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世说新语》的文学批评文献价值——以《世说新语·文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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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所编撰的《世说新语》一书，为后世展现了中国魏晋文人这一独具个性的群体的生活风貌。在中国文学史上，它向来被视作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初祖。事实上，《世说新语》在一些章节条目中还保留了大量极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文学批评文献材料。文章特以《世说新语·文学》为例，简要论述《世说新语》在这一方面的价值。
《世说新语》原称《世说》，唐时称《世说新书》，原书八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由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所作．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这部著作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被大多数学者认可的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发端之作，它对于小说这一文体在后世的成熟和演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事实上，拿我们今天的小说艺术虚构性这一衡量标准来看，把它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小说，还是值得商榷的。《世说新语》侧重记载了魏晋文人群体的言谈举止，堪称为当时文人提供谈资并借以学习揣摩的“名士的教科书”，正如《中国小说史略》所言，它属于“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赏心”之作。同时，由于《世说新语》一书中记录的人物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史传的色彩。因此，它的史料文献价值也逐渐为今人所重视。本文以《文学》一门为例证，进行归纳探究，试图使人们对《世说新语》在文学批评成果方面进行重新认识。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涌现出一大批承载传统文化的论著典籍，然而由于改朝换代的纷飞战火、最高统治者的文化钳制，加之一些史料保存上不可克服的自然因素，很多书籍典章已经灰飞烟灭，对我们今人来说，的确是莫大的损失与遗憾。为了尽量恢复这些已经散佚的作品的原貌，我们努力在一些有幸保留下来的典籍中寻找点点滴滴的思想光辉。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我们可以追溯一些论著在当时的创作和流散情况。郑玄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还没完成，一次外出遇见服虔，有感于服虔也潜心于为《左传》作注，与自己志同道合，于是郑玄把自己注过的部分都给了服虔，因此有了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另如《老子》的成书过程，究竟最初它就分为《道》、《德》两部分，还是后人的编排划分?《文学》中有一条目谈到何晏刚完成《老子》注，去拜访王弼，发现王弼的注精深奥秘，于是心悦诚服，把自己的注改成了《道》、《德》二论。魏晋时，为前代各家经典作注似乎是蔚然成风。《文学》中提到，单为《庄子》作注的就有几十家，但由于道家精意的高妙，鲜有人能参透。其中向秀的注解可谓精妙绝伦，但《秋水》、《至乐》在他离世时可惜没有注完。才华出众的郭象对向秀的遗作略加改动，又补注了《秋水>、《至乐》，因此传世的有向秀、郭象两种《庄子》的注本，其实义理阐释是相同的。尽管《世说新语》还有不少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其真实性仍有待于我们借助其他文章典籍作对比确证，但是它毕竟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学遗产积存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条值得探寻的路径。
魏晋时期是一个极其崇尚美的时代，这种美包括外在的声色之美、内在的涵养之美。体现在具体作家、作品上，它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文学)一门能够明显嗅出那段岁月文坛上独有的气息。首先，一些千古传诵的佳作在刘义庆的笔下多有提及。这使得后人对它们的解读变得有据可查。当时众多名士喜欢钻研《庄子·逍遥游》的理趣，但少有人能够超越郭象、向秀的，唯有支遁的观点高超出众，“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若想把<逍遥游》的真谛透彻领悟，恐怕一定要从郭象、向秀、支遁等人的注释、宏论人手了。魏晋时人清谈玄远，在对一些文学作品的鉴赏中，展现了他们特有的审美取向。一次，谢安趁弟子们聚会的时候，问“《毛诗》何句最佳?”谢玄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说：“哥谟定命。远遒辰告’。”认为这句颇有高人的深意。在当时的作品品评和流传过程中。被所谓社会名士认可，也是相当重要的，确实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左思拿自己的《三都赋》给别人看，人们都讥讽诋毁，不屑一顾。只有张华对此文有极高的评价，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和张衡的《二京赋》鼎足为三，并建议他请名士作个宣传。于是左思请皇甫谧为《三都赋》写了序，其作立刻身价倍增，一时洛阳纸贵。这说明中国文人很早就有了借助名人效应，推介自己的文学产品的自觉意识．在那样一个年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文学》对作品的传播情况也多有记述：当裴启的《语林》刚刚问世，就被远近大加传颂。当时的名流少年没有不传技的，人手一份，尤其是记载王世殉的《经王公酒垆下赋》，颇有文采。了解作品当时的写作背景，方便我们把握诗文的深层涵义，并能够进一步很好地认识作者以及他的相关作品。刘义庆记载了今人家喻户晓的曹植七步成诗的典故．帮助我们更深地体会为什么曹植后期的诗风由原有的意气昂扬转为哀愁低落，显然，君臣、兄弟之间的不容，政治上的恐慌与失意是最重要的主导因素。在对当时文人作品的评议赏析中．《文学》一门不乏精辟的论断，往往数语即勾勒出一位文人的文学风貌，它们与其他论著中的评语相互呼应，更加具备了说服力。如孙绰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意思是说，潘岳的文章之绚丽如同披着锦缎，无处不美：陆机的文章好比沙粒中选金子，常常能发现珍宝。另一条目中，孙绰又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即潘岳的文章浅显简练。陆机的文章深奥芜杂。潘岳、陆机是两位重要的太康诗人，在《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美姿仪，辞藻绝丽”，《续文章志》中说：“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文章传》对陆文也有赞语：“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可见，刘义庆的记述恰是时人文学观的真实反映，是比较客观的。另外，我们结合他们的作品去品味，亦会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此外，《文学》一门还有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譬如简文帝称赞许询说：“玄度(许询字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中涉及文学批评理论的观点比比皆是，从中可以看出魏晋文人的创作论、鉴赏论等文学思想与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的观念相契合。在《文学》的记载当中，笔者搜罗了几条．依此来加以分析阐释。作家的学养一方面来自于先天的禀赋．另一方面，后天的勤奋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刘义庆对后者非常重视。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诸葛玄年轻时不肯读书，与人谈论虽显其天分卓拔，但终究是功底不够扎实深厚。于是他接受了王衍的建议，认真读了《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再与人谈论则又上了一个层次。虽然受魏晋谈玄之风的影响。这一条目重在说明大量接受老庄思想对名士言谈的裨益，但侧面也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另一条目讲的是天生才华横溢的殷仲文。由于读书不多，文才难有大的长进。时人傅亮叹息道：“如果殷仲文读书有袁豹的一半，文才就不会比班固差。”《文学》中还有个别条目说明当时的文人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因袭模仿，并认为那是鄙陋不堪的：对于庾亮出于同族之情，广为宣传庾闻的《扬都赋》，谢安持相反的态度：“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俭狭”即贫乏小气之意。文学作品能够感染人，说服人，甚至调动人的情绪，主旨、文采与逻辑结构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文学》也以实例对这一点作了印证。擅长清谈的乐广却不擅长写文章。前文提及长于华美文辞的潘岳根据乐广的意旨写成一篇表章，名噪一时，时人评价之：“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可见，文章需要一个中心意旨与合理的结构安排。此外，文章像做衣服一样，只有剪裁得当，才能配合好的文采流传于世。孙绰评论曹毗的才质就像“白地明光锦”，却被裁为下等仆人的裤子，“非无文采，酷无裁制”。在《文学》中，我们能从一些材料中看到魏晋文人对文章声律音韵的要求同样是非常高的。庾闻在《扬都赋》中写道：“温挺义之标，庾(庾亮)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后来他把“望”改成“俊”，“亮”改成“润”。一者为避庾亮的名讳，二者是为了“俊”与“润”的隔句押韵。又如孙绰写好《天台赋》后，拿给范启看，说：“您试着扔在地上，一定会发出钟磬之声。”范启说：“恐怕你的钟磬之声不合音律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言与意，文与情，形与神的辩证关系是经常被谈到的论题，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多处提及。在《文学》一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则条目中．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文人对这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和看法。综观这些言论，都集中体现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想具有的思辨哲学的色彩．以“无”为体，以“有”为用。在文学认识论上，便产生了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基本概念。如“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牙后慧”即指言外的理趣。说明对语言的解读不能单纯拘泥于表面文字，而要仔细体味文字之外的作者用意．而言语仅仅是抽象的“意”的载体。文人作诗文，一般都是有所寄托的，功利目的明显，特别是他们经常把诗文作为个人情感的依托：王季看了孙楚的诗，感慨“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另如“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魏晋是以形见神，遗形取神的美学观念兴起的时代，《世说新语》臧否人物，无需刻画全貌，只用片言只语便可达到令人铭记于心的效果。这种形神观直接地出现在《文学》中人物之间的对话里。郭璞有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回应道：“水声宏大，风声瑟瑟，实在难以表达。每次读到这首诗，觉得精神和形体具有超越之感。”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盛行，使后来在《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与庄子“物化”、“得意忘言”等文学理念相关的文学批评文献材料，笔者于此不再一一列举，仅就以上几条管窥一二。
虽然本文仅是对《世说新语》之《文学》篇中关于文学批评文献的举例与分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有一定文献价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罕有的黄金时代，即使是并非专论的《世说新语》这样的志人小说集，在有意无意中也为我们今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学文献材料，这的确让千百年后的今人感到振奋，同时它也在鞭策着我们进一步探索与发掘与之相关的更多的文学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