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在文学与教育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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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幸阅读了赵焕亭老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这部书稿，认为它在四个方面颇有特色与价值。由此，我对她的研究领域与爱好、价值判断与追求、成果呈现与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有了较系统与清晰的认识。
敏感尖锐论题敢于挑战
赵焕亭学术起步的对象，是选择研究丁玲。她扎扎实实阅读《丁玲文集》，了解丁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针对一些诋毁丁玲的现象，捧出了几篇力作，捍卫和弘扬了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新华文摘》2006年第19期论点摘编《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个性》：“赵焕亭在《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丁玲晚年一方面以一个党员作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强调歌颂光明，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并努力通过小说创作来实践这一主张；另一方面，她创作了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一类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她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智慧探索，从人性出发凸显了老而弥坚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唱出了逆境中求生存的凯歌。尤其是她的后一类作品突出表现了她的创作个性，那‘武将军’的豪迈洒脱和‘文小姐’的细腻才思都是她晚年创作个性的典型体现。丁玲晚年的创作并没有失去个性，丁玲就是丁玲，她就是这样存在着。”赵焕亭把《丁玲与冯雪峰的“德娃利斯”情谊》投稿到《文艺理论与批评》，作品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丁玲与冯雪峰的同志情谊。她的《海外丁玲研究（2004―2008）》，从丁玲创作思想、丁玲人格、丁玲作品的分析、丁玲的成就与不足、丁玲研究的契机和历程五个方面考察各国有关丁玲的研究状况。以此表明：“丁玲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鲜明的艺术特色为世人瞩目。她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地域文化视角解读透彻
赵焕亭还把研究的目光投射到家乡名家，传授鲜活的乡土名家作品，强化读者对本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由此引导读者体验、欣赏地域文化，为地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提供了前提条件。
姚雪垠出生于伏牛山南阳盆地，是伏牛山文化孕育出来的知名作家。赵焕亭在“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有关研究姚雪垠中篇抗战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的论文。她认为这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和使用豫西方言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或是使用一段对话，或是采用简单的道具，或者对其进行心理描写，或者是通过几句个性化的语言，寥寥几笔，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人物形象，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作者非常熟练地使用了大量的豫西方言。她对姚雪垠尝试记录河南的地域文化、丰富中国的语言宝库和在提高文学的表现力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好评。
当代女作家林蓝，河南汝州人，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夫人，林蓝长期致力于《周立波文集》的编辑和整理，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留下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是，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却显示了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童年泪》正是这样的作品。赵焕亭在《林蓝（童年泪）中的河南地域文化特色》一文中强调指出：河南地域文化作为林蓝的精神母乳已经融进她的血液，她对故土的情感记忆已经刻入骨髓。豫西的地貌、气候、戏曲、故事、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底色。尽管她17岁时离开河南，后来又辗转于东北、湖南、北京等地，但河南文化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弥漫性的、渗透性的，是伴随终生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革命实践使她在晚年回望自己家乡时，显得更加从容和深刻。《童年泪》是林蓝童年认知与晚年艺术素养的充分融合，是她真正的生命之作！《童年泪》借助河南方言、河南地域文化所达到的高超的艺术水准，是令人称奇的，可谓一枝具有浓郁河南色彩的文学奇葩！
赵焕亭从《童年泪》中使用的豫西方言、所展现的豫西民俗、庙会文化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和地点都具有浓郁的河南色彩。这部作品与中原文化母体有着天然的、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除了大量使用方言词之外，《童年泪》中还展现了诸多豫西民俗。《童年泪》对20世纪40年代农村生活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民俗研究价值，同时还具有丰富的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价值。
文化修辞理论成功运用
修辞论美学又称文化修辞论，是当代学者王一川教授提出的一种美学理论。修辞论美学是从文本在一定文化语境中产生并对文化语境发生实际影响的角度，研究文本的符号系统与文化语境的修辞关系的一种美学新理论。
赵焕亭运用修辞论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背影》进行研究。文章从“重复叙述的意蕴”“《背影》的文化语境”和“《背影》：朱自清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三方面入手，得出了新的见解。她对“重复”现象作细致分析后认为：“这种重复在客观上已造成了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是作者写文章时所未意识到的。”“《背影》所隐含的这种父子冲突的意义，构成了对文本基本效果的暗中颠覆，从而让我们读出了《背影》的另一种苦涩。这苦涩不是父亲生计艰难的苦涩，而是儿子要求独立却又无法不屈从于父亲的苦涩。”在《背影》的文化语境部分，她从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这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她在最后部分得出的结论是：《背影》的结构中交织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一条是歌颂父亲慈爱的线索，一条是显示儿子内心焦虑的线索。父亲的慈爱体现在意识文本里，儿子的焦虑被禁锢在无意识潜文本里。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存在，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造成了《背影》无限的文化张力。
夏莹在《近二十年（背影）主题解读述评》中，把赵焕亭的观点列为一家之言，并加以评价：“第四种对《背影》的解读运用修辞论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文中‘我’四次心理活动和父亲三次行为语言描写，认为父亲对‘我’具有绝对支配地位，而‘我’只能是无奈被动的，这是文本隐含的‘父子冲突’；接着作者结合《背影》的文化语境，认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独具的‘现代原忧’感使他们心理上普遍存在着矛盾和焦虑，《背影》正是在对这种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中产生的。《背影》是朱自清对焦虑的一种赋形，即赋予它一种话语形式。在此意义上说，《背影》是作者抵御焦虑侵袭的盾牌，是作者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夏莹对此观点给予了肯定：“这种解读方法较以上几种更加新颖，为我们如何看待朱自清的写作心态提供了一条道路。”（见《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8年第9期）
交叉学科研究取得成效
交叉学科研究，即研究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整合。赵焕亭对交叉学科研究也很有兴趣，在《文学教育学构建初探》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有关“文学教育学”草创期的初步构想。
赵焕亭不仅仅关注“文学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规划，而且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文学教育学”的典型案例。《（背影>教学史》就是成功的典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她精心研究《背影》教学史，创造性地把它划分成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背影》教学史上的春晖时代、寒冬时代和夏日时代。《背影》在春晖时代被视为亲子之爱的美文，备受各家语文教材推崇；在寒冬时代被视为青年心灵的腐蚀剂，被从各家语文教材中删除；在夏日时代被多元解读而被各版语文教材收录，以至于某家教材想不选它都不可能。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教学现象。她断定道：“《背影》教学，无论在语文教育史上还是在现代文学史上，都已构成一个典型事件。”
在河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背影》教学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孔庆东、吴福辉、温儒敏、陈子善等几位专家对《背影》教学各抒己见。赵焕亭的《（背影）教学史》发表后被权威期刊及许多语文教学网站转发，产生了较大影响，引发了朱自清后人及语文教育研究者对《背影》的再思考。
赵焕亭不仅仅关注“文学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还特别注重广大语文教师的发展与提升，这样才能促进学科的建设。新知识的传递不是学院、大学和研究发展中心机构的“专利”；语文教师不仅仅只是贮存他人观念的“容器”，语文教师的工作不仅仅是把在大学里所获取的理论应用于学校实践；除外部给予教师的理论知识外，还存在着内隐于教师实践之中的“行动中的知识”，并且这种内隐于教师实践中的知识更能为所有的教师的教学改良作出贡献。
赵焕亭多年来勤于治学、善于治学，得力于理想与追求。这些作品，不仅是一个事业追求者成功的收获，而且也是一个不懈奋斗者新的起点，同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