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胆”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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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胆”一说，常有人提及，但见诸文字不多。我认为，大凡成功的剧作都是因为有个“戏胆”，或称“戏核”。这里，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以求教于同行师友。

戏胆与传奇故事

古称戏曲为传奇，所谓无奇不传，无传不奇。有人云“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可见，戏曲大都是虚构的一些奇特之事。而优秀的传统剧目《打严嵩》，严嵩在开山王府挨了打，又没有留下外伤，想找人在面部造一处伤痕，以便上殿面君时能打赢官司。满朝文武谁敢动手为这位掌朝太师去制造伤痕呢?这种情况下，邹应龙应严嵩的再三请求，痛痛快快地打了他一顿，既报答了老太师的“恩德”，又泄了自己多年的怨愤，这种打法就奇特了，就有戏了。我认为，这“请”人来“打”就成了这出戏的“戏胆”。“打金枝”之所以有戏，不是一般的老公打老婆，而是以下犯上，被打的是皇帝老倌的爱女。于是，郭子仪绑子上殿诘求处置，代宗皇帝不但没有责罚女婿郭暧，反而将他官升一级，并赐上方宝剑。“因祸得福”，“由罚变赏”就成为《打金枝》的“戏胆”了。常德汉戏《程婴救孤》中的“打鞭”、《狸猫换太子》中的“拷寇”都是善良人在奸人的威逼下，去拷打自己合伙同谋的人，打却不忍，不打又不行，打人者有着矛盾而复杂的内心情感，这样的打人就很有戏了。《群英会》中，周瑜打黄盖，由于是两人事先共设的“苦肉计”，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程婴救孤》中，魏绛怒责程婴，打人者很气愤，而被打者却很开心，因为挨了打才知道魏老将军是志同道合之人，也就敢于吐露真情、寻求支持了。这样，这两出戏就有了“戏胆”了。再如《打瓜园》，说的是年轻力壮的郑子明，却打不过看守瓜园的跛腿老头陶洪。而《打焦赞》，则是身为三关名将的焦赞，反被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杨排风所打败，构成了这样巨大反差的戏剧情境，自然就有戏了。至于表现杀人的戏，也要在戏剧情境中去杀人，才有戏味。如京剧《宋江杀惜》，如果让李逵去杀，只要一板斧就结果了这个鸟婆娘的性命，可剧中却偏偏让宋江去杀人，因为“通匪”的铁证已落在对方手里，不杀是不行的；而宋江是个文弱的刀笔小吏，为人正直、软弱，最讲义气，又懂律条，由这个人物去杀人，就有戏可演了。传统剧目中公堂戏是很多的，但现实生活中的开庭公审，不管案情如何复杂也很难成戏，而京剧《三堂会审》就审出戏来了，因为被审人是主审人的情人，审来审去，却审到都察大人自己头上来了，也就有戏了。

新编历史剧《法场拜相》写的是齐桓公用仇人管仲为相的故事。桓公与管仲曾有过一箭之仇，桓公即位之后，拿住了管仲，正好报仇雪恨，当知管仲确有济世之才时，便不忍杀害，反欲委以重任。按一般常理，这时的管仲应该感激涕零，叩头谢恩了。然而作者却没有这样去写，当桓公躬身囚室访贤的时候，管仲先是推病不见，继而讥讽怒骂，后来，又谏阻伐鲁，并采取马前祭君的方式，故意激怒桓公，要看一看这位新君，到底能否听得进逆耳之言？经过一番“考验”之后，真正感到齐桓公能容人，也能用人，是一位宽厚大度、礼贤下士的明君。这样，管仲才接受了相印，忠心不贰地辅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这个戏的新奇之处，就在于齐桓公对管仲是“仇将恩报”，而管仲则偏不受恩，或被人误认为他是“恩将仇报”，这恩与仇，仇与恩的转化，就构成了戏胆。日本影片《追捕》，它的戏胆就是“追捕”，即追捕追捕者，追捕者背后有人追捕他，为了自己不被捕住，就一定要把真正的凶犯捕住。惊险故事片《蝙蝠》，也是这样，被捕者即捕人者也，追捕作案人的竟是作案人自己，完全出人意外，在这种戏剧情境下，就一定有戏可写、有戏可演了。

由此可见，写戏一定要有故事情节，而故事情节又一定要放在戏剧情境之中！即找到一个“戏胆”，才能编排成戏。

戏胆与艺术技巧

写戏是有艺术技巧的，而戏胆的构成与写作技巧的运用，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写戏的技巧与手法很多，常用的有铺垫、对比、相反相成、欲抑先扬以及误会、巧合等。如描写一个平时风趣横生的乐天派人物，忽然嚎啕大哭起来，一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突然杀了人。这种从反向写起，比直接顺从来写就强烈得多。著名的反封建大悲剧《团圆之后》就是采用相反相成、欲抑先扬的手法。剧本是从大团圆写起的，开幕时新科状元施俞生正喜逢“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又为母亲请来了圣封旌表，“笙歌盈耳奏团圆，喜筵开处笑语喧”，喜庆欢乐的气氛已渲染得够浓的了。由于母亲的私情泄露，招未了欺君之罪，致使父死母亡，状元自己也被迫自杀身亡，最后按司大人欲将贞节牌坊改赐于状元夫人，她面对皇恩钦赐，激愤异常，最后“触倒牌坊归去也，世事留题问苍茫”。荣耀欢乐的大团圆到家破人亡的不团圆，从大喜到大悲，这样，用反衬的手法来写，悲剧性就更强了，达到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

有部外国电影描写一青楼女子两次与钱打交道的故事，耐人寻味。前者，她拉住嫖客索要过夜费15美元；而另一次有人主动送来200美元，要她出庭作伪证，她却立即把钱给扔了回去。前面索要15美元“卖身钱”，说明她不是不爱钱，而出卖灵魂的不义之财，再多她也不要。用这样铺垫和对比的手法，这位青楼女子的人物形象就立起来了。我国经典名剧《桃花扇》演绎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李香君为了自己深爱的侯公子，不惜血溅粉扇，历经许多磨难，始终坚贞不屈，终于盼回了心上人，这时，李香君高兴得病都好了，当看清这位朝思暮想的情人，已留了长辫，着了清装，成了投靠异邦的汉奸走狗时，她愤怒地撕毁了定情物――血染的桃花扇，坚决与之决裂。前面大篇幅渲染的爱情，只不过是铺垫而已。而作者的真正意图，旨在歌颂爱国情操和宣扬民族气节。新编历史故事剧《程咬金娶亲》，也是采用相反相成的手法，隋唐将门之女裴翠云，才貌双全，文武兼备，求婚者甚多，就连皇上作主，国舅求婚也都没有看在眼里，而程咬金不过是个砍柴卖烧饼出身的莽汉，他目不识丁，丑得出奇，与美貌奇才的裴小姐本不般配，这一点，程咬金也有自知之明的，只是为了招伏小将裴元庆，才依了军师的主意，仿裴老将军的笔迹，把裴翠云骗上山来，居然拜堂成了亲，洞房花烛之夜，当裴翠云看清了新郎的这副尊容，不禁怒火三千丈，顿时动起武来。这时，程咬金老老实实向她“交待”了行骗的目的与动机，以及“作案”手段，当裴小姐要打他时，程咬金自知理亏，不但没有还手，还伸过头让她打几下，以好消消气。当裴翠云提出婚姻之事，断难从命时，程咬金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他说“好呃，有道是捆绑不成夫妻，散伙就散伙!”本来他对这位小姐是完全无心的，由于他是真诚的、坦率的，偏偏却牵动了裴小姐的怜爱之情，反而越是暗暗地有意，最后，这位高不可攀的美小姐终于在这位丑得出奇的莽汉子面前屈服了，答应“愿奉箕帚”。试想，如果不是这样写，而是瓦岗寨的好汉们把裴翠云强抢上山，威逼成婚，对性如烈火的裴翠云来说，是绝不会屈服的，其结果，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作者从程咬金这个喜剧 人物的性格出发，采取了“以柔克刚”，相反相成的手法，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误会与巧合的手法在艺术创作中，也是用得最多的。京剧《花田错》就是误会加误会。本来，员外爷派管家去请书生卞嵇过府相亲，不料误把小霸王周通请进府来，这下惹下了大祸。卞嵇男扮女装混进府去又被周通误当小姐抢上山去，正欲拜堂成亲时，周通有急事下山，便由其妹代为拜堂，这样错上加错，最后，周通再次带人去抢真小姐时，遇上了花和尚鲁智深，才将周通制服。历经八次误会，戏中串戏，卞嵇与小姐才成就姻缘。京剧《锁麟囊》，是因巧合而成戏的，富家小姐薛湘灵与贫女赵守珍同时出嫁，同在春秋亭避雨，薛湘灵听到轿外啼哭之声，便将传家之宝“锁麟囊”相赠，使赵守珍成了富户，数年后，薛湘灵因遭遇洪灾，一贫如洗，反而在赵守珍府上当了佣人，赵氏得知实情后，知恩图报，两人结为姐妹。由两人贫、富换位的巧合，便成了这出戏的“戏胆”。由此可见，“戏胆”的构成与艺术技巧的运用是密不可分的，这两方面如果结合得好，就能写出好的剧作来。

戏胆与人物塑造

写戏要有故事情节，也要运用艺术技巧，但如果只顾运用技巧去编排那些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像江湖剑侠一类的连台本戏那样，情节、悬念都很强，而没有顾及塑造人物个性，就成了过目即忘的平庸之作了。我们追求新奇的故事和运用艺术技巧是要落脚在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点上，剧中有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才能感动人、教育人，作品才有生命力。

根据《红楼梦》编演的常德花鼓戏《尤二姐之死》，塑造了尤二姐这一典型的悲剧形象。她是被王熙凤用花言巧语骗进荣国府的，之后，王熙凤设下了一个又一个陷阱，再把尤二姐一步一步往陷阱里推，而善良、本份的尤二姐，一直把骗她、害她的凤奶奶，当成同情她保护她帮助她的知心姐妹，认为“荣府内倾轧多将人作贱，唯只有凤奶奶对我垂怜”，当她走投无路，吞金自尽的时候，仍然忘不了这位凤奶奶的大恩大德，她唱道：

开箱笼取金珠心如刀剜，

难舍你凤奶奶恩重如山；

且让我拜一拜聊表心愿，

待来世报大恩结草衔环。

这是尤二姐死前留下的肺腑之言，她真诚地向害死她的仇人跪下磕头，感恩戴德；把仇人当恩人，至死不悟，这就有别于它剧了。如果把王熙凤写成公开地仗势欺人，以强凌弱，把尤二姐虐待致死，尤二姐在死前咬牙切齿地痛骂她一通，然后含恨而死，这样虽然矛盾集中，冲突强烈，由于缺少戏胆，只不过是一般平常戏而已，王熙凤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如此丰满、深刻，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得不到较完美的表达：莫作糊涂的尤二姐，要警惕身边的王熙凤。

整理改编的常德汉剧高腔《祭头巾》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塑造了一位具有喜剧性和悲剧结局的老儒形象。年过八旬的石灏老先生是第六次来京赶考。开场时，他试毕归来，倒还得意，就在客店里等候报子来报，可是，报子两次过场，报的都是别人；这时他沉不住气了，开始埋天怨地起来：“见他人万里鹏程，叹老儒功名无份，宫花偏插少年人”。在失望中他昏昏入睡了；第三次报录人来报了，他却不相信，直到响了锣声，看了报单，确实高中了第三名探花郎，这时，他欣喜若狂，骤然昏倒，这才感到自己已八十多岁高龄了，高中了又如何呢？这时，他含着无限心酸的眼泪，唱出他心中多年的积愤：

想我我石灏――一生苦读望登科，得中高科感慨多；中后方知年已迈，中了高科又如何？

这时的石灏终于明白过来了，他为自己一生跻身科场到老来得了高中，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样写，就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鞭挞和批判，如果前面写了不中的痛苦，后面再写高中后的欢乐，那整个作品的立意也就变了，就变成对石灏立志高中的赞美和歌颂，从情节的铺垫来看，也就平了，直了，一般化了，寓意也就不深刻了。

现在写了不中的痛苦和痛苦的高中，他的这个痛苦，是通过笑的画面来展现的，整个戏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以喜衬悲，相反相成，因此，石灏这个人物使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值得人们同情，受到观众喜爱，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形象就展现出来了。再如大型传统湘剧《百花公主》，它的戏胆，就在于百花公主与江六云的关系上，从“中意”至“失意”，从“意中”到“意外”。百花公主本来是个很有志气的巾帼豪杰，她七岁弓马熟，八岁兵书娴，文韬武略，决心要剑指朝廓除却奸党，她眉须自许，志效木兰，何等英雄气慨!但是她毕竟过于热情、单纯、任性、刚愎自用了，造成她有眼无珠，忠奸不分，错把亲人看成仇人，又把仇人当作亲人。由于仇人要扮成亲人样，亲人又视着仇人样，通过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塑造，就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巴拉总管是安西王的三世老臣，又是公主的恩师，为了王爷的大业，他忠心耿耿，口快心直，办事认真，也许就因为他办事太认真了，太真诚了，而遭到了安西王和百花公主的猜疑，被认为有夺权叛逆嫌疑而屈斩了，这便是所谓的“功盖世者不赏，威及主者身危”，真诚的忠却容易被认为是奸，而狡猾的奸又容易被认为是忠。江六云是敌方派来的奸细，为人十分阴毒，在公主面前却装成温文尔雅，十分真诚又十分柔情；在公主的眼里，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陈词慷慨，韬略精通，是一位标致凤仪的年少英雄，正因为剧中塑造了这样一个两面派的人物形象，才使得百花公主上当受骗，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出现，公主就不会选为意中人，没有开始的“意中”也就没有后来的“意外”了，整个戏也就缺少这个戏胆了。后来，招致她父死兵败，在揭出江六云的伪装、露了他奸细的真面目之后，百花公主追悔莫及，最后，她面对长安，遥望长天，剜出双目，向被屈斩的恩师巴拉总管请罪了，这个行动是很强烈的，也很感人，很有艺术力量。这个戏观点性强，情节性也强，如果不是着力塑造好巴拉似奸实忠，江六云似忠实奸的不同的人物性格，不会有聪明自负的百花公主自悔看错了人而剜出双目。因此，戏胆与塑造人物是有着直接的关连的。

综如上述，写戏必须有“戏胆”。因为戏胆是构成戏剧情境的关键元素，有了这个元素，就能编排出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塑造好典型的人物形象，也就能写出成功的剧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