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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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分布是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企业影响的具体体现。本文对1994年至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基本保持平稳，而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则不断下降；1994年至2005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中更多的是实际税率比较低的公司。本文首次系统地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一方面弥补了已有税收负担研究缺少微观证据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揭示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经济后果整体上的变化。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率 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63-06

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分布是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经济后果在年度上的重要体现。目前国内已有关于税收负担年度分布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税负，而很少关注微观层面的企业所得税负担。宏观税负研究发现的变化规律是：1978年至1984年我国宏观税负基本保持稳定或者略有上升，1985年宏观税负急剧上升，1985年以后至1996年宏观税负处于不断下降的阶段，而1997年至2004年宏观税负则不断上升。但是，通过我国宏观税负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所得税税收负担也随着我国宏观税负的上升而持续上升。另外，仅有少量的关于微观层面的所得税负担研究并没有从整体上考察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本文拟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进行研究。

一、文献回顾：理论与证据

已有的关于我国税收负担年度趋势研究的论文，主要关注宏观税负。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 的比重来反映。在我国，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这样，在我国就有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1）小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2） 中口径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这里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少量的其他收入，如国有企业收入、变卖公产收入等）；（3）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政府收入占GDP 的比重，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收入”，而且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等）。① 如果没有特殊指出，宏观税负一般指的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钟晓敏（1995）研究了我国1980年至1992年宏观税负的变化趋势，发现我国宏观税负从1980年到1984年比较低，但呈上升趋势；从1985年起，我国的宏观税负呈下降趋势，并且下降幅度很大。杨斌（1998）分析了我国1987年至1996年的宏观税负，发现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大并且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苛捐杂税”沉重且呈上升趋势，宏观税负保持稳定，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安体富、岳树民（1999）研究了我国1985年至1996年的宏观税负水平，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下降，到1996年已降至10.07%，这一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负水平，明显偏低；而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已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平均税负水平，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因素看这一水平已经不低了，或者说是偏高的。武利华（2000）则考察了我国1978年至1997年的宏观税负，发现1978 年至1984 年之间宏观税负基本稳定在13 %左右，1984 年两步利改税后，由于企业的部分利润以税收的形式上交，因而1985 年的宏观税负剧增为22.8 %；但自1985 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却不断下降，由1985 年的22.8 %下降至1996 年的10.18 %，1997 年略微上升至11.01 %。林鲁宁（2002）考察了我国1985年至2000年的宏观税负，发现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从1985年至1996年一直不断下降，1997年之后有所提高；而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从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就不断增长，每年增长接近一个百分点。彭高旺、李里（2006）研究了1994年至2004年我国宏观税负，发现我国的宏观税负长期过低，1996年达到了最低点10.18%；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宏观税负也逐年稳步提高，到2004年达到了18.84%。郭健（2006）考察了我国1978年至2004年的宏观税负，发现我国宏观税负在1978 年至1984 年之间宏观税负基本稳定在13%左右，1984 年两步利改税后，企业的部分利润以税收形式上缴，由此1985 年宏观税负急剧上升为22.8 %。但自1985 年后，我国宏观税负不断下降，由1985 年的22.8 %下降至1996 年的10.18 %；1996 年之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征管水平不断提高等因素，我国的宏观税负呈平稳上升趋势，由1996 年的10.18 %上升至2004 年的17.66 %，平均每年递增7.17 %。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的变化规律：1978年至1984年我国宏观税负基本保持稳定或者略有上升，1985年宏观税负急剧上升，1985年以后至1996年宏观税负处于不断下降的阶段，而1997年至2004年宏观税负则不断上升。也就是说，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不断持续上升，是否意味着企业的税收负担也是持续上升的呢？尤其是企业所得税负担是否持续地上升呢？显然，这是需要我们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

关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时间趋势方面的研究比较少，笔者只找到王延明（2002）对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进行的研究。他将企业所得税负担定义为“当期所得税负担（国内）/（税前经济收益＋除坏账准备外的七项减值准备当年变化额）”，考察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1994年至2000年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变化，发现1994年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显著高于1995年，1997年的显著高于1998年，而1998年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显著低于1999年，其余相邻两年之间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没有显著差异。可见，王延明（2002）只是从相邻年度的变化来考察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变化，并没有从整体上考察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另外，王延明（2002）只运用了一种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指标，这可能将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如何更稳健地从整体上考察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企业所得税负担的衡量方法

企业所得税税率（名义税率）是决定企业所得税负担的重要因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但税务部门对不同企业乃至不同时期的同一企业的纳税力度是不同的，这便导致了在同样的名义税率下，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所得税负担。这表明将名义税率作为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指标是不恰当的。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指标，就成为企业所得税研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所得税负担实际上指的是每一单位的企业价值增值或者利润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而利润和企业所得税的数据，可以从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得。在企业的利润表中有“所得税”这样一个项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所得税”项目表示的是会计上的所得税费用，它可能与企业所上缴的所得税（所得税支出）相等，也可能不相等，这取决于企业所得税会计政策。如果企业在所得税会计中采用应付税款法，那么，所得税费用就等于所得税支出；如果企业在所得税会计中采用递延法，那么，所得税费用可能与所得税支出不相等，其原因在于会计上所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和上缴给税务局的所得税支出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这些在本期确认为所得税费用而在以后上缴的所得税支出，被称为递延所得税费用；与此对应的，在本期确认为所得税费用而在以前上缴的所得税支出，则为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由于大多数企业实行的是应付税款法的所得税会计政策，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得税支出等于所得税费用；在少数情况下，如果企业实行的是递延法的所得税会计政策，则所得税支出＝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能够代表企业利润的指标有主营业务利润、营业利润、息税前利润、税前利润以及税后利润等5个利润指标。对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指标来说，需要的是用以计征企业所得税的利润，由于税后利润已经将企业所得税从利润中扣除，而主营业务利润和营业利润并没有包括企业所有予以计征企业所得税的利润，因而，它们都不是计算企业所得税负担所需要的利润指标。显然，税前利润是包括了所有企业利润但尚未将企业所得税予以扣除的利润，因而它能够满足计算企业所得税负担的需要。息税前利润则是税前利润加上利息。应该说，企业对利息的支付应该在支付企业所得税之前，从这个角度讲，息税前利润并不适合用于计算企业所得税负担。但是，利息实际上是企业价值增值的一部分，不同企业的利息费用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在于企业财务战略的差异，但是不论哪种财务战略，其目的都是为了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站在企业价值增值的角度来看，息税前利润可以用于计算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另外，如果企业存在递延所得税费用，那么，相应的利润虽然在会计上已经被确认，但从纳税的角度来看，它则是以后期间的利润，因此，应该将利润中形成递延所得税费用的部分予以调整，调整幅度为递延税款费用 / 法定税率。当然，由于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采用的是应付税款法的所得税会计政策，因此，不对利润进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可行的。

目前，在已有研究中已经形成了4种不同的计算公司所得税负担（称为公司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的方法，① 它们分别是：（1）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2） 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3） 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4） 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费用/法定税率）（Shevlin，1987）。可见，以上4种衡量公司所得税负担的方法都符合上文的分析。另外，这4种方法已被企业所得税负担方面的研究所广泛采用，因此，本文也采用这4种方法来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

三、样本构成与描述统计

样本的构成与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指标选择紧密相关。根据前一部分的分析，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指标有4个公司实际税率指标。本文分别将这4个指标确定为ETR1、ETR2、ETR3和ETR4。其中，ETR1＝(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2＝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3＝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ETR4＝(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hevlin，1987）。

本文选取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母公司1994年至2005年的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并做了如下剔除：（1）母公司报表数据缺失的公司；（2）金融业上市公司。由于金融业公司所适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公司明显不同，计算出来的公司实际税率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予以剔除；（3）剔除样本期内计算公司实际税率公式分母为负的公司，因为这部分公司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税率与正常公司的实际税率含义不同，不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4）剔除公司实际税率大于1或者小于0的公司，作为异常值剔除，这种处理方法与Gupta and Newberry(1997)，Kim and Limpaphayom(1998), Singh, Wilder and Chan(1987)，Stickney and McGee(1982)以及Zimmerman(1983)的处理方法相同。所有数据来自于聚源数据工作站。如果公司实际税率定义为ETR1，相应的总样本为7357个观测值；如果公司实际税率定义为ETR2、ETR3、ETR4，相应的样本总数分别为7420、6931和6913个观测值（见表1）。从整体上看，采用不同的公司实际税率指标，其样本规模与结构基本类似，这不仅体现在总样本和每年样本的数量相近，并且从1994年至2005年样本数都逐年上升，这也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属于新兴市场的特点，每年不断有新的公司上市。不过，这种样本数增加的速度在2004年和2005年明显变缓，这与我国证监会在这两年控制公司上市的政策有关。

四、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时间序列特征

表2报告了我国上市公司1994年至2005年每年的公司实际税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如果公司实际税负指标采用ETR1，那么，1994年至2005年所有观测值的实际税负的平均值为0.0943，中位数为0.0728；而分年度的实际税负的平均值中，最低的是2000年（0.0843），最高的是1994年（0.1066）；而分年度的实际税负的中位数中，最低的是2005年（0.0316），最高的是1994年（0.1236）。如果公司实际税负指标采用ETR2、ETR3、ETR4，在分年度的实际税负的平均值中，最低的都是2000年，其实际税率分别为0.0808、0.0942以及0.1023，但最高的分别是1994年（0.1072）、2002年（0.1270）和2002年（0.1278）；而在分年度的实际税负的中位数中，最低的都是2005年，分别为0.0309、0.0497以及0.0522，但最高的则都是1994年，分别为0.1236、0.1297以及0.1302。另外，无论采用哪个公司实际税率指标，1994年至2005年中，除1995年以外所有观测值的平均值都高于中位数，说明更多的公司是实际税率比较低的公司。

图1显示了公司实际税率各年平均值的分布。从整体上看，ETR1和ETR2的分布几乎重叠，而ETR3和ETR4的分布也几乎重叠，但ETR3和ETR4的值都大于ETR1和ETR2的值。然而，它们在1994年至2005年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基本保持平稳，其中2000年是一个最低点，2000年之前分布更为平稳，2000年以后先有上升的趋势，而后保持平稳甚至有点回落。图2则显示了公司实际税率各年中位数的分布。同样地，ETR1和ETR2的分布几乎重叠，而ETR3和ETR4的分布也几乎重叠，但ETR3和ETR4的值也都大于ETR1和ETR2的值，并且它们在1994年至2005年间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与公司实际税率各年平均值分布不同的是，整体上公司实际水平各年的中位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这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更多的是实际税率比较低的公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税率比较低的公司比例在不断提高；而公司实际税率的平均值在各年之间基本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原来实际税率比较高的公司，其实际税率的绝对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进一步提高。

本文分析是以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时间趋势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回归分别以ETR1、ETR2、ETR3以及ETR4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年度作为自变量，1994年设为1，1995年设为2，这样一直下去，直至2005年设为12，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第1部分为1994年至2005年的变化趋势，其中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的回归中，除了ETR4回归中的年度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余的回归结果中的年度变量都不显著；而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的回归中，无论采用哪个公司实际税率的指标，年度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并且系数也比较接近。这说明在1994年至2005年这个时期内，公司实际税率从平均值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从中位数的角度来看则显著降低。

由于图1表明2000年是公司实际税率时间趋势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性年度，因此，将时间分为2000年之前（包括2000年）和2000年之后（包括2000年）两个期间分别进行回归，以分析这两个期间公司实际税率不同的时间变化趋势。在1994年至2000年这个期间，从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的角度来看，年度变量都为负数，但只有在公司实际税率采用ETR1和ETR2的情况下显著；而从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的角度来看，所有年度变量都显著为负，并且系数也与1994年至2005年的回归结果中的年度系数非常接近。在2000年至2005年这个期间，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回归中的年度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数，但是都不显著；而在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回归中，年度变量都显著为负，并且系数也与1994年至2005年的回归结果中的年度系数非常接近。以上结论表明，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在2000年之前稍微有些下降，在2000年之后稍微有些上升，但都不特别显著或者不显著；而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无论在2000年之前还是在2000年之后，都显著下降，两个时期的下降速度基本一致。可见，回归结果证实了上文根据图1和图2 所作出的分析，即在1994年至2005年期间，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基本保持平稳，而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则不断下降；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在2000年之前稍微下降，与此相对应的，2000年之后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则稍微上升，但是幅度都不太明显。而不论是2000年之前还是2000年之后，公司实际税率的中位数都显著下降，并且两个时期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下降的速度基本相同。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母公司1994年至2005年的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同时运用4个不同的公司实际税率指标来衡量企业所得税负担，结果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在1994年至2005年期间，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基本保持平稳，而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则不断下降；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在2000年之前稍微下降，与此相对应的，2000年之后公司实际税率平均值则稍微上升，但是幅度都不太明显。而不论是2000年之前还是2000年之后，公司实际税率的中位数都显著下降，并且两个时期公司实际税率中位数下降的速度基本相同。1994年至2005年公司实际税率的平均值显著高于中位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更多的是实际税率比较低的公司。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分布问题，这对于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负担年度分布的规范化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丰富已有的公司所得税负担方面的研究，目前的公司所得税负担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背景，而比较缺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依据，也可以为公司正确评估自己的所得税负担并进行更为有效的税收筹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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