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黄庭坚之草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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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草书自发生到发展，一脉相承又多方发展，张旭和黄庭坚分别代表了盛唐和北宋两个朝代的草书面貌。本文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个人性情等几个方面分析张旭与黄庭坚二人所代表的两个时期草书风格的不同，以期进一步了解社会历史大背景以及整个思想文化底蕴对书家的巨大影响，思考我们居于当下社会该如何形成我们自己的书风面貌。
关键词：张旭，黄庭坚，时代，社会文化，草书，比较
前言：
张旭，字伯高，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性格倜傥宏达，卓尔不群，嗜酒，常常纵饮至醉，狂呼奔走，挥毫洒墨，世人又称“张颠”。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性格孤傲超脱，才高学广，甚重儒家思想，融合释道，兼取理学，注重自我修养，不以荣辱为怀。在书法成就上与“宋四家”中的其他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不仅楷书妍媚，而且还是唯一行、草两体皆善，并取得重大成就者。
在中国书法史上，自魏晋时期书体演变进入终结期，各个书体发展并逐渐进入成熟阶段。王羲之、王献之在继承钟、张的同时将楷、行、草推向历史的高峰，深刻影响了后世书法的发展。显而易见，自东汉中后期形成的一批文人书法流派在师承祖述笔法而相沿成线，成为后世历代书法艺术递进传承的基本轨迹。草书从杜操到崔瑗，文人书家所书章草已成为发展的主流，到了桓、灵帝时代张芝的出场，草书流派风气蔚然大观。到了魏晋时期王羲之的出现使得草书在书法史发展上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今草的出现。他的草书结体开合自由，牵丝连贯，俯仰相应，不少字连成一组，笔画流畅，有强烈的节奏感，突破了篆隶和章草的直线式布局，通篇呈飞动之态，在书法史上开创了草书风格的新局面，这种草书对王献之神骏飞动的一笔书以及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都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大致的梳理一下草书自发生到发展的一个脉络，自崔杜到张芝，再到二王，经历了南朝对于“二王”书法传统的继承、弘扬，到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重视和喜爱，直至唐玄宗大力倡导书法而使得盛中唐以草书为代表的浪漫书风走向极致并铸就了以贺知章、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史上的高峰。宋代书法即继承唐法又追踪晋人，但在草书的成就上惟黄庭坚卓有成效，并被认为是继唐代张旭、怀素之后的又一位狂草巨匠，本文就代表盛中唐草书大家张旭与处于宋代以“己意”为审美取向大时代背景下的黄庭坚两位草书大家的草书作品风格做一个比较分析，从时代背景到作品意趣，从时代书风到个人艺术追求的不同方向探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的草书艺术风格。
一、积极入世的“盛唐气象”与复归自然的“宋人取意”
唐代从“贞观之治”开始到“安史之乱”之前史称“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巅峰时期。社会发展到那个时候，国家疆域辽阔，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富裕。政治和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繁荣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壮志，有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凌云壮志。盛唐的时代精神给予人们热血沸腾的生活激情，豪放雄强的审美意识，对艺术的追求总体上崇尚华丽丰润、雄浑豪迈、壮美而充满阳刚之气的烂漫书风。张旭的狂草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下产生的。
张旭是狂草书体的创始者。他性嗜酒，往往在大醉后作书。古代诗人的诗句中有不少描写其醉后作书的情形，如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又如李颀的《赠张旭》“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毫如流星”等等。可以想象其狂草的书写速度异常迅猛，令人惊愕。从其代表作《古诗四帖》中也可以看出，线条的各种变化极其丰富但仍挺拔劲健，干净利落，笔势如龙蛇奔走，连绵不绝，布局如骤风暴雨，倾泻而至。他的作品所显示出来的精神风貌也是雄强豪放和激扬向上的，这正是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为时代精神的“盛唐气象”的真实写照。
而反过来看黄庭坚所在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北宋与富强而威震四方的汉、唐王朝相比，便显出其自身诸多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疾患。内部党争激烈，外部又有西夏、辽、金的连年侵略，北宋政府经济上要付出巨额赔款以求得暂时太平，又要大量的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养“杯酒释兵权”后交出兵权的大小将领，官僚机构的繁冗、俸禄的丰厚、军费开支的庞大使得宋朝从最初建立就积贫积弱。所以，北宋社会的繁华只是表面，在那些对社会有充分认识的文人士大夫的眼中，现实生活虚假而又短暂，一切都犹如海市蜃楼，可能即刻便要烟消云散。因此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一种谨小慎微、多愁善感的社会心理素质。黄庭坚生在这种大的环境当中，再加上其颠沛流离的人生遭遇，决定了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草书作品不同于盛唐之时的张旭。
笔者认为，黄庭坚的草书不能称之为狂草，他与颠张醉素那种“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狂者之风截然不同，因为他的草书写的不像张旭怀素那样快，用笔多不连贯，点画不是连绵不绝的川流不息，而是错落有致，实接处少，意连也不多，但整体颇具统一性。他的代表作《李白忆旧游诗卷》“其势若龙蛇飞动，舒卷自如，超然高举”，看似极动，其实极静，是以狂草的形式表现自我的沉寂，是在继承和追踪之后寻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是激情退去后的复归自然的自由精神。这是充分的基于北宋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唯情派”与“唯理派”
张旭是一个彻底的“唯情派”，纵观其狂草的创作，其出发点和终极追求只有一个，就是情感的抒发。仍以《古诗四贴》为例，书法线条笔触极其富有表现力，在跳动翻转的笔法中形成一种诉诸视觉的音乐般的旋律，是一涌而上的内在情感的表达。因此，有时在看狂草作品时无需着意考究字形结构，仔细推敲每一个用笔，观者可以充分感受到从作品中直接迸发的激情，尤其是其在酣醉的非理性状态下借助酣畅淋漓的线条笔触所表达的主观意识与情感。
黄庭坚则是“唯理派”，相比张旭即兴式的自然抒发，黄氏的草书已近乎理性的思考。《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绝不似张旭狂草般激昂，不是说黄氏的草书一概排除情感的流露，而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不同于张旭《古诗四贴》，书法作品中点与点、线与线、点与线之间各个结构关系看似无意又极其严谨精妙，在缓慢的书写状态下表达作者寂灭涅般的静气和无我之境。
三、“入世”与“禅之顿悟”
儒、佛、道思想的结合，使得禅宗在宋代士大夫中极为盛行，并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故宋人与书法的取意，也几乎与禅宗的哲学思辨融为一体。这类似一种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书家们渴望从历代书家中走出一个自家面貌来，一种由复古到创新的道路，也是一个从内心禁锢的世界中释放出来，归复到自然世界。
纵观张旭的狂草，皆是狂放不羁、奔放不已，飞扬而意气风发，或愤世嫉俗、白眼朝天，或又愁肠百结、郁闷难当。是活生生的人世之情的挥洒与写照，是名副其实的“入世”之作。是盛中唐那个磅礴的时代所给予的豪迈热情。而黄氏的草书却与之截然不同，从作品的外形式上，“浩乎如云行，倏乎如电流，如惊蛇，如游龙，意态横出，不主故常……”但在内在的精神意蕴中却给人以寂静默然的“顿悟”之感，他是借助草书的作品结构表现一种“禅性”，运用点和线的组织结构等各种充分的艺术语言表达和实现了超然物外的寂静自我。
四、结束
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书家作为历史、社会的一部分，他的思想与书风的发展都受到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精神面貌，试看当下书法发展的大环境已早与古人大相径庭，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与当今社会的商业经济融为一体，书法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比之古人籍以抒感而言，当代太多的书法作品更追求的是视觉的冲击，求新却难以有内涵，有视觉的撞击却实在难有真真切切的情感，我们在随大流，并且在在这个过程中不知觉的丢失了自己。我们在快速的时展中着急，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可能轰轰隆隆的出现却又很快被历史忘记。我想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的坐下来看书、写字，需要克服社会不良风气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更好的呈现当代社会该有的精神面貌。（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