、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两次传戒改革

笔者曾指出，明清以来主持佛教传戒事宜的主要是律宗、禅宗两大授戒法系，但不论是属于律宗授戒法系之一的宝华山系还是属于禅宗授戒法系之一的鼓山涌泉寺法系，他们的传戒活动都是流于形式，受戒的戒子事前不予准备，事后又不加以培养，临时又潦草塞责，中国佛教滥传戒法之弊已成众矢之的。弘一法师在泉州讲律之时曾感慨说：“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不是容易的事！如此，怎样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既没有能授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1]94虚云禅师也将佛教的衰颓归因于戒法的失范，他说：“法运秋晚，魔强难支，戒行不严，道风不振，察其原因，盖由滥设戒坛之过咎。”[2]200印顺法师则回顾自己1930年10月于宁波天童寺受戒的情况说：“这样，来受戒的没有不合格的，原则上人人上榜，那又何必考问？有形式而没有实际意义，在受戒过程中，没有比这更无意义了！”[3]96

民国以来虽然有很多高僧大德提倡戒法改革，但古农居士认为大都是“漫不经心，将错就错。间有一二于传戒后设备学戒堂者，亦复以演习唱念为事，注意于律藏之研究者，且不可得。”[4]348故而能海上师在五台山传戒改革备受瞩目。

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第一次传戒被誉为“如法传戒之第一声”。[4]349 此次传戒地点是五台山普济寺，又称普济茅蓬。据《清凉山志》卷二：“华严谷，亦名北山寺。明成化间，澄孤月禅行闻于代王成炼，始建寺，今为代王香火。”[5]54又据尘空《五台山广济茅蓬之过去与现在》，普济寺又名护国碧山普济禅寺，位于华严谷之南，明孤月灯禅师（按《清凉山志》应为“孤月澄禅师”）于此大弘法化。清初蕴证如璧禅师中兴此寺，清季颓败，民初得乘参、恒修二师改为十方丛林。1936年四月初四日文殊圣诞日，由普济寺广慧和尚及诸方大众推举，能海上师就任该寺住持。

能海上师担任住持之后就致力于寺院的修学作风建设，对外募缘诸事仍然由广慧和尚负责。其的《传戒通告》内容如下：

一、从民国二十六年起，每年春秋二季，定例传授沙弥、比丘、菩萨等戒;

二、春季于夏历二月十五日起，演习威仪，至四月初四日圆满。秋季八月初四日起，演习威仪，至九月十九日圆满。诸新戒人，听其周年随时入沙弥堂，预习沙弥律仪，至时给戒。

三、戒额现定比丘四十八名。设春期人数有多，留待秋期与戒。秋期人数有多，留待次年春期与戒。

四、自备三衣钵具（须自备价，由本堂代制，以期一律，若实无力者，常住能酌量帮助）。

五、得戒以后，要依律制，五年在堂学律。第一年中，无论何事，不得请假出学戒堂。

六、若有他处得戒之比丘，欲入本寺戒堂学律者，听其随时入堂学习（本堂有五特点：教师才多，教法周密，注重行持，兼通定慧，书籍完备）。

七、若有沙弥，年在十二岁以上，欲送入本寺沙弥堂学习者，听其随时由师保引送入堂（此中除教授沙弥律仪外，兼教诸派法相因明等学，注重行持，管理尚严）。

八、尼众受戒，筹备未周，暂缓。其余事项，悉遵律制，不另详。[6]349

从通告来看，正如古农所言有“如法之优点凡四” [4]349：第一，慎始，利于初学，入堂之前先行准备;第二，无滥，授戒人数配有定额，不至于泛滥;第三，遵佛制，受戒以后五年学律，乃是佛制，汉地早已无人遵行;第四，广学，除佛教律仪之外，也教授社会普通文化知识。因此，古农甚至断言：

极希望顶顶大名之宝华山律祖门庭，赶快相应而起，毋令广济专美于前。再于四川广东两地，择两丛林，开设同样之传戒学堂。其余丛林，但设学戒堂，令已受戒而未学习者补习之。如是继续行去，五年之后，佛教必能大放光明于吾国也。[4]

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第二次传戒改革乃是1955年受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委托在吉祥寺“试行传戒”。吉祥寺，据《清凉山志》卷二云：

吉祥寺，即清凉桥，在南麓。思昙和尚重建。历四世，而至离尘和尚，不剃度，不分爨，不私蓄，不别众，凡有作务，以身先之，故内外诸省，皆知有清凉桥丛林者，代不乏人尔。[5]59

此中思昙和尚是律宗千华系的正宗传人，嗣法于京都瑞应寺性证律师，离尘是思昙传人，亦属律宗千华系法脉，足见吉祥寺有着深厚的律学传统。从当时刊发的《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传比丘戒规约》来看，此次试行传戒与普济寺略有不同，如年龄方面，要求“二十以上，六十岁以下”，而且就算是合格之人，也必须“先在寺中苦行一年，由共住众僧观察决定是否与戒”。相同的主要是受戒之后必须五年学戒，但要求更为严格，五年之中不可以请假。[7]90

二、现当代五台山传戒改革之意义

关于解放初期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传戒改革，尘空法师在其《关于五台山传戒的感想》一文中指出此次传戒的重要性说：

解放以来，大家都盼望新的制度，闻中国佛教协会曾委托能海法师在吉祥律寺作律学的研究，此次据说是‘试行传戒’，那么，当然是采用新制度，此种新制度，是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它将为今后中国佛教传戒起着领导和改进的作用，它必须是如法如律又能适时契机的。否则行之不远，传之不久，别家另起，各行其是。所以此次试行传戒的影响和责任异常重大，是值得特别慎重的。[8]90

实际上，能海上师五台山的两次传戒改革实践远谈不上轰轰烈烈，毕竟这只是民国以来风起云涌的传戒改革浪潮中未必显眼的一股支流，但颇具代表意义。各派的传戒改革，在整顿传戒以求挽救佛教衰颓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只是改革的方向和方法上有所差别。笔者以为，民国以来的佛教传戒改革主要有四大方向，即：

1. 恢复古法传戒：以弘一大师一系为代表。弘一法师的戒法革新理念是“恢复古法”：“我们应知道：现在所流通之传戒正范，非是完美之书，何况更随便增减，所以必须今后恢复古法乃可;此皆你们的责任，我甚希望大家共同勉励进行！”[1]88为此，他还根据律宗祖师旧著加以校订流通《剃头仪式》等书，并说：“自灵芝律师后，失传约七八百年，今为删订此本，昨已集数师在此演过，此卷由妙莲师缮赠，将来发心出家者，令依此授之，如未明了，请寿山师等指导，当可如法也。”[9]241弘一大师的传戒改革除影响于福建、浙江部分地区外，北京等地区也深受影响。据《现代僧伽》载《北平整顿传戒》要闻，当时北平佛教会就曾邀请弘一大师北来整顿律制。[10]270他遵循的是明末q益大师为代表的“革新授戒法系”的意见，主张恢复古法授戒，重在四分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并将其付诸实践。

2. 正依宝华山系：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虚云和圆瑛二大师。他们要求改革禅宗丛林中流行的各种授戒法，回归宝华山传戒正范，重在对《三坛传戒正范》的弘扬。两位大师都曾经在禅宗授戒法系的祖庭――福州鼓山涌泉寺进行传戒改革。虚云住持鼓山并着手进行鼓山戒法改革的时间是在民国十八、十九年左右。民国十九年（1930）虚云禅师重订鼓山涌泉寺安单规则，在《鼓山涌泉寺重订安单规则（并序）》中他提出“议每年传戒，自三月初十日起，至四月初十日圆满，于期内专律仪，广明止持作犯，以基三乘，庶获实益（细备仪范另订）。”[11]38 1937年，圆瑛辞去天童寺住持就任鼓山涌泉寺住持。《年谱》提及，1937年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大师六十大寿传千佛寿戒。[12]137据圆瑛法师《鼓山涌泉禅寺千佛大戒同戒录序》所言：“本山为闽中首刹，禅教律净，四宗并行，每年夏季开坛传戒。圆瑛亦本山戒子之一，光绪二十三年在山求戒，为时七日，便毕三坛，觉戒相之繁多，竟仓皇而授受，徒具登坛名字，遂称得戒比丘。心焉伤之，即发宏愿，他日机缘相凑，自当展长戒期。”[13]99他将鼓山传统戒期延长为53天。此外，太虚大师也可以归于此。虽然他对于现行律宗戒法表示不满，但依然强调律宗或律师传戒的正统性。他坚持认为，传戒必须慎重，“宗既非宗，律又非律，谤大般若，疑误后学，三涂剧报，何由得免？”[14]131也就是说，他坚持律宗传戒的规范，反对禅师、法师及非律宗寺院参与传戒活动。

3. 学习南传佛教：慈航法师的传戒改革则是侧重于效法南传佛教律仪，他从印度、缅甸回国后，太虚大师曾嘱托他在南京郊外的护国寺召集五六僧人，专持小乘戒律即手不持钱、过午不食等，且托钵乞食，并指定了福建的宏宣法师、河北的法航法师为其左右伴侣，可是后来此事不了了之。[15]269

4. 效法藏传佛教：能海上师在五台山的传戒改革就是此中的代表。藏传佛教中以宗喀巴大师为代表的格鲁派主张返回素朴和梵行的观点，认为声闻律仪是大乘菩萨律仪的基础，也是秘密金刚乘律仪的共轨。[16]14能海上师在五台山两次传戒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从其修学背景及其在成都近慈寺传戒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深受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影响。温金玉先生曾言：“法师创建道场，总是首先讲授戒律（戒学），其次讲《定道资粮》（定学），然后再讲《菩提道次第科颂》（慧学）。”[17]29藏传佛教特别是黄教对戒律的重视使其深受影响，他曾说：“吾额鲁巴教派（格鲁派）过去在藏地所以特盛者，皆由严持别解脱戒及如法羯磨故，盖此为正法久住之本。”[17]32因此，能海上师于深入研究传统四分律经典著作之外从藏传佛教律学中汲取养分也是必然的，这也是能海上师五台山传戒改革的意义所在。

总之，民国以来为改变滥传戒法的现状，佛教界逐渐加强传戒的管理，力求提高僧众的身份与形象。能海上师积极顺应时代，契理契机地借鉴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律学传统在五台山推行传戒改革活动，作为现当代汉传佛教传戒的规范化、制度化的一条路线、一种有益尝试，其成效虽然有限，但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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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传戒通告 //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9册）[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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