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的转向:科学哲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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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哲学最初是基于“科学逻辑”的定位来探讨科学知识的构成、辩护方式及界限等问题，而库恩改变了整个科学哲学的面貌。后来者正是沿着库恩开创的进路，一改以往对科学进行元层次研究的传统，转而从不同的维度来考察科学，从而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如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政治学研究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等。其实，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目前均可囊括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标题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论的“后学科”视角和“描述性”立场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思路的局限，而且为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开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了广阔的前景。
一、“正统”科学哲学的转向
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搞清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起点、发展动力及其进程、科学知识真伪的判断标准等问题。对此，我们看到，传统科学哲学的实际工作基本局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其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通常被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
不过，如果经过一番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要么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认为“科学的特征就是理论和数据间的形式关系”，要么是从内部以及规范性的理性视角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概念，即“科学是一种规范的行为”，并由此得出“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t)的科学观。换言之，那种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无非就是一种把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副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和政治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认识的局限性，即科学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理性知识。科学活动说到底是一项社会的公共性事业，它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若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的科学哲学流派提出的挑战，科学哲学被分割为不同问题的哲学，传统普遍主义的元方法论的缺陷也由此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了元方法论的失败。实践表明，“正统的”元方法论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实际上，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还是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它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对科学的划界。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缺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太过理想化，与事实不符。正是在这样的进路之下，传统科学哲学观及其方法论遭到了当代科学哲学家的强烈质疑，学者们进而探求研究科学的新进路。
二、科学论的重组与超越
大科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和政治化，传统科学哲学之所以成问题就在于它无视这一显著的特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将认识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联系起来成为科学哲学的主要课题。在这方面，托马斯·库恩无疑是先驱者。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库恩提出了其革命性的思想：“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产品的逻辑结构”，从理性角度把“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境”(contextof justification)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发现”与“辩护”之间应该没有鸿沟。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实际上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谈论知识，这样的做法已经过时。与传统科学哲学致力于科学的逻辑分析不同，库恩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科学的逻辑和经验基础，而是致力于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研究。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科学的历程，更要关注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制约作用的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来呈现“科学当时的完整历史”，从而解释科学的本质和特征，这即是库恩所主张的“解释学转向”(hermeneutlcs)。这样，不仅传统科学哲学元方法论的思维方式被库恩抛弃了，而且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在hps中，科学哲学的工作必须充分倾听历史并与其紧密结合，而不是对科学进行非历史的逻辑重构。
库恩“解释学转向”可归结为一种“情境化”策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70年代前后，几乎每个科学社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库恩的直接影响，“库恩的功绩在于给以地方性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实践留出了空间，……他深深地影响了后续者对科学、技术的思考方式。”因而，在库恩“解释学转向”之后，社会理论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革命。最终，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纲领取代了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科学的社会研究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被称为“社会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境化和地方化，其特点在于从规范走向描述，并通过情境化策略来重构或解决科学哲学的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情境化，才能有效地把知识的内容与其社会、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才能把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认识内容”重新解救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经过库恩的“解释学转向”与“社会研究的转向”，科学哲学通过分化与重组彻底改变了自身“科学逻辑”的定位。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论视角—科学论。事实上，这种“科学论”正是一种汲取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转向的研究成果的“三位一体”式的新的研究进路。
可以说，在库恩之后，科学论有两条主要的研究进路：一是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mdief science)；二是
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css)。这两者的交织呈现了科学论独特的研究趋向。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中。在70年代，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从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中汲取灵感，主张“把社会历史的方法应用到现代科学进步的重要事件中，以便对这些事件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特别丰富的记载。”到80年代中期，ssk的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法国，以卡龙、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利用有关民族方法论、反身性和行动者网络的研究，对ssk“强纲领”、宏观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大多数所谓的科学的社会研究主要是社会外在论者的研究，甚至是社会学科学主义的变种，它们并没有重视科学知识自身的情况。
1992年，皮克林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再一次把“反思性”问题提到了首位，把“社会”看作实践与文化“反思”的对象，而不再是终极的、无批判的实在。随着一种新的“反思性研究”的崛起，科学的社会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劳斯就把这种新的“反思性研究”定位为“科学的文化研究”。我们看到，css抵制任何用特权的话语方式来实现科学的殖民化，它在认识论和社会研究方法上都贯彻了反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的立场。可以说，css实际上就是把科学看作是文化群系(formations)，认为我们对科学的考察，其实是科学对自身的文化意识，包括自身的认识论意义、政治关系的反思。因而，其研究者的典型做法是“在历史特定性和本土化的物质环境中揭示[科学知识】意义的产生或呈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我们知道，新近科学论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库恩所开辟的将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进路。然而，从学理上说，这种科学论的方法论立场还可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所创立的新型哲学。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中，维氏完全放弃了前期那种视逻辑分析为哲学主要任务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抛弃了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逻辑结构的理想，转而考察日常语言的用法，并提出了“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等核心概念，进而主张“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事实上，维氏利用这些概念重构了一种具有批判色彩的新哲学。在这里，“本质”概念为“家族相似性”概念所取代，传统的世界观与认识论规范为精心地描述特定的“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所取代。
尽管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反本质主义的思想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维氏所创立的这种只对过程作具体的描述而不想给出一般解释的新型哲学，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及规范化的研究进路，这无疑动摇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并给现代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关键性的变革。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哲学的真正遗产不在于某些确定的结论，而在于对问题的一种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这就为当今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当今几乎所有的文化热点问题，包括一体化与多元主义、局域性与普遍有效性的科学等问题都能得到妥帖的讨论与处理。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所建立的这个研究平台意味着哲学的自我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库恩“解释学转向”相互融合，共同为科学论的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科学论：描述的抑或规范的?
可以说，库恩是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分水岭，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的逻辑”的定位，进而使“说明的”科学哲学进入到了“解释学”的科学论阶段。后续科学论者沿着库恩开创的研究进路，一改以往对科学进行元层次研究的传统，开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维度来考察科学，“这里有一种自然的趋势，即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试图从独特的学科视角来考察科学，并详细说明其在本学科领域中的显见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察科学活动时，尽管这些学科各自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进路，但要在它们之间截然地划分边界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些学科兼容并蓄地存在着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科学论决不是各个学科的简单集合，而是一种研究理念的转变。
其实，“科学论”与其说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甚至是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如说是一个“后学科”(或“超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一个试图打破学科
边界的概念，而且它的研究始终试图消除各学科之间的门户。再进一步说，科学论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方法论和单一的视角，因为它常常是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是文化学、政治学、修辞学、人类学等更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论对科学的考察是哲学的、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甚至还是政治学的，它更详细地解释了跨学科间的交叉讨论。
不可否认，“科学论”是建立在反学科建制化的基础上的，并具有反思性，因而人们很难一下子就把握住这个领域的特性。美国人类学家赫斯就曾表明：“我还很好地记得，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进入这个领域时就感到这个领域对于新来者来说是非常混乱的，它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名称都没有。”不过，只要把握住了科学论的“后学科”视角，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科学论的研究进路与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之间具有较大的争议，即考察科学知识的外部视点与内部视点之争、描述性方法与规范性方法之争，但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新近科学论提供了一系列概念性的工具，以更加复杂的方式来思考科学以及技术的专业知识。”
在方法论上，科学论并没有不简单地追随传统哲学从内部展开的对科学知识进行规范性研究的目的及方法论立场，然后听之任之。相反，它把自己定位于与传统哲学发生冲突的竞争位置上，甚至感到有责任明确否定为规范计划提供基础的传统哲学的论题。正是通过这一否定性的举措，新近科学论者接受了一个明确的哲学任务，即科学论的方法论立场要超越传统规范化研究的束缚。事实上，这是进一步张扬了维氏后期那种只对过程作具体描述而不想给出规范性解释的“描述性”立场。总之，科学论认为，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从一种非评价性的视角，把自己局限在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中，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了什么，而不是阐明人们应该相信的事物的结构。
四、结语
不可否认，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在方法论上引发了哲学界的担忧：科学论还算得上是一种哲学吗?一种纯描述而不具有规范意义的理论是否会像罗蒂那样宣告了哲学的终结呢?即便它仍称得上是哲学，它对于现实的科学事业来说又能起什么样作用呢?无论其动机如何，这样的担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要不然，诸如科学论这样的新生事物将永远被排斥在哲学的大门之外。
从逻辑经验主义肇始的科学哲学逐渐走向与各种编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科学史的相互融合，再走向成熟的科学社会学以及以“后现代”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批判，科学论的转向随之出现。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和科学论自身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科学论是科学哲学自我分化与重组的结果。当今科学哲学已被划分为不同问题的哲学，哲学家已经无法像传统研究那样可以找到某种奠基性的普遍方法，或者说是元方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元方法论的失败，科学论才应运而生。它扬弃了为普遍性科学寻求统一基础、方法与边界的努力，转而选择具体地考察并呈现各门科学的具体构成和有效性的研究进路。
循此进路。我们就发现，新近科学论是“一个有活力的理智领域，它充满着新奇的研究和观念”。进一步说，正是由于新近科学论以不同的立场看待科学，对“科学是什么?”的回答从潜在的预设变成了经验现象的明确表述。科学的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甚至是政治学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无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一维走向多维。从片面走向全面，从表层走向深层，进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认识论。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科学论的“描述性”立场似乎是趋向“非哲学化”的，但这种“非哲学化”并非是要把哲学取消，而是想终结哲学原有的使命，并赋予其新的更艰巨的使命，并且以前所未有的角度和一种新的方式，对原有的哲学问题加以重新解释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此外，科学论的转向还拓展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开辟了研究科学的新进路，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知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出了新一轮的问题：如何看待科学论外部视点和描述性立场?如何看待新近科学论相对论的倾向?等等。事实上，科学论的研究风格、学术理念、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性及其相对论倾向，也正是持传统科学观的众多学者抵制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因而，如何避免其滑向极端的相对论或许是科学论下一步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样才能使科学论走得更远。而不至于被排斥在科学哲学的大门之外。可以说，当我们思考并试图回答这些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发现科学哲学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而这些新趋势必定会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一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