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不含“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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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于宝玉常被人叫做宝玉、二爷，他不爱写歌，骨子里颇有些红楼里贾二爷的特立独行，连作品也常常引起圈里人热闹的争议，而这样一位宝二爷却竟然做起了教书先生，还教出了个广州亚运会会歌《重逢》作曲者――捞仔。
老师的“头痛”学生
宝玉说，“说起捞仔拜师的经历，还真是有些意思。”最初是跟捞仔学吉他的阿东拜在宝玉门下学习作曲，在阿东介绍下捞仔在宝玉家“赖”了一天，成功拜师，原本是师父的捞仔在宝玉门下变成了阿东的师弟，此后又有一批中国流行乐坛的音乐人相继来拜师。宝玉说：“他们就像没穿裤子的电视台播音员，只照上半身，光鲜亮丽，再往下看，就心虚了。”一开始，宝玉以为同样是搞音乐的，基础应该不会太差，结果两堂课下来，宝玉不得不从最基础的乐理开始教起。令宝玉“头痛”的是这几个徒弟们的小心思。“每当有想学作曲的人打听他们时，他们就会说宝玉老师很忙，作曲很难，要求很高，你还是不要来学了。就憋着让我只教他们（笑）”。这些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学生们，在宝玉门下一学就是4、5年。
宝玉对音乐的领悟和态度直接影响着他的学生们。此次这首广州亚运会会歌《重逢》充满了浓浓的温馨和细腻情感。捞仔说“我在写《重逢》的时候，除了选取广东民歌《落雨》的素材外，古典音乐的东西用得比较多。这些东西就是我这4年里跟宝玉老师学来的。”音乐人王钢多年从事商业性的音乐创作活动，渐渐地对音乐麻木了。自从开始跟宝玉学习作曲后，已愈不惑之年的他又开始坐下来安安稳稳的写作业、搞创作。正如宝玉对他们的要求那样，“随玉而安”。上课时，他从不批评学生，只要他们有一点进步，宝玉就会大加赞赏“太棒了，你太有才了！”如果不是有宝玉这么好的老师，作曲这么难学，他们没人能坚持下来。
捞仔专门把宝玉请到了庆功宴上，第一杯酒就敬给了他的恩师。“庆功宴上捞仔很隆重地把我介绍给流行音乐界和亚运会组委会的权威人士。”师以徒贵，宝玉也受邀担任亚残运会会歌评委。
宝玉的电脑不灵光，许多设备也不懂得更新，徒儿捞仔是个“时髦”的先进人物，每当有好用的设备，都不忘给他的老师也备上一份。宝玉骄傲地指给记者看“这两台苹果电脑都是捞仔送我的。”捞仔不光送电脑，还送名字。宝玉两岁女儿的小名就是捞仔给起的：“我女儿的生日是12月3日，当时跟捞仔一说，他说，哎？这不就是哆来咪吗？于是我女儿的小名就叫哆来咪了。”
“我的餐馆里没有地沟油，都是最实用的东西”。这是宝玉对自己教学的评价。宝玉谈到，现在音乐教育存在一种“猫上树”的现象，不把最实用的东西教给学生，每次上课总留一点，以此拖长课时谋取课时费。而宝玉则把最实用的东西教给学生，课时费少了，学生却越来越多。此外，读完了全套的本科、硕士、博士，宝玉对中国作曲教育也存有不同的看法。“我与其他的学生不同，我一开始接触作曲，就是在乐团中实践。中国把作曲分为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分开学，这不科学，西方有位音乐家比喻，学作曲就像学滑冰，今天学左腿明天学右腿，你永远都学不会。因此我教学生，都是把这四大件融合到一起，这样才能融会贯通。”
“我找到了我的表达方式”
作曲对许多人来说并不简单，甚至有些高不可攀的玄幻，而在宝玉看来，作曲像汉语、英语那样，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宝玉的处女作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上初中时，班上有个女同学，全班学生都不喜欢她，那时候教室后面的黑板报有诗歌评比，那个女同学写的诗就在上头，我就跑去看，看完就拿来纸笔谱了个曲子，是首很有讽刺意味的曲子，写完后我就教男同学唱，他们一学就会，后来全班都会了，我们几个调皮的男生一见着那个女生就唱那歌，这首歌整整‘折磨’了她两年。”虽然是孩子气的恶作剧，但宝玉突然发现，音乐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表达方式，有时候它比语言更贴切更深入。
刚进入歌舞团工作时，宝玉只有18、9岁，乐团的创作组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宝玉一直想进入创作组从事作曲工作，无奈年纪尚小，只能等机会，而机会来的竟是那么突然。一次，创作组一名作曲家，也是宝玉的好朋友生病了，但创作任务不能耽搁，那位朋友知道宝玉的能力，就拜托宝玉帮忙，宝玉当即答应，兴奋极了，“我很清楚记得当时写了一首《松花江上》的配器，我跟启蒙老师系统的学过作曲，算是科班出身，配器写得比较有意思，当时反响很好，团里的演奏员们都觉得很不错，我才顺利调进了创作组专心开始创作。”工作两年后，宝玉才在别人的提醒下开始考进音乐学院攻读本科、硕士、博士。
“学作曲的孩子们都应该会打架！”宝玉说道激动处，扬起胳膊挥着，“我要是有一天成为作曲界最权威的人，我一定要说这句话，因为音乐就像打架，需要一种情绪和力量的爆发，而这正是现在的孩子缺少的。”宝玉从小就经常打架，但据他自己描绘，他是侠客，打的都是学校里的“恶霸”。这位侠客出手颇狠，还为了打架专门学了拳击，于是从小便树敌无数，每当他穿着尖尖长长的皮鞋害羞地站在乐队里吹圆号时，那些被宝玉打过的小孩子们就会聚拢在周围努力嘲笑。“直到我上大二，还有高中时的对头来寻仇。”在宝玉看来，所谓的“打架”其实是一种生活经历。“就像我一直坚持学习的画画一样，我直到今天回过头来想，如果不是多年美术奠定的基础，我对音乐不会有那么多丰富的色彩想象。命运是个大手笔，你从某个细小、具体的事情可能看不出它的走向，但你拥有了所需要的积累，你就会看到命运的安排。我可以大胆地说，活到现在我对我过去的一切都非常尊重，我从不后悔！”董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