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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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技术的全球化和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等也日趋明显，因此面向开放系统的城市全球化过程、全球化程度、对外开放战略分析的研究日渐重要。同时，区域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区域竞争力、城市一区域的整合度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加入WTO，中国城市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快速发展。本文阐述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优势，并对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一般城市发展和竞争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但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竞争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激励”或“滞缓”影响。在研究“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后，Thrift和Amin发现即使用最通俗的解释，全球化也要求地方走向全球；而有些地方相反，是全球走向地方。全球化与地方化(或“在地化”)是重塑世界格局的两大潮流，学者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看成一体关系——“全球地方化”(gloealization)：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区域之间的连接。波特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持久的竞争优势日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对手不能模仿的事物——知识、关系网络、动机等[，3l。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在于网络社会，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产生了一个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或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与此相对应，基于全球化的区段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区域空间规模尺度的网络空间则为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流动空间、地方空间以及全球化、地方化作为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竞争潜力发挥提供机遇和威胁，是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1．1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分析：全球化与城市竞争的全球网络优势
全球化是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度、资本融合度和市场集中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场所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最终融合的不断变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和跨国金融制度的建立，产业资本主义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增长。Castells阐述了技术革新，特别是围绕信息技术的革新，重新组织了物质基础的社会。全球化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也称为地方空间。在评述1990年以后信息化社会所浮现的结构性趋势时，Castells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在结构过程中的重大转化之一是全球空间逐步取代地方空间，也就是全球跨越实质地理界限的、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空间接合取代传统地方发展的自我范畴局限。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必须透过一些必要条件与全球城市构成网络和体系密切接合。
全球空间是一种网络空间，网络构建有其自身的规则。通过网络结构分析，全球城市体系是一种由节点、路径和流组成的空间结构图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节点。构成全球空间网络节点的是那些能够孵化出创新环境，同时又处于地方空间网络体系的顶级位置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发育史和庞大的人口、空间规模，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跨国公司的总部云集地、创新中心地或生产、加工地。全球城市的空间排列和等级关系决定网络特质。全球城市的竞争关系是网络的空间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流是平衡力量，控制流的权力大小决定城市的地位和等级序列。信息时代的城市竞争主要吸引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资源，而作为具有网络结构的全球空间，资源配置是其功能之一。网络配置资源既不是通过市场的分散交换机制，更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和国家意志，而是通过网络机制。全球空间的独特功能在于其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这是任何其它空间组织形式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空间的网络关系提供了城市竞争的外部环境条件，那些位于网络节点位置的城市有机会接近、吸纳各种机遇和资源，从而创造城市竞争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因此，在全球化空间发展模式下，当今城市的张力是镶嵌在全球化脉络下进行的，一般(西欧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也许因为全球化过程而呈现一定阶段的暂时衰落现象，如欧洲、北美的一些城市)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市得到重振(如柏林、维也纳等)；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人的边缘化倾向明显，经济两极分化，其最终结果是全球化导致区域变迁。这种源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城市竞争优势可以称为全球城市网络优势(global networks based advantages)或城市体系优势，即城市的竞争优势与城市在全球城镇体系架构网络的节点、路径、流等密切相关。
1．2城市发展的地方化分析：地方化与城市竞争的地方据点优势分析
1．2．1基于资源要素、交易成本的地方经济资本的高速流动和全球化使得地方或区域经济失去意义，形成O’Brien所谓的“地理学的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该说法一方面假定资本可以随意流动，向有利的地方投资，以及生产的资源因素(如土地、人力、资本、交通运输甚至信息等)不构成限制条件。另一方面也假定各地的生产已经标准化，因此资本可以随意配置，使用当地劳动力、基础建设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以强化竞争力并占据市场。但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假定有很多问题，首先不同商品资源因素的限制性不相同。其次，交易成本构成资本移动的限制因素。1)资源要素与区域经济。资源要素是区域和城市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城市和区域竞争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包括劳动力、原料、土地、交通运输，还有信息的获取。有些商品的生产需要特定区域的人力、原料、信息，其受制于地域条件的程度较高。另外，某些商品则不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如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高流动性廉价劳动力就是最主要的成本比较优势来源；而一些高技术产业则需要技术和设计能力，受到资源因素的限制。因此，资源因素尤其是人力并非随地可得，而是相当依赖地区的社会制度、学习机制、网络和地区知识。在全球化阶段，虽然商品或者资本有高度的流动性，但是区域经济的某些商品，由于有一些社会制度特质，并不会失去重要性，“地理学的终结”此种说法被过分夸大。2)交易成本理论与区域经济。交易成本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从该理论出发，资本全球化也不会使区域经济消失。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关注生产组织，也关注制度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竞争的重要性。“制度为交换提供了结构(加上被采用的技术)而决定交易和转换的成本”。不同的地方，由于不同的文化社会规范，形成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因而制度促使区域、城市等不同层面的“地方”主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域尺度”。许多学者对决定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社会和制度因子作了大量研究，诞生了“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注重“规则、作用渠道”以及使“学习”成为可能的组织和合作行为方式。Amin和Thrift引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全球化进程对镶嵌在“地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将其定义为制度“集中度”或“密度”(institutionalt lickness)，凭借其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创造地方强有力的经济节点。
因此，从资源因素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地方经济不会因为高度的全球流动而失去重要地位。相反，全球竞争的激烈、知识经济的出现刺激了基于地方、内生资源的相反趋势。技术进步和政治转型使竞争加剧，也促进地方或国家经济脱离各种制约和社会的根植，引入新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使区域经济或者地方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1．2．2地方经济、地方空间与城市地方据点竞争优势与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相比较，基于“区域和地方经济”的地方空间是一种物质性空间，是物质的载体。地方空间规模的扩张是区域经济竞争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区域中心城市的组织、服务能力及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全球经济特征是国家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情形。全球经济的实际运作和结构牵涉的只有经济部门、国家以及区域的部分区段，而其所占比例视部门、国家或区域在国际分工的特定位置而定。这种全球化的区段化(segmentation)特征给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从这方面讲，无论是位于全球城市网络上的区段，还是网络外的区段，它们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地方”的空间单元，对区段内城市的竞争优势有很大的影响。上述分析中，地方空间一方面是区域一体化、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发展推动地方空间与全球空间的融合过程。
从城市的外部竞争环境角度看，城市竞争优势一方面源于全球城市体系优势，另一方面地方化趋势和过程使城市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所在区域和地方，包括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的整合程度等，这可以认为是城市竞争的区域优势或城市竞争的据点优势(1ocation—based advantages)。总之，“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需要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重视全球链接，更应重视城市与区域所具有的地方发展能力，需要可持续的地方发展。
2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2．1分析理念与指标体系(图1)
当前全球经济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城市再结构(restructure)的机会和威胁，然而这只是一个大环境下的趋势，要掌握城市竞争优势的外部环境源泉，还必须透过地方向度加以决定，界定城市发展优势面向，这才是建立与其它城市进行全球竞争的基础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基础”(1oc~basis)。
借鉴意大利的一项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的指标体系以及假设前提，本文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指标体系选取参考表1、表2。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2中国城市全球化程度分析
根据表1，本文采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地级以上城市(本研究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城市)全球化程度进行分析。将前述关于全球化的指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最终城市全球化程度得分如表3。
2．3中国城市地方化程度分析
关于地方化过程的城市区域整合的实证分析，近几年意大利等国家对其研究比较深入，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过程并不能使城市脱离区域城市网络或者城市发展文脉J。地方化程度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区域竞争力。地方化深刻、长远地影响城市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影响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地方化趋势使城市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处的区域竞争力，尤其是区域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能力。2)城市区域整合度与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除与所在区域竞争力密切相关外，城市与区域的整合关系也不能忽视。一个城市所在的区域竞争力再强，一旦城市与区域关系脱离，区域竞争力也不会有助于城市竞争力的方面：一是区域产业整合发展，主要是指区域产业群提高。城市与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0n)包括两的发展；二是区域空间的整合发展程度。
2．3．1区域竞争力分析以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基本的区域分析单元，根据表2选取区域人均GDP、GDP总量、地均GDP作为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省、市区竞争力最高；其次为河北、黑龙江、湖北、海南、新疆、吉林、河南、湖南、安徽；其余省、市区竞争力相对较低。
2．3．2城市区域整合度分析选取的10个指标经主成分分析后归为3方面的主成分因子：1)人均产品销售收入、人均GDP、地均GDP、人均批发零售贸易额反映的是城市的生产率；2)市域GDP总量、市域客运总量反映的是城市的总量经济，其中两个反映生产业的指标，金融保险业从业人数和科研综合技术从业人数也被归纳为总量经济中；3)市域客运量和地均客运总量则反映了城市的交通流状况，据此得出全国地级城市的城市一区域整合度。
2．3．3城市地方化程度综合分析区域发展要经历极核发展、点轴发展和网络发展3个阶段。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区域发展阶段可划分为低水平均衡期、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高水平均衡4个阶段。一般按照区域竞争力(A)和城市区域整合关系(B)的不同分为4种(表4)：A与B均高的属于高水平均衡期(I)，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明显；A与B均低的属于低水平均衡期(Ⅳ)，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弱；A高B低的是集聚期(Ⅲ)，城市区域关系开始密切，城市地方据点优势尚较弱；A低B高的是扩散期(Ⅱ)，城市地方据点优势较强。根据表4将城市区域整合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结果连接起来，得出中国城市的地方化程度(表5)。
3结语
从表3和表5可知，全球化程度高的前20位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沈阳、珠海、苏州、泉州、厦门、武汉、大连、东莞、南京、重庆、西安、杭州、哈尔滨、青岛、成都。地方化程度高的前20位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沈阳、连、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这些城市都位于东部发达地区。中国全球化程度高的城市大多是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东、中、西部都有一些全球性相对较高的城市；而地方化程度高的城市中，东部沿海城市占绝对数量，并且从北向南位于几个城乡一体化程度高的(准)都市连绵区——辽中南、京津冀、胶济沿线、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厦门除外)。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竞争优势受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本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