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中“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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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变风变雅”由《毛诗序》最早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诗经的主题和文化精神有重要的意义。可是对于“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存在很多种观点，总结后可以概括为三点：（1）“变风变雅”为论刺之作；（2）“变风变雅”为商音、变调之作；（3）通过具体的诗篇加以界定。但是，每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我们需要综合起来考虑，最后将三种观点结合起来，就是“变风变雅”真正的涵义。
关键词：变风变雅 毛诗序 诗经
“变风变雅”一词最早见于《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1]三家诗均有序，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均已亡佚，惟有《毛诗序》现在仍然存在，但该序的作者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变风变雅”的问题一直被学者争论不休，对于其涵义界定也是各持己见。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变风变雅”为论刺之作
绝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变风变雅”为论刺之作，他们主要是从《毛诗序》出发，认为里面提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状况走下坡路，而此时有志之士便用诗歌来以下刺上，希望能改变当时的状况。但是这一界定只是对诗歌的主题加以界定，认为凡是以下刺上的诗均为“变风变雅”，但是诗歌主题上是“美”还是“刺”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很多诗歌的主题也备受争议。
“‘变风变雅’之作而知止乎礼义，当是时诗尚存也。惟其礼义之泽熄，然后诗之道亡矣，何也？盖诗者礼义之所止故也，诗亡则美刺之法废，《春秋》作则褒贬之法兴，使诗之道尚存。”
――《诗序统解・毛诗名物解》
诗亡是指礼义废，诗道之亡，“美刺之法废”。“变风变雅”存在之时，礼义之法仍立，“诗尚存也”。由此，可得出结论诗歌有美刺的作用，而“正风、正雅”为“美”，“变风、变雅”为“刺”。
“‘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
――《明文海・黄子邕诗集序》
作者直接点明“变风、变雅”的作品多是论刺之作，对于当刺之事、当斥之人，只需直言不讳的提出，不用有所顾虑。后面紧接着举出了两个例子，说“《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这两首诗那就是最典型的“直指其事、斥其人”的作品。
这些人主要是用“变风、变雅”在内容上，“以下刺上”这一主题加以界定。是对《毛诗序》中关于“变风变雅”阐释的一个延伸和诠释，认为“变风变雅”之作出现于乱世，忠臣志士不满于当时君主的统治，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感到忧虑，于是积极引谏，以诗言志。
（二）“变风变雅”为商音、变调之作
“《七月》、《楚茨》诸篇，言辞纯正而为，‘变风变雅’以其有商音，是以为变耳。”[2]诗以入乐而存在，无论风雅之作为正为变，皆可入乐，这一类学者主要是针对诗歌所配之乐的不同来将其划分。”
“国风用角调，小雅用征调，大雅用宫调，周颂鲁颂用羽调，惟变风变雅有商音，亦无商调。是说未知何据，姑存其说，未敢以为必然也。”
――《律吕阐微》
“变风变雅有商音，亦无商调”用诗歌所配的音乐腔调来界定其是否是“变风变雅”的作品。《礼记・乐记》中提及“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之音矣。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变风变雅”无商调，说明其并非代表臣子，只可能是百姓对当时社会的忧虑或对君主统治的不满而作的诗歌，这类作品首先没有一个明确的腔调，因此无法将其归类到国风、大小雅、周颂、鲁颂里面去，其次，又无法将其独立出来，只能依据它有商音，将其界定为“变风变雅”之作。但是《律吕阐微》紧接着也做了说明，指出这一说法“未知何据，姑存其说，未敢以为必然也”，它只是作者的一个猜测，没有充足的证据。
“朱子所谓变风变雅者，变用其腔调。又谓大雅小雅，如今之宫调商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又谓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词，而为大雅小雅也。以是而推之，则风雅诗篇题之同者，亦必按其腔调为之耳。”
――《诗绪》
朱子认为“变风变雅”也是变其腔调而为，风雅之作皆有体格。诗歌创作不按其腔调和体格进行创作，便为“变风变雅”之作，它这里并为提及商音，只说其是变换了腔调的作品。
（三）明确“变风变雅”的具体篇目加以界定
这类观点主要是通过指出具体的哪篇或哪些篇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或者是对作品产生的时代加以定位。
“先儒旧说，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耳》十八篇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及考。”
――《读诗私记》
作者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一篇都是哪一类型的作品，如认为“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它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只是笼统的说论刺之作才为“变风变雅”，但是哪篇才是论刺之作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主题。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很多诗歌主题存在争议这一现实，因此这一界定会不够科学和谨慎。
“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尢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
――《诗谱序》
郑玄认为“变风变雅”创作的背景也是“政教尢衰，周室大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但是其将其更进一步的加以限定，“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之事。”认为这之间的作品皆为“变风变雅”之作。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上述的三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的道理。假使我们将三种观点结合起来考虑，便很有助于我们对“变风变雅”的涵义加以界定。首先，解铃还许系铃人，“变风变雅”这一观点的提出最早见于《毛诗序》，我们再来看下作者是怎么论述的，“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序》主要是从主题上面加以限定，认为在当时“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变风变雅作矣”，而诗又有言志这一作用，因此在主题上面不难看出“变风变雅”之作为以下刺上之作，即为论刺之作。
其次，至于腔调对于诗歌的“正变”，是不是有影响，我们从《礼记・乐记》当中能够看出，对于诗歌入何种调的乐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而在“变风变雅”出现之前，整个国家的礼义系统是完好的，这一规定就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条例，假使你要做大小雅之作就必须配以宫调商调。而当政局不稳定之时，首先受到打击的便为礼义之法，所以当时人们便不再用那种惯例去作诗，便出现了很多不配宫调商调而存在的大小雅，后人在研究的时候便给其加了个名字“变风变雅”，这一观点与《毛诗序》的观点并不背道而驰，而是通过里面关于主题的论述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
第三，我们可以从后世的一些作品中发现一些问题，《杜子美自序》“至于变风变雅，亦莫非忠臣义士，摅其忠悃，发为歌辞。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皆可以劝惩当时为后世。”杜甫用“变风变雅”引申出“忠臣义士，摅其忠悃，发为歌辞。”可见杜甫当时怀有抱负，可惜无人赏识，有论刺的意味。韩在《乐章论》中写道“夏诗有《五子之歌》怨歌也，孝子悌弟之言也，其义近于变小雅，而其音节则近于大雅者也。”《书序》中对《五子之歌》的描述为“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 ，作《五子之歌》”，后世的作品中提及“变风变雅”多是引用其“怨刺”这一主题，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变风变雅”涵义的界定，我们首先从主题上认为其是在“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时而产生的以下刺上的作品，不能以宫调商调等腔调入乐，但由于其为论刺之作，定位为风雅的范畴，因此配以商音。其典型的诗篇如《十月之交》、《民劳》、《板荡》等。
注释：
[1]郭少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30页
[2]四库本《乐律全书》卷十五 5页
参考文献；
[1]郭少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
[3]聂石樵《诗经新注》【M】齐鲁书社 2000年版
[4]刘冬颖《变风变雅论》【J】学术交流 2002年第2期
[5]李争艳《〈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现象思考》【J】安徽文学 2009年第8期
作者简介：吴江（1989-），男，辽宁盘锦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