秭归索门头:湮没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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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险峻闻名于世的长江西陵峡并非全然是峭壁险滩，其西侧的香溪宽谷地区，江面宽阔，地势比较平缓，是三峡地区古今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之一，古代文化遗址分布比较密集。

香溪宽谷：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

东门头遗址位于香溪宽谷东端的长江南岸，其西北距秭归县城约三公里，东北距香溪镇约一公里，面积约25万平方米。它北临长江，南依高山，西隔一条南北向冲沟，属于典型的长江三峡缓坡山地遗址，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遗址进行勘探、测绘与发掘，根据遗址的自然地貌犄点，将其目西向东分为A、B、C、D四个区域。实际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陶、瓷、铜、铁等珍贵文物干余件，基本上明确了东门头遗址的文化风貌、特征及城址的总体布局。

“太阳人’：七千年前石刻

遗址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于城背溪文化时期、年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分布在D区。该区临江部分多被雨水冲毁，地表所见城背溪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鬲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15米。

城背溪文化时期的文化层多，被破坏，仅发现少量烧烤蚌壳、鱼类的活动遗迹。其遗物集中出土于黄沙土层下，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火候低，易破碎，多饰绳纹和刻划纹。器物多釜、罐、钵、支座及少量的锥足鼎。石器制作粗糙，刃部一般磨制，器身则多琢痕，主要有斧、锛、砺石类。另有少量的骨器、蚌饰及大量的鱼骨等动物骨骼。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此发现的一件造型古朴的“太阳人”石刻。该石刻为长条形灰色砂岩，长105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表面平整，两侧打制规则，背面凹凸不平。在它的表面上端琢刻一光芒四射的太阳，中部阴刻一细长简练的男性，其脸面清晰，身躯四肢写意，男根写真。另在此男性腰部两侧分别雕刻两个好似星辰的圆形体。

整个图案浑然一体，形象生动。尽管缺乏“太阳人’石刻的层位学依据，但从其造型特征及附着物等因素分析，它的年代可归于城背溪文化时期。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太阳人”石刻，对研究当时的宗教、义化、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的文化遗存分布在C区，保存面积约300平方米。除文化层外，发现有三峡地区比较罕见的袋形坑。出土遗物比较丰富，除了大量的鱼骨、兽骨外，陶器以夹砂褐陶和泥质灰褐陶为主，多饰绳纹、凹旋纹，有少量的方格纹、S纹、贝纹，器类主要为釜、豆、缸、盆等，特征与宜昌三斗坪、中堡岛、秭归王家坝等到遗址的商代遗物相似。

汉至明清，叠压的古城遗址

汉至六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比较零散，似有一定的布局。在遗址的D区发现数座烧制板瓦、筒瓦的陶窑和方坑。陶窑均残，平面呈长方形。残存窑室、火道、烟道、火膛、瓦砾等，可能是当时的窑场。

在遗址的C区发现一批长方形土坑坚穴墓，皆单人葬，随葬灰陶绳纹罐，可能是当时的墓葬区。在遗址的A区和B区发现零星的灰坑、文化层，遗物多为罐、盆等，则可能为当时的主要生活区。

唐代的文化遗存比较少见，仅在C区发现―座残石室墓，人骨零乱，随葬品有瓷碗、钵、罐、铜钱等。

宋代及其后城址的勘探与发掘是东门头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勘探结果显示，该城址的东、南、西城垣多利用山脊峭壁为自然屏障，另在其低平、险要之处用石块叠砌的墙体仍依稀可辨，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保护体系。

而濒临长江的北城垣被晚近的堆积掩埋，纯为垒筑而成。北城垣与东西城垣的交接处已经完全被现代的一条东西向道路破坏。其中东、南、西、北城垣分别长约320米、550米、500米、550米，平面呈不规则方形，面积约21万平方米，包括遗址的A：B、C三个区域。城内的三条南北向溪沟已将所经之处冲毁，加之多次滑坡，其东南和西南部的山体基岩多，相关遗存亦荡然无存，只有北部和中部的保存状况相对较好。

对北城垣的解剖表明，城垣修筑于宋代，元代和明代又一次修建，保存的城墙体损毁严重，皆残垣断壁。以北城垣中段的解剖为例：

宋代的城垣墙体宽约6.2米，高约4.5米，用红色、灰色、黄色黏土夹碎石分层夯筑而成，夯窝不清楚。其外侧用灰砖或石块包墙，错缝浇石灰浆叠砌，内侧用石块叠砌包墙，表面涂抹石灰。墙垣墙基宽约13.5米，高约0.5―2.2米，直接叠压在六朝时期的文化堆积和红色砂岩上，用红褐色黏土和红色黏土夹碎石夯筑，其外侧用规整的石块错缝叠砌护基。

元代的城墙宽约10.14米，高约0.52米。用黄褐色、灰色、红色土及石块分层夯筑，夯层不规则，夯窝不明显。其外侧用大石块包墙，浇石灰浆错缝叠砌，内层包墙不清楚。其城墙内侧直接叠砌在宋代城垣墙基的外坡之上，外侧则叠压在山体基岩和生土之上。

明代的城墙宽7.7米，高约1.95米。其外侧用小石块浇石灰浆层层叠砌，宽约1.7米，每层厚约0.13―0.3、米，外侧包墙则用规整的石块错缝浇石灰浆叠砌。其内侧用灰土、黄土夯实，夯窝明显，内侧包墙则用石块错缝浇石灰浆叠砌。明代城墙的外侧叠筑在元代城墙之上，内侧叠筑在宋代城垣墙体上。根据明代城墙被明末清初的陶窑打破，以及被清代的房屋叠压等层位关系，可知此时城址已经废弃。

在北城垣的东侧揭示出一座城门，形状呈内“八”字形。外侧已毁，残存高度1.1米，城门内侧上宽2.85米，下宽2.7米，城门外侧残，上宽约3.4米，下宽约3.3米。残存的四级台阶向长江梯级而下。台阶用不规整石块平铺而成。在北城垣中部发现一缺口，宽度不少于7米，其东侧城垣拐角尚存。从其位置推测，可能为城门。由此分析，北城垣可能性有三个城门，即中部有一主城门，东、西两侧各有一掖门。

规划严格的城和卵石摆设的龙

目前发现的与城址有关的遗迹包括房址、路面、台阶、排水沟、窖藏坑等。从发现的宋至明清时期路面、房址、台阶、排水沟多屡次叠压的关系雹城址经过比较严格的规划，其内部布局基本没有改变。

主要格局表现为：房屋主要功能分布于一条东西向主街的两侧，房址的门朝向主街。房址基本为石墙基的砖木结构，附设完整的排水沟等设施。街道路面用石板或灰砖或土构筑。因地势高低不平，石台阶成为连接房址、街道的重要设施。城内排水沟通向地势较低洼的地方，并在此预设排水系统引水出城。

如宋代北城墙下发现的两处排水系统都有涵洞、闸门等设施，其中一处排水系统还有引水墙设施。其涵洞长8.8米，宽1.05―1.2米，高0.8―1.4米，洞底铺设石板，南高北低，东西两侧边墙下部都用比较规整的石块错缝浇石灰浆叠砌。上部用灰砖采用二横一直或一横一直的砌法浇石灰浆叠砌。

明代的排水系统直接利用宋代的设施，其涵洞的南端与宋代涵洞的北端相接，北端与明代城墙外侧平齐，其外侧附加“八”字形沟槽。“八”字形沟槽打破元代城墙。城址内出土遗物多宋至明代的瓷器，主要有罐、碗、擂钵、盏类，另有少量的铜镜、铜锅、铁鼎、铁剑、骨器等。

另外，在宋代北城墙外侧发现一条用150块河卵石摆设的龙形象。该龙位于东掖门附近，全长10.88米，昂首，屈身，尾上翘，腾飞状，从它的造型看，首尾高差错落有致，西低东高，相对高差达0.62米，从所处的位置看，它背对长江，头向西，尾朝东，恰与宋代城墙和长江的走势相仿，寓意耐人寻味。

少量的宋代土坑洞室墓分布于北城垣外侧，皆单人葬，头高脚低，头朝向长江，随葬瓷壶、碗、铜钱等，特征与秭归室墓相仿。

虽然东门头发掘的规模有限，但其中包含的信息相当丰富，对研究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方面，遗址的面积大，延续的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出土遗物具有代表性，证明东门头遗址是三峡库区一处十分重要的遗址，有助于深入理解三峡地区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特点，有助于系统认识该地区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发展水平与特征。

另一方面，以往三峡地区的建城史几乎是一项空白，文献记载多模棱两可，在东门头遗址所揭示的多时期使用的城址，在三峡地区尚属首次，为总结该地区城址的特点、分析城址的性质、理解城址变迁的原因、认识城址在区域文化中的中心作用，以及科学谱写三峡地区城市史都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