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部长与中外媒体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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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6年4月11日，本刊记者接到通知，下午三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厅举行“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进展情况新闻会”，届时，商务部部长出席并答记者问。
在这则通知中，的名字很是引人注意，被称为“中国贸易名片”的能出席“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进展情况新闻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十足吊起了中外记者的“胃口”。
提起保护知识产权，记得前不久，在湖北省“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开幕式上，湖北省版权局副局长宋爱娟讲了一个事例：有一家企业投资190多万元，集中全国200多位一级教师的智慧，出版了一套教学软件，可没卖几天，大量盗版软件上市了，以低廉的价格冲击正版软件，最终让该企业濒临崩溃。而在2002年，全国统一销毁违法音像制品活动中，那些压路机碾碎光盘的场景也还触目惊心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如果在网上搜索“知识产权保护”，就可找到多达671万条的信息。当看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被外国诟病的消息时，感觉的确是到了应该向世界说明中国目前保护知识产权进展情况的时候了。
在会现场，部长和国务院其他部委的多位领导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以翔实的数据、生动的事例，“理直气和”地回答着中外记者的提问。
其中，的很多观点令人深思――
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是因为有什么外来的压力。
一些国外的经济界人士，包括政界人士，对中国在IPR方面的指责是夸大其词的。
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本刊现推出会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政府积极、全力地推进
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
经过简短的开场白，新闻会立刻就进入到答记者问的阶段，获得第一个提问机会是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几乎在北京举行的每一场政府新闻会上，我们都能看到CNN记者踊跃提问和认真记录的身影。这一次，他针对中国以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疑虑提问，中国政府是否真正准备好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采取严厉立场，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打击力度，以及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多,让人信服中国确实有能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面对记者的问题，用翔实的数据、生动的事例作答。他说――
讲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全力地推进：第一是打击犯罪；第二是教育广大公众，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第三是通过立法来编织起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
第一个方面，“打击”。我想列几个数字，从2000年到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案件8800多起，涉案总金额达到48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3000多人。2000年到2005年，各级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嫌疑人3370多人，提起公诉3530多人。
第二个方面，“教育”。中国政府立足于在全国教育广大公民，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从2004年以来，我们每年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有关部门都在全国举办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周活动。去年，我们组织了百万人的签名活动，而且以“保护创新、共铸未来”专题来进行宣传。去年，有关的十几个部门还联合行动，倡议全国的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现在我们的司法部还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列入全国普法的范围。中国一些省份还将保护知识产权的知识列入了中小学的教材，让中小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能够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普及IPR（编者注：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缩写,即“知识产权”的意思）的知识。同时，我们在省一级、部一级，以及中国的各个城市普遍进行培训，培训各级干部。事实上，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一个大课题，也是我们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大课题，作为这七八年间一个重点，越来越被各级领导所关注。
第三个方面，“立法”。你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事实上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检察院、法院大力配合，并且降低了刑事处罚的门槛，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而且在不久前，还向各位介绍了中国行政执法以及司法方面移送的有关办法。中国政府现在还在中国的50个重点城市设立保护知识产权的举报中心，方便各个方面的人士在这些方面发现问题以后，我们给予服务，并且方便群众的举报。
保护知识产权
是中国政府自觉的行为
平时翻阅报纸，打开网络，随时都会看到关于外国就知识产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消息，而现在，中国正在加紧加快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于是有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到底为谁而做？新闻会上，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对中国政府举行的新闻会，路透社的记者几乎每场必到，和CNN、美国彭博新闻社的记者一样，他们每天都在通过提问和采访获取中国的最新信息）的提问时，我们得到了答案。他说――
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政府自觉的行为。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是因为有什么外来的压力，或者我们要给外界作出什么样子才要保护知识产权的，因为我们了解知识产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久前，主席曾经提出，在未来15年中国应该建成创新型的国家，也就是说，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因为我们了解，只有在中国形成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体系，才能切实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激发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因此，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互为因果的。即使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在IPR的问题上不说任何话，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满头大汗地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事实上，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的一个大国，去年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已经超过了47万件，去年一年中国出版的书籍64亿册，电影260部，电视剧13000集，这是很大的一笔知识产权的财富。去年，中国出口的7600多亿美元的商品中，高新科技产品已经占到28%，机电产品超过了56%，里边包含着大量的知识产权。每年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保护知识产权都是中美双方讨论的一个话题，中方乐于借鉴美方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和取得的经验。我们商务部听到的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议论，一方面来源于外国的公司、外国的朋友，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的企业，有越来越多的高新科技企业强烈地呼吁中国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
在现场，听着的回答，让记者不禁想起了他早年担任辽宁省大连市市长时被冠以的“传媒宠儿”、“魅力官员”的称号。他外形俊雅、谈吐风趣幽默，同时，言语中也不失坚定的信念。
国外人士对中国在IPR方面的指责是夸大其词的
有出席的场合，在场的媒体记者都会想方设法问一些关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逆差、纺织品出口、人民币汇率等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这次也没例外，一位记者尝试提问：“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最大问题，前不久美方公布2005年贸易统计，称对华贸易逆差达2016亿美元，高于美国历史上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请问薄部长，您对此怎么看呢？”马上回答：“你谈的贸易逆差，这个题目就宽了，我们今天谈的是IPR，是不是我们另找一个时间来专门讨论逆差的问题？”这样，既巧妙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又给记者以台阶，让人惊叹他的睿智和技巧。
台下的记者知道了不能单从贸易逆差来提问，于是就换个角度。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提问：“请问薄部长，有些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顺差，这种顺差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想问一下，保护知识产权能否帮助美国缩小这一贸易逆差？如果不能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助美国缩小这一逆差？”
在一轮又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中，在与众多谈判对手的周旋中，迅速积累着经验并日益显示出丰富的贸易谈判技巧和艺术的中国商务部部长义正词严地回答――
我理解你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有一些美国人士推想，可能由于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美国贸易方面的利益。我认为他们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知识产权所带来的贸易问题。由于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的限制，过去的几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新产品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低。不仅在它的出口产品里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且在中国接受的外来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货物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低。大致的概念是这样，美国过去两年对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长幅度只有欧盟对我们出口增幅的一半，而欧盟对中国出口的增幅又远远落后于日本企业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幅。
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里边，高新科技的含量、知识产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我看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由于IPR方面产生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影响了美国和中国贸易的平衡。我还想说，一些国外的经济界人士，包括政界人士，对中国在IPR方面的指责是夸大其词的，仔细地分析一下我们贸易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在这里有很多是属于推想的成分、拍脑瓜的成分。
比如说，最近我听到美国一些人士讲，说中国软件的盗版率达到80%甚至90%，而事实上中国国内品牌机的生产商多数都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计算机产品多数都是加工贸易，包括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的业务。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占了中国国内市场的70%。如果说中国八成、九成的软件都是盗版的，那也就意味着有相当一批跨国公司在盗版，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获得了这么大的贸易顺差，是因为在我们的出口产品里边有很多盗版的东西、侵权的产品。还是拿刚才的计算机为例来说明，因为这是我们出口增长最快的一种产品，事实上我们出口的个人PC机90%以上是外国企业的产品，而且我们没有发现这些企业生产安装盗版软件的计算机来供出口。
在去年，中国出口的7600多亿美元货物产品里边，58%的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中国去年算总账，贸易的顺差也就是1000多亿美元，如果扣除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再出口，扣除他们所实现的净顺差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就是二三百亿美元的顺差。基于这种分析，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主要因素并不是IPR的问题，主要的因素还是结构性的问题以及我们自身生产竞争力的问题。你刚才讲到，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有结构性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实上美国过去对日本、对韩国的贸易逆差，现在很大程度上转到了中国。
而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和几年前相比，不仅没有增加，事实上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逆差占美国形成的总逆差里还降低了7个百分点。我可以理解美国经济界的一些人士，他们认为他们的产品本来应该卖更多的钱，是不是因为中国由于比较多的侵权行为而影响了他们的商业和贸易利益？但是事实上通盘分析这个问题，不是这种情况。尽管不是主导的问题，中国政府依然高度重视IPR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们会一如既往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一贯严于律己，认真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包括在国际贸易中各项应尽的义务。
结束完这段问答，让记者回忆起曾看过的一篇关于的文章，其中提到，2005年5月30日，在宣布取消部分纺织品出口关税的新闻会上，面部表情由温和微笑转为冷峻严厉，并直言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贸易保护主义”。6月4日上午，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举行了长达1小时45分钟的正式会谈。他精神奕奕地亮相，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欧盟、如果美国没有高度重视中国加征出口关税的措施，仍然采取设限，我们就相应调整我们的政策。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斩钉截铁的态度和强硬的口气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电也在报道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强硬路线”、“强硬反击”等字眼。有学者评论，“逐渐表现出一个大国商务部长的风度和气魄”。
知识产权的保护的确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答记者问阶段结束之后，新闻会安排了对记者提问作一个总体回应。感谢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表示中国政府对于保护知识产权是高度重视的，而且做了大量工作，在人力上和在财力上有相当巨大的投入。尤其是自主席在几个月前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之后，中国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地行动，更加主动地来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有中国高层领导，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今后几年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接着他还向中外记者解释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需要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他强调说――
知识产权的保护的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和全民的教育水平紧紧连在一起的，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教育水平一般是13年左右，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尽管我们用了很大的气力，现在平均也只有8年的时间，因此有巨大的差异。道理很简单，当一个人连知识是什么东西还说不清楚的时候，你让他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愿意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但是即使发达国家在IPR的方面做了几十年的工作，事实上也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比如说，去年美国国际商业软件联盟BSA的研究报告里就讲到，美国盗版率在全球是最低的，只有21％的盗版率，但是也造成了66亿美元的损失，比中国35亿美元的损失还要高好大一块。所以说，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我们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一种共同的责任，中方愿意和美国、和欧盟、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加强和推进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
我理解美国朋友要求中国加严处罚侵权行为的想法，我也认真地读了美国在法律上对这些问题的规则，的的确确美国在对待侵权行为方面是非常严厉的。在盗版侵权方面，只要它属于商业行为，根据他商业侵权的数额大小，可以判3年、5年、10年甚至15年的刑。罚款也可以有10万、20万、50万、100万甚至300万美元。但是，中美互相之间需要进行磋商，因为我们的国情差得太远了，中国的人均GDP、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五到三十分之一。正像刚才一些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样，我们在处理侵权行为的同时，还要照顾到、还要注意到就业问题、社会问题。有人嫌中国对侵权行为判得轻了，人抓得少了，但是我想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是尊重人权的国家，我们在IPR涉案的问题上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必须从我们现行的法律出发来处理这些问题。在处罚的时候既要加严，也不能搞错。最后我想说，中方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都是欢迎的，态度是务实的。凡是有道理的批评，我们都会认真地研究，并且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中国有句老百姓喜欢说的话：我们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中国政府是开放的，也是开明的，对IPR是有认识的，不久前，总理甚至讲到，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IPR对我们自身发展的价值。吴仪副总理亲自领导这项工作，经常找有关的部门来开会研究，推动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
新闻会结束后，记者们毫无“结束”的意思，一下子又把围住了，刚才没有提上问题的记者进一步把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对外大传播》记者也趁机把本刊最新一期的杂志送呈薄部长指导。彬彬有礼地依次回答了记者们的进一步提问，直到二十分钟后才被助手和服务人员护送着出了会现场。
（本栏目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与本刊合办）
责编：谭 震刘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