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娘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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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一家小商店，顺便装了一部收费电话。

小商店生意不错，使用这部收费电话的人多是在附近的打工者。

白天，小商店顾客川流不息。到了晚上，喧嚣的工地沉静下来，就有民工过来给家里打电话。几天下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小民工。他每次来店里不仅说话细声细气，还会莫名其妙地脸红。他一般都是晚上来，不买什么东西，靠在柜台一角静静地看电视，一直看到小商店要打烊，才对我说：“我要打个电话。”

他开始拨电话，电话通了，他喊一声：“大叔你好，我是桂生啊，让俺娘接电话。”七八分钟后，他重新拨电话，电话一通，便迫不及待地喊声：“娘――”接下来就是不停地点头嗯嗯答应着。我曾暗暗观察过他的表情，当电话刚通，他惊喜地喊出“娘”时，他年轻的眼角总是亮亮的，像窝着两粒晶露，然后有些难过，但过了片刻，马上就又开心地轻轻笑起来。每次通话结束时，他都故作轻松地笑着对那边说：“娘，你别操心，俺好着呢！”放下电话，付了费，稍稍暗自神伤片刻，再悄无声息地走开。

一天晚上，他来了，走到柜台旁拨电话。这次他是边笑边说：“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上班了。工作很轻闲，只是坐在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纸，风不刮日不晒的。”我有些诧异，这小伙子什么时候到公司高就了？见我盯着他看，他的脸腾地红了。放下电话，他有些慌里慌张地说：“俺娘在家整天替我提心吊胆的，俺这样说她就宽心些。”

过了几天，他又来打电话，之后没有立即走，犹豫着说：“大哥，俺想请你帮个忙行吗？”我点点头。他说：“俺娘非要问俺公司的电话号码，没办法，我把这里的号码告诉她了。如果她打电话过来，麻烦你说声‘他去外地出差了’。”看着他那热切的目光，我不忍拒绝，点点头。

年关一天一天临近，民工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背着硕大的蛇皮口袋走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快要关门时，远远地看见有个人一跛一跛地过来了。到了店门口，我才发现是那个年轻人。

“就要过大年了，你怎么还不回家？”他的眼眶红了，用冰冷的袖子擦了一把眼角，声音低低的：“前两天俺被砸伤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去见俺娘呢？等伤养好了再说吧。”看看他被纱布裹得厚厚的伤脚，我问他伤得怎么样，他神情黯然地说：“重倒不重，砸掉了两根脚趾。”

“掉了两根脚趾？”我吃了一惊，见我同情和吃惊的样子，他的眼眶蓦地又红了。拿起话筒的那一刻，他好像突然想到什么，对我笑笑央求道：“大哥，能把电视机开开吗？”我打开电视。他又让我把电视声音略略开大点儿，我按他说的做了，他感激地咧着嘴对我笑了笑。

电话拨通了，他一改刚才难过的神情，一声迫不及待的“娘――”之后，他呵呵笑着对那边说，娘，年关公司里很忙，春节就不回去了。公司年货办得丰盛，馍、水饺、鸡鸭鱼肉的什么都有，俺今年在这里享福啦……

他边说边笑，十分惬意十分开心：“娘，外边下雪了，你要穿厚一点儿啊。俺这里？哈，一点儿都不冷。屋里开着暖和和的空调，俺正躺在被窝里看电视呢。不信你听，这电视上唱得多好啊……”

挂上电话抬起头来，他满脸都是亮亮的泪痕。他抹了一把脸，声音有些哽咽：“接了这个电话，俺娘今年春节就过得踏实、宽心了。”

他一跛一跛地走出店门，很快就趔趔趄趄地被裹在门外纷纷扬扬的大风雪里。我知道他回工棚去了，回到那个冷清、四面透风的潮湿工棚里去了――他将在那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度过今年的春节。

（选自《故事家》）

“娘”，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在每个人心中，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贵；是崇高，还是卑贱，这个曾赐予他生命的人，永远如一盏明灯，矗立在他的生命中，光芒永存。我至今仍记得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一个经典镜头：一个士兵中弹了，在牺牲前，他捂住自己的伤口，对着天空大声呼喊“妈妈，妈妈”，地角天涯，鸿雁难至，那场景，令人肝肠寸断。本文中的小民工对母亲便保存着这样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常来“我”的店子打电话，哪怕只是叫一声“娘”，然后就“不停地点头嗯嗯答应着”，“他年轻的眼角总是亮亮的，像窝着两粒晶露”。对小民工来说，“娘”是他凄苦生活中的精神寄托，而在从娘身上感受到温暖的同时，他又不得不编造一个个谎言去慰藉自己的母亲，这对相依为命、互相取暖的母子怎不让人满心怜悯。小说的最后，作者并没有给我们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小民工身受重伤，孤独地在工棚度过春节。或许，生活本不是童话，而我们应该学会的就是，直面冰冷的现实，勇敢前行。

――南 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