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技术进步与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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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技术进步视角，构建服务业fdi影响产业安全的理论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时序数据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总效应为正；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揭示，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并在技术进步的低中分位点上，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而在技术进步的高分位点上，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研究证实，在技术进步的初期，服务业FDI会对产业安全发展产生直接的正向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FDI会威胁其产业安全。
[关键词] 服务业FDI；技术进步；产业安全；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68―05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FDI exerted on the industri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y using series data from 1996 to 2013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he result shows that overall effect services FDI conducted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positive. Quantile regression further reveals that indirect effects of services FDI is negative， while the direct effect is positive. Specifically， direct effect is much more distinct in the low and middle level of services FDI， while indirect effect is bigger in the high level of services FDI. Studies confirm that services FDI has positively advocated industry securit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as time goes by， services FDI will threaten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security； quantile regression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服务业逐步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向外加速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物流、文化创意、专业服务、管理咨询等正成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行业。由于服务业的复杂性，外资对服务领域的不断渗透及其控制力的增强不仅会直接危及部分服务业的产业安全，甚至会影响到我国其他行业的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趋势下，我国服务业的产业安全将涉及到更为宽泛的领域，也将面临更多的敏感问题和潜在风险，产业安全事件的辐射面和影响力趋于扩大，产业安全监管的难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关于服务业产业安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对物流业、金融、文化等具体服务行业进行研究。其中，对物流业的探讨侧重于物流与供应链的管理、物流服务外包以及物流服务业发展的情景模拟（Norek & Pohlen，2001；Ballou，2004；Grant et al.，2006；Waters，2007；Gracht and Darkow，2010）。关于金融业产业安全的研究则更多关注于金融业产业安全理论、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和金融危机的研究（Goldberg et al.，2000；Malz，2000；余斌，2008；闫邹先，2010）。国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产业对外开放、文化政策和文化安全威胁问题的研究较早（Lee SoYon，1999；Wildman and Siwek，2000）。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国家文化安全也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胡惠林，2005；于炳贵、郝良华，2007；苏娟，2012；李毅等，2012）。
对于服务业FDI与产业安全，学者们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其一是服务业FDI由于外溢效应不足、排斥效应强烈，对其产业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刘兵权等，2011；胡晓鹏，2012；姚战琪，2014）；其二是服务业FDI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促进产业安全发展（方慧、吕静、段国蕊，2012；王晶晶，2014）。其三是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排斥效应并存，服务业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与引资规模密切相关（庄惠明、郑剑山，2015）。
现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定性和定量方面的理论基础，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服务业产业安全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产业安全的问题日趋突出。本文以技术进步为切入点，构建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服务业FDI对产业安全的影响。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王耀中，欧阳彪：服务业FDI、技术进步与产业安全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
二模型与数据介绍
（一）模型设定
技术进步由于具有更新速度快、知识含量高等特征，能有效地提升产品产值率、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产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安全发展。技术进步包括内源型技术进步和外源型技术进步，前者是靠自身的创新主体来完成，后者主要依靠技术引进。从外源型技术进步视角来看，发达国家服务业FDI是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因为服务业FDI往往伴随着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要素的传播。我国若有一定的技术支撑体系，则能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国外服务业的新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技术差距，维护服务业的产业安全；若我国技术支撑体系还不健全，则服务业FDI的进入不仅会导致服务效率低、质量差、缺乏竞争力的内资企业陷入困境，而且会使得国内服务业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从而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威胁服务业的产业安全。
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分别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服务业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能直接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间接效应是指服务业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分析技术外溢效应时，借鉴Arrow（1962）的“干中学”思想，即利用干中学效应促进技术进步。
在（6）式中，URB、CON和MAR则为城镇化率、居民消费率和市场化率，所采用的衡量指标分别为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和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当η和θ都为正，说明服务业FDI对该产业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都为正，服务业FDI有利于产业安全发展；当η和θ都为负，则说明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都为负，服务业FDI不利于产业安全发展；当η和θ一正一负时，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二）指标介绍及数据来源
1.服务业技术进步（STFP）：学者们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称技术进步，是指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够增加的部分，即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劳动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额。它的来源包括生产创新、组织创新、专业化等，基于此，本文采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其技术进步。
2.服务业FDI占其总投资的比重（PSFDI）：服务业FDI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也能通过挤占效应削弱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换言之，东道国服务业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外资企业的间接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产业安全发展面临潜在威胁。
3.服务业FDI总额（SFDI）：服务业FDI几乎涵盖了技术进步中的所有重要环节，包括产业开发、产品销售和产品售后服务等。外资企业生产率的相对优势有助于深化东道国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增加产出价值，推动产业安全发展。
4.城镇化（URB）：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生产要素、生活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这种集聚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主要体现为两种途径，一是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力人数的增多，相应地，技术研发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二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技术外溢和扩散效应，将进一步促进城市技术创新，形成“技术创新―扩散―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5.居民消费需求（CON）：消费需求的变化引起了生产者行为的变化。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生产者投资项目的选择、产品的最终生产和实现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同时，消费需求结构决定了生产结构，生产和投资的改变会影响技术进步。换言之，消费需求结构的深化会推动生产结构的广化，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创造条件。
6.市场化（MAR）：市场化是指建立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市场化主要是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发展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一方面，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能有效减少寻租行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创新水平。另一方面，促进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化发展，推动价格信号的准确传递，可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带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
样本空间为1996-2013年，其原始数据来源于1997-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普通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就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OLS估计，从回归结果可知，1996-2013年间，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为负，而直接效应为正。这说明，一方面服务业FDI对国内企业的外溢效应不足，但另一方面，外资服务企业能提高东道国服务业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由于直接效应的系数估计值大于间接效应，因此，从技术进步视角来看，服务业FDI有助于其产业安全发展。此外，根据拟合优度检验可知，模型③更为合适。
（二）分位数模型估计结果
上述模型刻画了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平均边际作用，但均值回归结果难以反映全部条件分布的情况。从理论上来说，不同阶段的服务业技术进步从其FDI中获得的收益程度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不同阶段的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为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0.1，0.25，0.5，0.75和0.9为代表性分位点进行考察。
从回归结果可知，第一，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在各分位点均显著为负，这说明服务业FDI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主要原因是内资企业对FDI的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从而不利于服务业FDI的技术外溢。一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根据“马太效应”，东道国产业越是发达、越具有国际竞争力，就越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反，东道国产业越是落后，则越难以吸收境外资金的流入。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然在逐年上升但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另外，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内部发展失衡的现象仍然存在。二是服务业内外资企业差距大。跨国服务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更高的生产效率，迫使生产率较低、创新能力不足的内资企业退出市场，导致服务业FDI外溢效应不足、排斥效应强烈。三是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沿海发达的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高，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而在内陆地区的很多城市，其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较弱，服务业FDI增加反而抑制内资服务企业的发展。
第二，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在各分位点均显著为正，这显示了外资服务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有利于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现阶段服务业外资企业促进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其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资企业的相对优势不仅体现在先进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管理理念、营销理念、人员培训等方面，这有助于优化服务业市场环境，提高服务产品的质量，增加服务产品的种类，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服务业外资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但并未对内资企业起到扩散、示范、传播的作用，这对我国如何制定服务业引资政策提出了新的考验。
第三，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负向溢出效应在高分位点最大，而正向直接效应在中分位点最强。高分位点服务业技术含量水平高，也意味着创新的难度更高，FDI的进入使得外资通过竞争效应抬高东道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使得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甚至可能将国内产品挤出市场，在一定程度会削弱当地企业的生产规模经济，使得国内创新动力严重不足。此外，服务业外资企业在对我国进行投资的同时更注重其在技术上的长期垄断地位，这就导致我国服务业在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进展缓慢。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会大量侵占我国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并且利用优惠政策来降低其生产成本，加之外资企业为了吸引优秀人才而推出高薪以及完善的培训、晋升机制等条件，从而不利于内资企业的人力资本以及知识的积累，抑制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分位点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值为0.1713，表明FDI主要通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动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的中期，我国服务业创新能力不足、人力资本有限，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更高端的技术、更先进的管理经验、更优秀的人才，这对整个产业生产效率和产能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四，总的来说，在技术进步的中低分位点上，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而在技术进步的高分位点上，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这说明，在技术进步的初期，尽管服务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吸收能力有限，技术溢出效应难以产生，但由于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因此，整体上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外资的进入有助于产业安全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技术进步的后期，虽然服务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有所提升，但外资企业无意促进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甚至还利用种种方法限制技术转移，服务业外资企业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更具有战略性和隐秘性，技术转移受到更大阻碍，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生产率的相对优势逐步减弱，故服务业FDI不利于改善我国技术状况，服务业产业安全发展受到威胁。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选取1996-2013年的时序数据，实证检验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产业安全。研究发现，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总效应为正；分位数回归估计显示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在各分位点均显著为负，而直接效应在各分位点均显著为正；服务业FDI对技术进步的负向溢出效应在高分位点最大，而正向直接效应在中分位点最强。这说明，在技术进步的初期，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产业发展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FDI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其产业安全发展受到威胁。
基于此，本文对中国服务业FDI发展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推动垄断业的政府规制改革，取消或改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监管”，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规制，构建规范、完善的政府规制制度。推进服务业专业化改革，加速制造业企业服务与生产环节的剥离，鼓励非核心服务业务外包，促进生产业走向市场化和社会化。
第二，加强服务业FDI的技术吸收能力。FDI外溢效应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关，为此，应在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增强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具体来说，大力培育服务业高级专业人才，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力度，缩小与外资企业的人才差距，创建现代服务业人力资本优势。完善服务业发展资金支持机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服务业进行投资经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升级，加强物流基础设施整合，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
第三，提升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服务业产业安全归根到底是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消化、吸收FDI的基础上，需要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品牌战略、“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全面提升。具体来说，首先，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组织新产品开发，获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其次，扶持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注册和使用自主商标，增强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的合作，实现“服务品牌带动产品品牌推广、产品品牌带动服务品牌提升”的互动发展。最后，鼓励服务企业“走出去”，促进服务企业规模化经营，为服务出口创造优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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