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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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陵墓,乾陵以山为陵,规模宏大,是唐代帝陵中制度最完备的一座陵墓。乾陵文物丰富,陵区庞大的石刻群号为海内帝陵石刻之冠,深为世人瞩目。

乾陵神道处于主陵正南,高大的石刻排列于宽阔的神道两侧。自南而北,依次有华表一对、翼马一对、石鸵鸟一对、石马与牵马人五对、石翁仲十对。再北的朱雀门阙外无字碑与七节碑东西峙立,朱雀门阙内左右则排列六十一王宾像,朱雀门前还立有巨大的石狮一对,石人一对。这些石刻,共同组成了陵前石刻群,为乾陵营造出了一种雄浑庄严的气势。

乾陵石刻的规模与组合形式,突破了历史上帝王陵前石刻的旧制,开创了帝陵石刻的新制度,对其后唐代帝陵布局影响巨大。因此这些陵墓石刻具有哪些象征意义,也成为学者们聚讼的题目之一。

乾陵神道石刻中最新奇者当数的石鸵鸟,其象征意义,也是争议最大者。一般的观点,认为这对石刻雕凿的是来自外域的鸵鸟,以宣扬唐帝国国势之强盛。也有学者认为设于朱雀门外的鸟形刻石,当是象征南方的朱雀。有鉴于此,本文特对此石刻重新进行探讨。从其结构等方面特点出发,结合古文献,提出其并非石鸵鸟,亦非朱雀,而应当是古人所说之“鹄”,鹄刻于石屏之上,实为法象古代的射侯。论文----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

论文----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

石鸵鸟的形制

将石鸵鸟树立陵前,为前代制度所无。

神道石刻中的华表,古或名石柱,自汉魏以来,一直存在;翼兽在南朝陵墓之前也有峙列;建筑与陵墓前列金石人马古已有之,秦庭曾立有十二金人,汉宫有金马门之设;汉霍去病墓前存马踏匈奴之像;惟独刻鸵鸟于陵前,为前代所无,系乾陵首创。鸵鸟原不产于中华之地,汉时入贡中国,是外来品种。另外,乾陵神道石刻中的人与动物形象皆为圆雕,只有一对石鸵鸟是高浮雕,设计者将鸵鸟浮雕于一面方形石屏之上。所以,在陵墓前设石鸵鸟不但于礼无徵,而且其艺术结构形式也与众不同,使之在石刻群中显得突兀不群,格外引人注目。

这对石雕鸵鸟树于乾陵神道左右,东西对峙,两石皆由下部的底座与安置于座上的石屏两部分构成。石座上面凿刻有长方形石槽,石屏安插于石槽之中,鸵鸟则浮雕于石屏之上。东西两石形制大致相同,只是石刻尺寸小有差异。

西侧鸵鸟与背屏为一石雕成,屏面呈竖长方形,厚35厘米,宽173厘米;高226厘米;下部18厘米向前伸出,形成一阶,屏面浮雕鸵鸟,鸵足立于石屏前下部的石阶上。石屏下部为石座,座为长方形,正面宽200厘米,厚115厘米;地面以上部分高60厘米。[1]石鸵鸟左足部残,右足缺,鸟身中部有水泥修补痕(图一,西侧鸵鸟)。

东侧鸵鸟与背屏亦为一石雕成,屏面呈方形,厚38.5厘米、宽156厘米、高209厘米,下部14.5厘米向前伸出,形成一阶,屏面浮雕鸵鸟,鸵足即立于石屏前下部的石阶上。石屏下部为石座,座为长方形,尺寸及高出地面情况与西侧相近。[2]石鸟嘴与右足部残缺,鸟身中上部有水泥修补痕(图二,东侧鸵鸟)。

对石鸵鸟观察,两鸟身上的水泥修补处令人生疑:这两处填补水泥初看似为对破损部的修补,细看则发现被补处皆为圆形,说明该处本系圆形孔洞。为什么东西两鸟皆有一圆形孔洞,且孔洞都处在鸟身之上?如果是后代破坏,为什么不如同破坏石人石马那样,大刀阔斧将石刻砸毁,而只是在其上认真地凿刻两个孔洞?

经测量,发现两孔中心距离原地面皆高145厘米,[3]这就说明,鸵鸟身上两孔很有可能是石雕的原刻,即带孔石鸵鸟为唐石刻的原造型。这样的石孔,如同乾陵神道石马嘴角凿有石孔是用于安装马镳一样,具有一定的用途,并非后代破坏之痕。如果不是破坏之痕,则用水泥将石孔填上,就是错误的。

更重要的发现是:在石孔周围,分布有大量醒目的小白点,西侧鸟身上的白点较东侧更为明显。西侧鸟身白点分布区域直径约25厘米,且多偏于孔之左下侧(图三)。东侧鸟身白点分布区域直径约20厘米,微偏于孔右侧(图四)。这些小白点是如何形成,为何都密布在石孔周围?耐人寻味。经用放大镜观察,并与它处石刻相类白点的成因分析,得知小白点皆因撞击所致。石灰岩正常的色泽为青灰色,当石面受到外力击打或冲击时,撞击力点处会形成白色的伤痕斑点。神道其它石马等腹部的凿痕也是这样,只是连续的凿痕为条状。鸵鸟圆孔四周这些密布的撞击点皆不大,直径一般在0.2-0.7厘米间,白色斑点小,是比较尖锐之撞击物所致(图五)。

这些白点有一部分为填充水泥所压。在放大镜下观察,撞击点上已生成严重风化表层,可以断定白点为历史上形成的痕迹。

小白点在圆孔旁的分布状况,与现代靶环上分布的弹着点极为相似,具有环绕中心,外疏内密的特点。如果是古代形成的,这些白点有可能是射箭痕迹,圆孔则可能是射击的目标。

石鸵鸟是特殊的射侯

前已说明,神道石刻在历史上皆有所本,那么,这处石鸵鸟之设,象征何物?我认为,石鸵鸟象征的是中国古代的射侯,即后人所说的箭靶。

射侯作为古代的一种箭靶,主要在举行射礼时应用。依《周礼》所记,射侯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曰侯,就是背屏,大致为方形,用布或皮革制成,以木架支撑张开;二曰鹄(音鼓),即设于侯上的箭靶。

古人张侯而射,侯上的鹄即是射击目标,故射中者曰中鹄。《孔子家语.观射》: “发而不失正鹄者,其惟贤者乎?”

《宋史.王师约传》:“师约善射,尝陪辽使燕射玉津园,一发中鹄,发必破的。”

《天官.司裘》曰:“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注曰:“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饰其侧。”[4]这是说,司裘一职,要提供虎豹等皮制作的侯,并在其上设鹄。

《考工记.梓人》记载了梓人所制的侯:“梓人为侯,广与崇方,参分其广,而鹄居一焉。上两个与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上纲与下纲出舌寻,縜寸焉。张皮侯而栖鹄,则春以功;张五采之侯,则远国属;张兽侯,则王以息燕。”[5]

这里将射侯分为三大类,侯大致是方形的。第一类是栖鹄之侯,第二类是五采之侯,第三类是兽侯,三种侯用于不同的射礼。

从鹄的字面上看,原本应当是一种鸟形物。所以疏云:“栖鹄者,各以其皮为鹄,名此为鹄者,缀于中央,似鸟之栖。故云而栖鹄也。”[6]《说文》:“鹄,黄鹄也。”一作“鹄,鸿鹄也”。[7]鹄(音湖)本是鹤类的鸟,鹤类的鸟长颈长足。

鹄的材质,大约是容易受箭的皮裹草鸟或其它材料。依《周礼》所述,兽形的靶子也可以叫鹄,如虎鹄、熊鹄等[8]。

射击目标的中央还有靶心,古时靶心有方圆两种,方者名“正”,圆者曰“中”。《小乐雅.广器》说:“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谓之槷,槷方六寸。” 《诗.齐风.猗嗟》:“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古有仿射礼的投壶之戏,投射目标多为兽形,背上所负受箭的“中”就是圆形[9]。故清人朱骏声释中时曰:“着侯之正为中,故中即训正。”[10]如唐之画帛五规之类。

据文献记载,射侯上靶心的大小,随射距而变,靶心皆描绘为红色,与四周显着有别。

与上述的侯相比,乾陵神道石鸵鸟形制与古礼中所记之射侯非常相象。石屏如同方形之侯,鸵鸟如同鹄。鹄设于侯,鸵鸟则设于屏。所以,石鸵鸟应当是仿古射侯而设,属于“张皮侯而栖鹄”的形式。

东西石屏鸟身正中各凿有一圆孔,这应当是瞄准射击的“中”,即靶心。经测量,东侧鸟身之孔,孔径约7厘米;西侧鸟身上的孔,孔径约15厘米,深度因为水泥填塞,暂无法得知。

石孔周发现的白色撞击点,应当是古时的射痕。

石射侯的象征与意义

乾陵在神道上设制射侯,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举。

射是古代六

艺之一,射技是士的必修项目。张侯习射,是古代保持尚武之风与选拔武士之礼制,许多礼仪中都设有射礼。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等,其中等级最高者为大射之礼。郑注《天官.司裘》曰:“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射者可以观德行,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11]这是说大射是祭祀前的一项礼仪,射不及格,参与祭祀的权力将会被剥夺。唐初所定的《贞观礼》、《显庆礼》中均载有大射之礼,且“行用不废”[12],说明唐初还保持射礼。 初唐最尚骑射,这一点,从当时唐墓壁画中多绘弓马之图便可窥及,射风之盛,连女子也有习射游戏。唐太宗李世民即以骑射威行四方,《旧唐书.太宗本纪》说太宗驰入敌阵,“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为振武风,太宗曾引将士在长安显德殿前大举教射。《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薛仁贵善射,深得唐高宗赏识。薛仁贵率大军至天山征九姓突厥,“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皇帝谒陵在唐代算是一种大祭,其隆重可比郊庙之事,设石侯于乾陵前,且侯上存有累累射痕,说明这处石刻,可能曾作为射侯使用。如果推测不误,那么唐谒陵时应当还保持有射礼。

乾陵神道设立射侯之石,不单单是一种增加陵墓肃穆的艺术陈列,或仅仅是礼制等级的体现,其中只怕还怀有一种“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意图,怀有对唐王朝威加四海强盛国势的张扬之心。古礼中存有祭祀射侯时的祭辞,中曰:“惟若宁侯,母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13]意思是:老老实实呆在侯位上,如果不安份,不服从于王,就要射你。这表面上是对靶子上的鸟说话,但不言而喻,同样也是对参加射礼的诸侯、外蕃与群臣的威胁之词。唐王朝以武力平定天下,东征西伐,致使四海来朝,乾陵之前,有六十一陪臣刻像以示臣服,便是这种宣扬威势的体现。

所以这处石刻之设,可谓用意至深。

宋聂崇义撰《新定三礼图》,中载射侯图多幅。书后曰:“旧图十卷,形制阙漏,文字省略,名数法式,上下差违。既无所从,难以取象,盖久传,俗不知所自也。……其名义多而旧图略,振其纲而目不举者,则就而增之,射侯丧服之类是也。”[14]可见射侯古制在宋时已有阙疑,书中有些绘图也是靠不住的。那么乾陵神道这处射侯的形制,恰可以补射礼之缺。按古礼,地位高者所用侯大,卑者所用侯小,乾陵东西两石侯虽尺寸相近,但其上石孔却大小不同,可能是供不同等级者所用。至于石上孔周箭痕何时所射,何人所为,却无由推考,惟有存疑而已。但是,唐睿宗桥陵陵前石刻中也有石鸵鸟,身上却无有孔洞,大约与当时忽略武备,射礼弛废有关,[15]虽同为陵前石刻,却已与乾陵有别,成为纯粹的陈设。

今乾陵这一对刻石之石孔已为水泥所填,射痕也渐渐风化。恐年深代远,史迹湮灭,不为后人所知,故不揣浅陋,为之记说。文中不当之处,尚乞识者教正。

补记:此文发表后,传有位先生提出疑议,曰建国后:此物由百姓家中寻得,当时作为井上轳辘架。其上之孔,即老乡为装轳辘架而开凿。

但其说有误,盖百年前外国人至乾陵时,此鸟即在乾陵,一直未入乡民之家。幸外国人于百年前照有照片,其上已经有孔痕,所见与今日同。则其孔为老乡所打,也是推测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