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者的天空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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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三个问号，饱含着朴实与灵知，浸染着乡愁与愿景，凝聚着对绝对苦难的怨诉和对整体偿还的恳求。三个问号，如同三支离弦之箭，射向了“文化身份”这一悲苦的目标。在所有人那里都不是问题的“身份”，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却是最大的问题。

为巴勒斯坦和人类当今苦境操心，为流亡者及其最后救赎之可能性虑患，萨义德便代表人文主义的良知，对最后的天空发出了“最为有力的政治声音”：“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这是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的忧患，又何尝不是当今人类的普遍忧患！

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土地被剥夺，邦国被流亡。剥夺到最后，流亡到最后，只有那一片最后的天空。萨义德以内在者的视角去审视离散的土地，以流亡者的体验去建构悲情的历史，以人文主义者的良知去抚慰伤痛至深的有国家却无国界的人民。于是，就有了这本《最后的天空之后》。它艰苦地叙述了一段无法叙述的故事。上起《圣经・旧约》所记述的离散与坚守，下达当今难民营中的与欢笑，萨义德用他那忧郁的眼神穿透最后的天空，寻觅一份不可能的可能性――渺茫得不能再渺茫的救赎希望。

希望原本虚幻，无所谓有无。所以，他仿佛是在对空放言，满腔交流的无奈。“失去国土，财产被剥夺，偏离中心，我们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所经历的‘事实’，或者让我们的阐述为人所闻”;而且，“大量的文学已经形成，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可就是没有人真正了解巴勒斯坦，没有人真正感受到它在1948年之后遭遇的被斩尽杀绝的暴力。

萨义德发愿要反思被剥夺的经历，以自我防卫的方式来“保护离散的完整性”。他的述说和反思表明，他对巴勒斯坦境内生活的留意和呈现表明，历史的不公正已经被深深地镌刻在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人类心灵之中，对苦难的健忘与粗心已经成为“战败于犹太复国运动的特征”。巴勒斯坦人好像都是罪犯，苦难廉价而且可恶，而永远没有主持正义的法官。世界戏剧没有终局，而正义的末日审判永远被延宕。于是，“思想无人思考，叹息没人记录，人们被遗忘，时光被丢弃”。

《最后的天空之后》乃是一部深刻的失败之书，一部悲剧的流亡史诗。它是由四个层面的文本编织而成的民族苦难记录、卑微英雄群雕、私密生命重构以及整体文化反思。第一层文本是吉恩・莫尔镜头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画面，它将巴勒斯坦所遭遇的剥夺视觉化。照片被展示在公众眼前，但是文字被禁止使用。一个民族的溘死流亡就凝固在无言的静默之中，激情与忧伤在静默中酝酿出掀翻乾坤的反抗潮流。

第二层文本是萨义德个人出离家园、疏远祖国、流亡异域的私密回忆。作者在这个层面上以普鲁斯特的方式，将个人的体验升华为种族的经历，把种族的苦难提升为人类悲剧。

在犹太人群居的纽约讨生活，“格格不入”是挥之不去的忧伤。但作为一名世俗的知识分子，萨义德的灵台溢满了古典人文主义的余韵。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无疑必须心怀世界。但他必须以私密的方式传送隐微的声音，并且将这种注定孤独的声音同民族的期盼融为一体，增益于和平与正义的事业。

由于浸润在私密隐微的声音之中，《最后的天空之后》所叙述的就不只是现实的流亡，而是内在的精神流亡。

第三层文本是文学研究学者萨义德信手拈来但始终贴切的其他小说文本、影视文本，这些文本同视觉文本、个人传记文本构成互文关系。文本互动，而精神交相引发，这些文本呈现了流亡的国家、生活在苦难之中而麻木于苦难的人民、巴勒斯坦国境的消逝、暗暗涌动的救赎潮流。

最后一层文本是最深层最隐秘的人文主义文本，它隐含在文字与影像、追忆与展望、苦难与前景的背后，而指向了巴勒斯坦人天赋的权利和不可轻侮的尊严。全书即将结束之处，萨义德引证了公元10世纪巴勒斯坦的地志学家的说法，用以支持他对人类未来和谐愿景的想象：“任何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将在巴勒斯坦发现那个世界拥有的所有美好”！

可是，巴勒斯坦的“亲密与拥抱”真的存在吗？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存在。在证据绝对灭绝的灰烬之中一再强制地重复，凄美地书写，萨义德的忧患一如既往，浸润在无法缓解的悲剧无意识之中。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最后的天空之后》，（美）爱德华・萨义德等著，金h珏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