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的科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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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教育界有几项论争是几乎贯通始终的，且至今尚无见到有趋于平息的迹象，诸如应试教育之争、高考改革之争、教育产业之争、教育经费之争、教育公平之争等等。倘若其中还有亦堪位列前茅的，则必定是大学排行榜之争了。

有媒体朋友问：大学排行榜自以来，缘何饱受诟病，且连绵不断？本文打算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谈谈有关大学排行榜的认识与误区。

一、大学排行榜之缘起：美国始于市场，中国始于科学

现在世所公认，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乃是由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1983年首创的。从形式和现象上看，随后跟进的则有英国（1986），中国（1987），德国（1989），加拿大（1991），日本（1993），西班牙（2004），法国（2007），荷兰（2007），欧盟（2013）；在我们中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乃是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于1987年首创的。随后跟进的则有广东武书连（1992），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993），香港《亚洲周刊》（1997），深圳网大（1999），中国校友会网（2002），上海交通大学（2003），武汉大学（2004），浙江大学（2006），台湾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基金会（2007），中国人民大学（2008）。

毫无疑问的是，上述国内外这两个大学排行序列一定会延伸下去，换句话说，鉴于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正在并将“在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培养人才等方面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有更多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地区、大学和社会研究机构加入到世界、地区和本国的大学排名队伍中来。

本文首先关心的却是大学排名之始，她的首创及缘起。

美国著名诗人作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说过：“熟悉的，就叫制造；不熟悉的或者前所未有的，就叫创造”。布罗茨基表达的正是著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多次申述的“科学研究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的著名原理。

因此，大学排名之第一归于美国，这没有问题，如同100多年来美国夺得了许多世界第一一样。但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个第一为什么是美国？笔者在人民政协报教育之春沙龙第5期“关注教育评估”主题报告会上曾详细分析过大学排名为何首先在美国诞生的四大原因。但现在看来，这四大原因没错，但还不够，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比较，还应该有第五个原因，即文化的原因，确切地说，是美国的得天独厚的市场经济文化孕育和孵化了她。正如国际创造性和领导学基金会创始人戈特利布·冈特恩指出的：尽管“人类创造性是一种事实上不可耗尽的自然资源”，但是归根到底，“在个人的系统里，都有着创造性的三个主要资源：人脑、人格和系统文化”。由此可见，倘若忘却了作为创造性“三个主要资源”之一的人们所处的社会系统文化因素，或许也难以深刻理解为何大学排名之第一被美国夺得的更本质的缘由。质言之，如若没有美国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文化，也许就不会有大学排名之美国第一。

事实正是如此。正如我国台湾辅仁大学大学排名研究专家侯永琪教授指出的：从国际上看，“高等教育在20世纪末已正式地迈进市场化的新时代”；她在另一个场合更是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化乃是三大“大学排名的理论基础”之一。2001年7月笔者作为大会主席邀请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数据研究部主任，亦即该刊“美国大学排行榜”的主要研制者和领导者罗伯特·莫斯先生，来华参加第三届科研评价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时，他送来的讲演稿就是是年3月在美国加州长滩一个全美年会上的稿子。他告诉我，他们杂志1983年推出的第一个排名就一个指标，即“学术声誉”，其数据来源也是靠对全美1308位大学校长做市场问卷调查得来的。他们把这第一次排名冠名为“美国最好大学”，前三甲为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正是这篇讲稿中，莫斯先生在美国大学排名指南前言部分明确指出，本排名旨在帮助有志上大学的学生做出信息充分的选择，因为上大学不仅是一次职业生涯的决定，还是一笔重要而又不菲的投资；配合大学排名，该杂志社每年还推出基于排行榜的升学指南特刊，广为发行。简言之，美国大学排行榜之生与长，可以说均系市场所赐，为市场而生，因市场而长。

近几年来，正当国内部分大学校长、教育专家和媒体记者还在同仇敌忾、兴致勃勃地着力组织大学排行榜批判大合唱之际，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也许不得不面对：一是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牵头成立的“国际排名专家小组”在德国柏林召开第二次会议，并公布了“高等教育机构排名柏林原则”；二是2008年，欧盟委员会了一项新型大学排名体系研究项目的招标启事，项目支持预设金额为110万欧元（刘念才教授是该项目7个专家顾问成员之一）；三是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巴黎总部召开大学排名专题会议（刘念才教授应邀作了大会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唐虔在总结讲话时指出：“大学排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工具之一，要合理应用，避免滥用。”他还呼吁尽快制定大学排名使用指南。这一方面表征美国大学排行榜已成为一种软实力输出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表明，大学排行榜正在成为一种颇有影响且受到社会欢迎的高等教育评估模式，一种推动和促进高校间竞争、进步和发展的杠杆。正如大文豪雨果说过：“当一种新思想的时代到来之时，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是1987年9月13日由科技日报的，比美国晚了四年。从文献上可以看到，我们文章的署名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实际作者应是四位：赵红州、郑文艺、熊学敏、蒋国华），赵红州时任所长，蒋国华任副所长；文章的题目是“我国科学计量学指标的排序”。尤其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当初我们搞这个大学排行榜，完全是自身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应用性副产品。当时我们可说是一心扑在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开垦和研究上，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没有什么研究和积累，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国家通讯和国际科教情报交流状况导致的信息闭塞的原因，我们也无从知晓美国早在1983年就捷足先登，握有优先权了。不过，30年后来评价我们当时的这项成果，一方面固然是科学发现同时性原理的一个小小例证，另一方面依然可以看到我们这项成果是不无遗憾和悲剧性的成分的。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的美国大学排行榜相比较来看，我们与之两者在思路、指标和方法是不同的：美国始于市场，中国始于科学。

历史已经证明，在我们之后整整20年，亦即2007年，我们的科学计量学同行友人、荷兰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政策中心才了基于科学计量学指标的世界大学排名榜。当然，无论如何怎么解释，历史已成过去，我们失去了一次把我国有关大学排序的思想和方法使之成熟并走出国门，作为一项国家软实力展示和影响世界的机会。其根源显然缘于我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系统文化因素，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重压下，任何市场经济的幼苗是无从侥幸和存活的，有时科学幼苗也不例外。

当然这已经是21世纪的认识和分析了。“不堪回首”。当初我们也只能认识到社会包容精神之缺失及项目与经费支持体制之僵化。因为红州和我曾骑着自行车几乎是满京城地奔走呼号，向有关计划部门争取过哪怕给一个小小课题项目名义支持和哪怕一点点经费名义资助，可是，诺大的北京城竟然没有一个部门可立题，没有一元钱可资助。遗憾的是，这类崇尚计划，排斥市场；崇尚衙门，排斥民间的贻害，至今犹存，君不见诸如“武书连的排行榜也只是个民间行为，并不具有权威性，但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这种排行榜的严肃性，以及它可能给考生们造成的误导，甚至是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的网文观点，不还在大行其道吗？

二、大学排行榜之遭遇：在西方责难表现为学术批评，在中国则往往表现为道德审判

乍一看来，或许好多人觉得，排行榜可能是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其实，文献研究表明，“它的基本思想却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然而，从高等教育历史发展上看，大学排行榜乃是当代的产物，是当代大学评估，或者更规范些说，是高教评估的副产品；进入新世纪以来，则正在成为高教研究与评价的一部分。因此，对大学排行榜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二是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

积20余年的经验，从我国现有对大学排行榜的批判、指责或批评看，大多集中在后者，即有关大学排行榜应用而引起的社会反响、社会影响与社会观感。比如，北大原校长许智宏就说过“排行榜误导公众”，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则更认为大学排行榜“污染学术空气”，甚至也有国外大学校长来华访问，如英国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当国内媒体记者追问到她时也说过“大学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无意义”的话；还有诸如“质疑‘中国大学排行榜’”、“一流大学不是世界排名榜排出来的”、“陷入误区的中国大学排名”、“政协委员黄因慧指出，大学排名，误导学生，禁止民间组织进行大学排名”，甚至还有“一位名叫郭军辉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因不满‘网大’将其母校排在重点大学综合排行榜第25位，以侵害名誉权为由，一纸诉状把深圳‘网大’公司告上法庭”。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们在科技日报首个中国大学排行榜时，仅仅署了研究所的名称的原因。因为我们估计到大学排行榜一旦公诸于众，是免不了会引发地震式的攻击、谩骂和骚扰的，为此，我们曾就榜单署名费了一番心思：一不在标题里出现“大学”二字，二署名不出现作者名字。可是，尽管标题没写“大学”，但还是受到了主管部门有关司局的关注并随即召见了我们，认为是“有什么科学根据”、“大学之间不可比，怎么排名”、“瞎胡闹”、“不要搞了”。

作为该排行榜的研究者制作者，我们亲历亲为并目睹了大学排行榜在我国遭遇风风雨雨的全过程，但是毋庸讳言的是，20余年来林林总总对于大学排行榜的责难，基本上隶属于自作自话的“道德审判”的范畴。在高举着的科学性公平性的旗帜下，最常见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样的观点：“每年都有一些大学排行榜出炉，吸引了不少眼球。除了一些民间商业机构受利益驱使，形形的榜单外，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不用细说，这么多字的表达，其核心则是质疑大学排行榜中“利益为先”问题。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三年前有人撰文《人民日报》，指称我国大学排行榜知名研究者制作者武书连研究员是按收取大学赞助费而使该校排名得到“飙升”的，但从通篇报道看，文章作者疑似想当然有余，而科学性不足。其实，大凡排行榜皆要依靠数据说话，没有对个案指标体系及具体数据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大胆推断是因“利益为先”所致，显然是欠妥的。遗憾的是，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直到近几个月还在《天津网》上被人津津乐道地引证，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武书连“利益为先”，所以这个“前科”就决定了他的2012年我国大学排行榜也必定“具有误导作用”！试问，这是哪家的科学证伪逻辑呢？难道天下科学研究必定是“免费的午餐”吗？

和任何一件新事物诞生之初的遭遇一样，大学排行榜也可以说是“在骂声中成长”的。这在美国也不例外，但被“骂”的内容是有差异的。如果说在中国往往表现为自作自话的道德审判，那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诸国，对大学排行的批评责难基本上表现为严谨理性的学术批评。文献研究表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1983年推出世界上第一个美国大学排行榜及其以后若干年里，同样受到美国教育界内外广泛的批评与诘难，但主流是与排名有关的数据、指标、权重、分类等之可靠性科学性的批评或探讨，据说，国际驰名的高教权威专家菲利普·阿尔特巴赫、马丁·特罗等都曾对排名指标的科学性发表过意见。

尤其具有相映成趣意味的是，自2003年起，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念才教授领导并“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来，的确在国际间反响硕大，大到有的国家外交部因上海交大排名涉及该国大学名次而出面与我国外交部交涉的程度；甚至，国际著名杂志《科学》和《自然》也加入进来，对上海交大排名榜依据的数据和指标提出质疑。但是，笔者初略的文献调研表明，尚未发现国际高教界、学术界和新闻界有对刘念才领导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及其团队进行无休止的“利益驱使”、“利益为先”、“污染空气”之类的抨击文字，更没有挖祖坟式的人身攻击，恰恰相反，均属于严谨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论争的范畴之内。比如《科学》杂志，2007年8月24日，发表了该刊资深记者恩森林克题为“谁能给大学排名”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对上海交大排名存在的问题提出商榷，比如像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如何计入？诺奖得主归属之争（爱因斯坦归属柏林洪堡大学？还是柏林自由大学？）该如何处置？所占分值又该几何？人文社科类学科在此指标体系下处于劣势问题、加权系数差异、大学提供数据作弊、问卷调查中同行评议的可靠性问题又该如何等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均会极大影响到学校的“名次”。再比如《自然》杂志，2010年3月4日，发表了巴特勒题为“大学排名正阔步前进”的特稿。文章开言第一句话便指出：“每年秋天，政治家、大学校长、高教基金会官员，以及数不清的莘莘学子，都会耐心等待泰晤士高教杂志社（THE）制作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但话锋马上转为对这类排行榜的问题与商榷，诸如排名方法和数据有问题；部分大学名次涨落无道理；THE赋予学术声誉调查权重过大；调查中语言倾斜问题；法国抱怨科学家签署了国立科研单位的名，使相关高校相应得分被稀释了，等等。文章还特别提到，欧盟委员会已经下令建立“全球多维大学数据库”，以便研制新型大学排名体系；作为拥有800多所大学会员的欧洲大学协会，则计划每年出版一本全球大学排名述评报告，以评估其方法，仔细研讨诸大学排名的涨落。

顺便提一下，我国大学排行榜多年来的诸般遭遇中，在2012年五月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反例：不再纠缠为道德审判，而是严肃的学术批评。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评价课题组（以下简称“中科大课题组”）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2012年第5期第5页至第11页，发表了题为“基于公信力视角的大学排名研究——对《2010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及算法的质疑”论文。在中国大学排行研究界出现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文章，非常值得肯定，因为它开辟新鲜风气。然而，从文章本身及网上公布的武书连研究员的反批评看，中科大课题组文章确乎存在弱点，有的还是致命的；另外，该中科大课题组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匆匆忙忙几乎一夜之间把他们得到某些结论拱手送人，让人署名发文到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上，随后几乎迅速占领了包括新华网在内的无数网站，声称“2011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其“人才培养”得分竟然无缘进入武书连排行榜单的前500名；巴黎高师勉强进入前500名，和咸宁学院、宜春学院的排名大体相当。”

搞出如此耸人听闻的大批判式新闻，把本来严肃的学术批评新闻化公众化娱乐化，到头来砸了谁家的脚，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即便如此，笔者依然认为，所有这些皆不足为怪，并且深信，在学术的批评和反批评中得到升华的必将是更加科学公正公信的中国大学排行榜。

三、大学排行榜之未来：1%研究型大学，主要采用科学计量学指标；99%非研究型大学，主要采用教育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指标

大学评估与排行的出现并迅速发展，本质上是由社会发展之需要及高等教育发展与研究之需要推动的。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教授领导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如今其影响远及国门以外。正如美国某名校校长指出的：“刘念才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是一项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值得中国人骄傲。”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就排行榜的国内处境来说，这与其说是为祖国为上海交通大学赢得了荣誉和光彩，还不如说是国际高教界与部分国家政府因重视他的排行榜而给予了刘教授及其团队以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否则来自国内方方面面的重压与阻击早就把他们摧跨了。至于“大学是一个社会复杂综合体，不能进行量化”；“学术是不能量化的”等这类观点的持有者，应该首先重温马克思关于“科学只有她成功地应用数学的时候，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的这句名言。试问，谁敢下断言和提出“大学不能作为量化研究的对象”这么一个命题呢？

还有人说，一个大学如果仅仅用各种数据去衡量会不会有失公允？一个大学的精神与气质又该如何用数字去体现呢？试问，谁说过可以“仅仅用各种数据去衡量”一个大学呢？这大概是有些人为制造新闻而想当然编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伪命题。这与前几年媒体上流传炒作的所谓“GDP崇拜”的说法，可以说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作为一个科学计量学研究者，我们始终秉持的精神是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现任会长、国际普赖斯科学计量学奖章获得者鲁索教授的权威表达：“科学计量学指标并不是要取代专家，而是为了能够对研究工作进行观察和评论，从而使专家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形成根据更充分的意见，并在更高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

据笔者所知，世界各国的大学排行榜研制者或大学量化评估者，包括笔者的同行朋友西班牙“网络计量学大学排行榜”研制者在内，大家恪守的也是这个原则。我们当初研究制作我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不过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大学排序向社会公众提供一个“观察和评论”中国大学状况的新的方法和视角而已。

大学排行榜本质上说是一个宏观指标系统，换言之，样本越大，其评价的结果也就越可靠越可比。反之，其可靠性可比性会急剧下降，甚至不仅是可靠性可比性高低的问题而是适得其反的大问题。因此，有关大学排行榜改进方向应当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大样本的宏观层面上，而不宜在大学各级各类基础个案层面及求全求细的方向上耗费智力与功夫。如果一味朝着评价的指标和要求太繁琐、太复杂的方向走，如果只知道一味地应用与扩大效果而不探究其中的原理，那么这样的大学排行榜必定会走向反面。可以预料，当代正处在高等教育走向后大众化、后普及化的伟大时代，也一定会诞生与以往相较全新而又更切合实际更受市场欢迎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

这是因为，今天世界正处在一个拥有20000余所大学的高等教育鼎盛时代。自上个世纪下半叶后期开始，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了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的明显迹象，其主要标志就是在这20000所大学出现了“1：99现象”。这就是研究型大学只占其中的1%弱，其余99%则均非研究型大学，或许可用“职业培训站”来表征之。对大学排行来说，也必须依此“1：99现象”作相应的分类和调整，即1%研究型大学，以学术排名为主，主要采用科学计量学指标；99%非研究型大学，则以教育教学和学生学习就业状况排名为主，主要采用教育计量学和经济计量学指标。

只要科学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离开须臾，只要选择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离开须臾，那么，大学排行榜将和世界上其他众多的排行榜一样会存在下去。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