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象棋”辩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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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八八象棋”是上一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唐宋间象棋形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等，对织有“八八象棋盘”的琴棋书画古锦的时代属性、以及该棋盘和使用该棋盘的“八八象棋”的真实来源等进行探析，认为：“八八象棋”既非唐宋间象棋的阶段性形态，也非中国本土的固有棋戏，而实为19世纪末在西方体育东渐背景下人传中国的国际象棋，将“八八象棋盘”织于锦上者，理应在我国当时沿海城市接触西方体育较多的中上层人士之中。

关键词 琴棋书画锦；“八八象棋”；八八象棋盘；宝应象棋；国际象棋盘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2-0038-06

“八八象棋”是由织造于一古锦图案之上的棋盘所标示存在的中国象棋演进中的一个阶段性形态，因其正方形棋盘之边为纵横各八的方格组成，故而得名。棋盘也相应谓之“八八象棋盘”。

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原则，从来都是中国史学坚持的一个基本传统，这是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研究者最引以为自豪和最令人敬佩之处，而“八八象棋”研究的失误却正在于此。“八八象棋”被定为中国象棋“唐宋间”、“北宋初”的形态，对象棋早期形制以及象棋交流史的研究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深刻影响中国象棋研究的“八八象棋”的错误，本文拟从“八八象棋”的“发现”、研究中不理想的学风、琴棋书画锦的时代属性、“八八象棋盘”是为本土还是域外棋戏棋盘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1 “八八象棋”的发现

1979年，棋史研究家李松福先生在《北方棋艺》上撰文，指出：“从遗存的文物证明，唐代象棋局的形制，与今日的国际象棋局完全一样，只是步法略有差异而已。”两年之后，李先生编写了《象棋史话》一书，书中收入了王端先生《古锦图案集》中一幅名为“琴棋书画锦”的图案纹样。纹样由古琴、书籍、画卷和棋盘构成，其中用以表示“棋”的纹样不是通常表现围棋活动场面的绘画，而是用与国际象棋棋盘一模一样的64黑白方格棋盘（见图1）。

同时李先生还参考了阎丽川先生《中国美术史略》（1958年版）对该纹样的介绍，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1.在我国古代琴棋书画的四大艺术中，“棋”并不仅仅限于围棋，还包括象棋；

2.“唐宋间”或“北宋初”琴棋书画锦上的“八八象棋盘”，与现代的国际象棋盘一模一样；

3.“八八象棋盘”在世界现已发现的棋盘中最为古老。其发现证明中国象棋传自印度的假说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象棋产生、发展于自身环境，并影响了近代国际象棋盘的形制。

李先生这一宣示虽只有寥寥几言，但涉及中国象棋形成阶段资料极为匮乏的唐代以及北宋初期的象棋形制，从而必然引起象棋史界的关注。在往后多年的研究中，“八八象棋”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充实：

“八八象棋”即为唐代宝应年间的宝应象棋，或为唐开成之后的以阴阳六十四卦为局、将士象车马炮卒为子的象棋。唐宋间织锦上的阴阳象棋局应是这种唐代八八象棋的反映。

“八八象棋”也为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交通史提供了新说：六十四卦阴阳象棋（“八八象棋”），通过辽、金传人蒙古，并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传人中亚、西亚、欧洲，几经变制，最后定型为现代的国际象棋。15世纪时，欧洲人结合其民族传统，改“炮”为“皇后”，定型为现代的国际象棋。

今天，这些观点已是中国象棋史上的不移之论，棋史研究者一直思考、工作在这些观点形成的语境之中。

2 “八八象棋”研究中的学风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八八象棋”是随琴棋书画锦的发现而被“推衍”出的中国象棋的一个阶段性存在形态。30余年来，“八八象棋”从被发现直至成为象棋研究界不移之论的整个过程，竟然是由一次对于史料的误读，进而对误读史料的轻信、盲从而导致的学术失误。

2.1被误读的琴棋书画锦

李松福对王端《古锦图案集》中的“琴棋书画锦”的误读，是后来一系列错误的起点。

《古锦图案集》是一本关于古代织锦图案纹样的专著，包括琴棋书画锦在内的所有入选纹样，均未单独说明其所属年代，只是在全部纹样之前，列有序文一篇，统一介绍人选材料的来源。王先生写道：“集子里所选人的材料，都是明（公元1368-1643）清（1644-1911）之间的东西，有些也有唐、宋时代的风格，有些在清以后的一个时期里，还被沿用着。其中大部分是北京许质卿先生、成都顾广安先生所珍藏的明清装裱的唐宋名画手卷包手、册页封面上的古锦临摹下来的。”毫无疑问，王先生把包括琴棋书画锦在内的所有图案纹样的来源已经交代得够清楚了：它们是“明清之间的东西”，是“明清装裱的唐宋名画手卷包手、册页封面上的古锦”的临摹画。但是，“明清之间的东西”却被理解为“唐宋间”、“北宋初”物件了。

此外，令人费解的是，如果进一步从本土棋戏的棋盘结构看，为什么琴棋书画锦上棋盘所代表的棋戏就一定是中国象棋，而不可能是其他中国传统棋戏；同样令人费解的还在于，如果从国际棋戏交流角度看，为什么琴棋书画锦上的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就一定要落实到国际象棋盘上，而与国际跳棋盘却毫不相干？须知，古往今来，国际跳棋和国际象棋就是国际棋界仅有的两种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棋戏。（关于这，本文将在后面进一步详说。）李先生对这些问题未曾涉及，使得新出现的“八八象棋”在研究的起始线上就令人产生诸多疑问。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李先生《象棋史话》在关于“象棋在唐代被列为四大艺术之一”部分的注释中，将参考书《中国美术史略》的作者“阎丽川”错写作“白丽川”了。指出这一笔误十分重要，它反映出导致八八象棋之误产生的原因之一――学术研究的态度问题。

2.2被再次误读的琴棋书画锦

如前所说，李松福在依据王端《古锦图案集》琴棋书画锦理论的同时，还参考过阎丽川的《中国美术史略》（1958年版）。阎先生生前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其《中国美术史略》曾经是美术院校的美术史教材。是书收入的王端先生《古锦图案集》的琴棋书画锦，被置于宋代青白釉划花缠枝番莲凤首瓶之后，元代赵孟\《秋郊饮马图》之前，并以“古锦中的琴棋书画锦纹样”标名，作为“宋锦及其纹样”的图例人书。阎先生将琴棋书画锦列入“宋锦”（在中国高级丝织品中，著名的“宋锦”源于宋，盛于明清，因主要产于苏州，故称“苏制宋锦”，或“苏州宋锦”。如今所谓“宋锦”主要是指明清时期生产的“宋式锦”或“仿古宋锦”。《古锦图案集》所选琴棋书画锦即属此类。解放后，苏州织锦厂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其中新生产的七彩重锦“琴棋书画锦”即是），却没有说明作出如此划分的理由，也没有进行过如同李松福先生所谓的“考证”。《中国美术史略》在判断琴棋书画锦所属年代上的失据，对于严肃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遗漏，而李松福先生对琴棋书画锦的年代的归划，却正是依据这种有关键性遗漏的资料做出的判断。琴棋书画锦被这样划归宋代，显然有失审慎。

但是，《中国美术史略91980年的再版本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阎丽川再版时去掉了琴棋书画锦而改用了一幅明代普通织锦纹样。这不应当被视为一般性的资料调整：舍弃极难获得的宋代真锦而易之以相对易得的明代宋式锦，其自我纠错之意甚明。但遗憾的是，李松福1981年出版的《象棋史话》并未参阅阎先生的再版书，依据的仍然是1958年的旧版。

2.3轻信与盲从

在“八八象棋”后来的研究中，如果李松福对《古锦图案集》琴棋书画锦资料的误读，以及对《中国美术史略》疏于分析的资料的误从，能够被及时发现、纠正，“八八象棋”之错及其影响是完全可以及时纠正并消除的，但是，由于后继的研究者们对李先生结论的轻信与盲从，结果一人之错，竟然致众人随之。

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关于“国际象棋”条目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国文物中有一幅北宋以前的饰有‘琴棋书画’图案的织锦，表示棋的是一个8×8格黑白格相间的棋盘，和现代国际象棋盘完全一样。”并且随附了李先生《象棋史话》的琴棋书画锦图。“八八象棋盘”的这次现身，表明李松福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首肯。

1991年，张如安的象棋史专著《中国象棋史》出版，也沿袭了李松福旧说。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象棋史话》注释中将《中国美术史略》作者“阎丽川”所误写成的“白丽川”，竟然被张先生一字不动地原文照搬，说明作者可能未曾参阅阎丽川先生《中国美术史略》原著，只是信手照录《象棋史话》之文与注释而已。由于《中国象棋史》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因而更助长了错误结论的蔓延。

无独有偶，十余年后，宋会群、苗雪兰两先生的《中国博弈文化史》一书又重犯了张如安的错误。他们在转录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注释时，将作者的姓名写作“白利川”。另外，二位先生将“八八象棋”定名为“阴阳八八象棋”，用以强调棋盘黑白方格的颜色差异，并认为琴棋书画锦“上限可到唐晚期，下限至宋”。这一观点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3 琴棋书画锦并非唐宋织锦，实为清代之物

其实，在丝绸纹样研究界，琴棋书画锦所属年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研究者都知道它是清代物件，具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织锦的明显特征。如果说王端先生在《古锦图案集》中还仅仅对该锦所属年代作了一般性的说明，那么回顾先生的《中国丝绸纹样史》、赵丰先生的《中国丝绸通史》，则从该锦的题材选择、纹样组织形式方面进行了深度分析，尤其是吴山先生的《中国纹样全集》，更将此锦定名为“清代织锦云纹四福琴棋书画纹”，这就不仅强调了纹样所属的年代，也对纹样特性作了更为精准的表述，越加符合清人原意。2014年8月，本文进行了最后的调研，从苏州丝绸博物馆研究人员处获悉：苏州业界都知道琴棋书画锦，老师傅们也曾说过此锦是苏州清代织物。

作为清代织锦，琴棋书画锦具有清代织锦突出的时代特征。

首先，该织锦的题材具有清代的特点。清人在织锦纹样中惯常使用借物托意的手法，为此设计了许多器物纹样形式，如八宝、八仙、八吉祥、三多、九如等，琴棋书画也是其中之一。琴棋书画锦的选题具有其深刻的含义，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包括一些名门闺秀）在文化修养方面的综合追求，被认为是具有正向价值的个人文化素质指标。而在丝绸纹样界，这又与清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追求相一致。

其次，该织锦也与清代织锦纹样题材的世俗化发展有关。锦中所选诸物写实逼真，符合从乾隆后期起织锦纹样侧重实物描绘、色调清新的特点，也充分体现出社会的祥瑞观念向人的具体素质和修养渗透的世俗化发展趋势。

再次，该织锦属于清代几何纹加花的组织形式中的一种特定结构，即是典型的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几何纹相互组合的组织形式。回顾写道：“清代的几何纹加花……（除）以一种几何纹作为构成骨骼外，还有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几何纹相互组合的组织形式。……如以圆形纹与菱形纹组合构成的琴棋书画锦。”赵丰的《中国丝绸通史》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而在唐宋时代这种纹样还尚未诞生，唐代织锦图案最典型的是唐草文、宝相花、陵阳公样。而宋代织锦纹样则多采用规则小朵花和几何规矩纹，或使用条纹和菱形。唐宋两代纹样的构成与琴棋书画锦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几何纹――圆形纹和菱形纹相互组合方式不尽相同，这就是说琴棋书画锦与唐宋织锦不仅有近千年的“时差”问题，而且在构图方式上已经有了明显的“代差”了。

历史研究从来都要求研究者坚守维护历史的人、事或物的真实性，而正确判断其所属年代，则是这种坚守维护历史真实性的重要一环。正因为这样，清代的琴棋书画锦被误作唐宋之物，这首先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史实性错误，是整个研究的一个根源性硬伤，同时由于年代的错乱也导致织锦存在环境的完全改变，从而使往后建立在这一被误断年代基础之上的“八八象棋”研究失去了说服力。

4 “八八象棋”是本土传统棋戏？

4.1“八八象棋”的可能来源

我们的研究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客观的、严谨的研究决不能仅仅停留于琴棋书画锦所属年代问题的正误，而是应当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织造于该锦之上的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来源。只有厘清棋盘的来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揭示“八八象棋”的本真面目。在《象棋史话》的《象棋在唐代被列为四大艺术之一》部分，照李松福先生所说，琴棋书画锦上的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是用以代表“八八象棋”的。但为什么该棋戏就非是象棋不可？为什么棋盘一定同国际象棋盘一模一样，而就不能同国际跳棋棋盘一模一样？国际跳棋不也是使用与“八八象棋盘”完全相同的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吗？而且历史比国际象棋还要悠久。在《象棋史话》中，李先生跨过了这些重要问题，作出了关于“八八象棋”及其棋盘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后来跟进的研究者又未弥补这一不足，却一直因循李先生的思维和思路，驾轻就熟，无意它顾。这样，为改变研究的现状，另辟探索蹊径就十分必要了。也许在当下对棋盘进行全面梳理，从中找寻出“八八象棋盘”的本源，应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具体言之，就是深入调查在中国社会当时的（与清代琴棋书画锦并存的）棋类活动中，在棋类活动的历史上，甚至在域外的历史的和当时的（与清代琴棋书画锦并存的）棋类项目中，还有哪些棋戏是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这些棋戏中的一项理应是“八八象棋”的原身，找出它是问题求解的关键。

当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棋戏的棋盘可能或因时代久远业已佚失，或暂时尚未被研究者发现，甚而至于由于笔者的疏忽而被遗漏，以致“八八象棋盘”的来源问题将永远不可解答，或者只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会因新资料的获得而最终揭秘。

可以这样设定，织于琴棋书画锦上的“八八象棋盘”的可能来源有三：一是清代某人或某一社会群体出于对现世某一本土棋戏的偏爱而在琴棋书画锦中织出其棋盘，籍以托情于物；二是清代某人或某一社会群体因怀旧而再现其所喜好的某一历史棋戏的棋盘，以“发思古之幽情”。这两个视角都是从“自我”出发，即从本土当世的（与清代琴棋书画锦并存的）和历史的棋戏出发，相对易于操作，理应是首选的视角。第三种可能的来源则是“他者”，即域外其他地域、国家、民族某时代的某棋戏曾使用的棋盘。这部分内容将在下面专题讨论。

还必须指出，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广泛社会认知度的文化存在。这一社会特点决定了进人琴棋书画锦的“八八象棋盘”所代表的棋戏也必然具有同样的认知度，而且这种棋戏也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普及率。这是本文在进行分析时的一个认识角度。

4.2“八八象棋”并未见诸清代本土当世棋戏

首先，从清代当时通行的传统棋戏看，与琴棋书画锦并存的棋戏中，有棋盘之边为3×3、4×4、5×5、6×6、8×8格等多种棋戏，但是却并未发现采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传统棋戏。甚至将搜索的范围扩展到近现代的民间棋戏（它们之中除极少部分可以确定为近现代人创设外，其余绝大多数都产生于古代，它们虽然源头已经模糊，但仍然可以作为认识本问题的参考），也毫无结果。比如在周家森先生保存有较多民间棋戏的著作《象棋与棋话》（1941），周化梧先生的民间棋戏专著《民间棋类100种》（1997），乃至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合编的，记录了中国56个民族大量传统棋戏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1990）等书著中，也都未发现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棋戏。这就说明在琴棋书画锦问世的当时，甚至直至今天都没有使用“八八象棋盘”的本土民间棋戏，这说明“八八象棋”并不存在于民间。

4.3“八八象棋”也未见于本土历史棋戏

其次，在本土历史棋戏中，情况仍然如此。弹棋虽有千年的历史，且有雅戏、仙家之戏的美称，但棋盘“丰腹高隆，捭根四颓，平如砥砺，滑若柔荑”，显然不是“八八象棋盘”之类。为英国学者托马斯・海德编写《东方局戏》，清初南京人沈福宗曾提供了包括围棋、中国象棋在内的一些古代棋戏，其中包括中国棋史界从未见过的“樽棋”、“杨捍”等项目，其棋盘形制与八八象棋盘也毫无共同之处。另外，宫棋、塞戏、旋螺城、夹食、八道行成等棋戏的棋盘也远非“八八象棋盘”之属。这种状况也表明，在中国历史棋戏中，并无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者。

这里，在从历史棋戏中找寻“八八象棋盘”时，还应当特别提到被研究者视为八八象棋出现的“唐宋间”、“北宋初”的特定时段。在这两个特殊历史阶段都未曾发现“八八象棋盘”，导致这一情况出现有众多原因，但至少应考虑到：“唐宋间”“北宋初”的中国象棋尚处形成初期，社会影响小，具有社会认知度的琴棋书画综合性才艺标准不可能将其纳入。这就是“八八象棋盘”不可能存在于“唐宋间”、“北宋初”的原因，同理，使用该棋盘的“八八象棋”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一时间段。

虽然理论上依然存在着发现新的文献资料、地下文物或民间棋戏，以证实存在使用这种棋盘的棋戏的可能性，但是，在当下资料占有的现实条件下，由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存在“八八象棋盘”，因而只能将眼光投向域外去找寻。

5 “八八象棋”，何时、何人的遗物？

捷克V・奥列沃娃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游戏和体育》、意大利A.D.陶尼等的《古埃及体育》、印度S.N.达什的《印度古代的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匈牙利拉斯洛・孔的《体育运动全史》、前苏联B.B.斯托尔波夫的《体育运动史》、美国C.W.哈肯史密斯的《世界体育史》、中国体育博物馆与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等体育研究成果，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体育项目内容。在众多棋戏项目中，却仅发现国际跳棋与国际象棋两个项目是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它们所用棋盘与“八八象棋盘”完全相同。

国际跳棋于公元3世纪出现于北非，后来流传于世界各地。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跳棋名为“西洋棋”。国际跳棋进入中国后，因下棋者感到在与国际象棋相同的由纵横线路构成的棋盘上对局，并不便于棋子斜行，于是改棋盘上的纵横线路为斜线路（图2），甚至有些地区连棋盘外缘没有实际用途的方框也被去掉了（图3）。（同时，根据中国人线道上行棋的习惯，如围棋、象棋等，棋子也随棋盘的改变从方格内移放于交叉点上。）

国际跳棋进入中国后棋盘结构的这一变化，使得在中国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棋戏就只剩下国际象棋一个项目了。而且如前所说，在中国本土历史的和当世的（与清代琴棋书画锦并存的）传统棋戏中，都从未发现过使用8×8格64格黑白相间棋盘的棋戏，那琴棋书画锦上的“八八象棋盘”就只能是国际象棋的棋盘了，而织锦上的棋盘所代表的棋戏也因之而只能是国际象棋。

那么，国际象棋（即本文的“八八象棋”）是何时、何人，以何种方式，在何种背景下传人中国的？这是“八八象棋”正误所必不可少的问题，但有关的记载却十分稀少：

16、17世纪之交，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一部关于自己中国之行的札记里，提到了国际象棋。这是现有史料中所知关于国际象棋的最早记录。利玛窦将自己熟知的国际象棋与眼见的中国象棋进行了比较，称二者为同名游戏，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只是玩法“截然不同”。利玛窦札记所记说明国际象棋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内容引起耶稣会士的注意，但是从中还不能看出国际象棋此时已传人中国。

大约70年后，中国诗人陈维崧在一首赠耶稣会士友人鲁日满的词作《满江红・赠大西洋人鲁君仍用前韵》中，写下了“善弈惯藏仙叟橘”的句子，表明西方人在华从事国际象棋活动的事实。从体育交流角度看，鲁日满的下棋活动还处于国际象棋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是个别的、零星的行为，还不具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棋戏本身不可能被作为社会衡量、标示个人素养的琴棋书画综合性才艺标准所吸收，故而出现于清代琴棋书画锦上的棋盘与这一时代的国际象棋活动并无关联。

直到19世纪后期，国际象棋在中国的传播才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据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推荐的《国际象棋课堂教程》介绍，这时期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早已接触到了国际象棋，已将其作为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开展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体育开始进入中国，国际象棋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人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进而传人内地，在上层社会涌现了一些参与者。广东商人郑观音（原文如此，疑为“郑观应”――笔者注）出洋经商，在外国轮船上曾与人下过国际象棋，便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参与国际象棋活动的典型实例。较之17世纪末那种以个别的、零星的实践为特点的活动来，这一时期的国际象棋正逐渐扩大实践范围，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参与群体，并因此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对其进入当时琴棋书画综合才艺标准创造了必要条件。

那么，是谁，出于何种动机将“八八象棋盘”织于琴棋书画锦之上，用以替代传统的围棋，因资料过于缺乏，只好存疑了，但是仍然可以这样推测：在清末，“我国沿海城市与外国人交往较多的中高级职员、知识阶层和旧中国政界人士”，“开始接触国际象棋，其中个别人也达到一定水平”。织棋盘纹样于锦上者，或请托他人织棋盘纹样于锦上者理应在这些人中间。

6 结论

在清末的琴棋书画锦上织造的国际象棋盘，30余年来一直被人误作中国“唐宋间”或“北宋初”的中国象棋盘介绍，并将使用这一棋盘的象棋定名为“八八象棋”。而“八八象棋”再经研究者的误信、盲从而最终酿成一次学术失误，造成了中国象棋史，以及同国际象棋关系史研究的失实，其影响延续至今。棋史学界对这一失误的厘正讹谬，传信存真，现在已经是时候了。

事实上，被误作“八八象棋”的国际象棋是西方体育大量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它现身清末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以来，伴随着世界体育进入整体性发展的历程，西方大量体育运动项目涌向东方，进入中国，但是对于一个面对救亡图存时代急务的民族，正急寻包括体育手段在内的强国利器之时，它自然远不如兵操、田径那样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从而得到政府和社会垂青，并予以倾力推动，因而只能在社会上层的少数成员中间开展，不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关心。然而就琴棋书画锦上织造国际象棋盘这一事件本身而言，却表明当事者对国际象棋在中国走势的过高期许，以及他对于自己一厢情愿的热情所作的过头表达。结果“八八象棋”被高调带入传统之后，却并未风靡于社会，只留下一个难以圆说的“问题”孤证，这表明传统是不可强行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