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申晓庆:冬天里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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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经过几个月的临阵磨刀，加上之前的知识积累，申晓庆和当时贵州的许多懵懂青年一样坐在了1977年的高考考场里。

1978年，冬天过去，春天来临，经过高考的检验，申晓庆如愿成为武汉大学一名新生。坐上火车哐当哐当地前往武汉，脑海里满是之前当工人的回忆和手捧录取通知书的喜悦。

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抓住机会成为大学生的人，恰恰是那些求学之梦尚未彻底泯灭之人。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当时我们有当工人的，有当知青的，有在社会上待业的，各种情况都有。但是大家都不会安于现状。当时中国的‘’已经进入后期，大家还是有所准备，心里想肯定是有改变的一天的，所以都有这样一种期盼。”回忆起能进入大学的缘由，申晓庆坦言道，有准备是他们高考胜利的法宝。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申晓庆还在贵阳卷烟二厂当工人，工作三班倒，厂里请不了假。当时申晓庆在师院附中有一帮同学，便自发组织起来复习，准备突击几个月，参加突如其来的高考。

“当初考试，考下来我们都觉得考得不好，都认为没希望，准备复习考第二年。实际上普遍都考得不好，毕竟都丢了那么多年的书本。”申晓庆告诉本刊记者。

读初中时，申晓庆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里面的插页全是武汉大学的校园图片，风景如画的校园在申晓庆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还是想到省外去看看，拓宽眼界。但觉得考得又不太理想，不敢报那些特别名牌的学府，加上之前对武大有印象，就填了一个武汉大学。”申晓庆这样诉说填报志愿时的动机。

“当时还填了一个川大，北大不敢去填，还填了一个贵阳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贵州师大，最后收到的是武汉大学的通知书。”

那年那夕的校园

“应届毕业生我们班只有两个，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甚至相当于父子间的年龄差距。还有不少人是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同班同学30岁以上的有好几个，还有的抱着小孩来读书的。”申晓庆对此记忆深刻。

由于“”的冲击，中国的高考中断了10年。对那些一直想圆大学梦却一直蹉跎着青春的人来说，1977年高考的恢复，或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77级的大学生无论在年龄还是身份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因缘聚会来到大学时，勤奋学习、“夺回失去的光阴”、“振兴中华”是他们共同的信念。提及当年大学校园的学习气氛，申晓庆这样回忆：“早上6点钟起床，拿着英语书去跑步，跑20分钟bianco开始朗读或者背单词。接着就去食堂早餐，吃完之后就是上课，如果没课就去图书馆自习，非常自觉，可以说是争分夺秒。晚上也自习，经常弄到深夜。那时候‘’刚刚结束，条件也不好，供电也不正常，十点半就要熄灯。熄灯以后没有灯怎么办？大家就点煤油灯、点蜡烛，都要学到深夜12点。那时候男女之间谈恋爱的基本上没有，因为根本没有时间。不像现在校园里面，一对一对的，氛围完全都变了。”

那些年的大学校园充满着浓厚的学习气氛，据申晓庆回忆，平日里的娱乐活动时间只有下午半小时左右，他们会去打篮球、踢足球，他当时还是武大足球队的队长。如果在夏天，大家便会去游泳，游回来马上又抓紧时间开始学习，不敢有一刻懈怠。同学们这种争分夺秒的学习劲头，让每年的校运会上都会出现一个奇特的景观。“学校每年都要开运动会，每个系都要派人参加，大家都要求去看。当时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带上凳子，带上书，边看运动会边看书。有自己班的同学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放下书给他们鼓劲加油，没有同学比赛了，眼睛又都回到习题上来，这也算是当年的武大一景吧。所以当时的学习氛围给人也有很大压力，你不学，别人都在学。”

当年，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不仅武汉大学77级有，全国所有高校的那届学子从学习风气乃至个人受的影响几乎是都是这样。当10年的光阴被损失浪费，一旦有机会弥补多年的缺憾时，能不紧紧抓住它吗？多年后再回味那时的生活，“紧张而充实”大概是最适合的诠释。在申晓庆看来，大学其实真正提供给学生的是整块的4年大好光阴。大学生活的宝贵甚至不在高楼，也不在大师，更在于自己本身如何利用好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能学东西的时间。

与数学系偶然结缘

申晓庆回忆，当初自己报考武汉大学是一个偶然，选择读数学系也是一个偶然。他一直觉得自己更合适学经济，所以在进校之后只好选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提起这段往事，申晓庆说：“我觉得我读大学是选对了，学校也选对了，但是呢专业没选对。实际上，我觉得数学系学得有些浪费，特别是毕业以后工作和专业完全就不沾边。我们班的同学毕业之后大多数从事的是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只有两个人不是这样，一个是我，一个是我们的老班长。他现在在湖北省教育厅，而我是在政府工作。”

虽然专业的选择为申晓庆留下了小小遗憾，但是几年数学思维的浸染，也确实让他感到一辈子受益匪浅，让他无论在行政工作或经济工作中都比别人来得更加有理有序。“数学的严谨性，对真实性、可靠性的不断探求，能对一个人的风格、综合素质的养成注入极强的理性色彩。大学毕业后的发展是靠自己，但原来的基础锻炼可能是影响一生的。”

回想当年，申晓庆觉得数学系的生活比其他系显得更加内敛，活跃程度也比较低。记得刚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说过一句话：“数学就像煤矿，学进去之后就很难有出头的时候，必须要勤奋加天才。”申晓庆回忆，与其他系相比较，数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考场上的严酷搏击。“那时候数学系的考试出题都比较偏、比较难。考试时间规定在8点半到11点半，但我们经常要考到下午两三点，武汉的夏天天气又热，好多学生考到一半就晕过去了。遇到考试，不管是数学系还是物理，很多人会考晕。考晕试卷就作废，要重新补考。我倒是还好，没有晕过，可能意志力比较坚强吧。”

学分制试点的第一批学生

与当时的众多高校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的武汉大学，正是今日大学普遍实行的学分制的最初试点之一，而武大学分制的试点正好又在数学系。这个机缘巧合，让申晓庆成为了恢复高考后最早体验学分制的那批学生中的一份子。然而，当时的学分制并不像现在管制得这么严格，据申晓庆回忆，他当时所在的数学系虽是学分制的试点，但学习读书依旧是靠自觉，并没有人打考勤。

作为学分制的最初体验者之一，让申晓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的交流讨论课，他说：“学校是学分制的试点，数学系又是学分制的系。我觉得教授和学生交流确实有点不够，他上完课就走，就只剩下辅导老师和学生讨论，每周都会有一到两次讨论课。”

因为是学分制，在前两年修完了基础课之后，第三年就可以选修不同的课程，可以选本系老师的课，也可以选其他系老师的课。申晓庆还记得，由于数学的分支很广，到大三以后，即使是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会因为专业的不同而看不懂彼此的笔记。这在当时是一个奇怪现象，也算是数学系的又一个有趣的特点。

同时让申晓庆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武汉大学教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给申晓庆上过课的如李国平教授、张彦达教授至今在全国数学界都颇有威望。在他的记忆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老专家们对名利、地位都非常淡薄，生活上很清贫，精力完全都集中在学术上。和学生交流都只限于学术上的交流，不会涉及其他利益方面的东西，与现在的一些所谓学者差别很大。直到今天回忆起来，申晓庆都颇为感慨：“治学严谨，教授学术水平高，还有武大的风气正，对人对事的诚实，我觉得这些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些人和事到目前都影响着我。”

难忘的故乡情结

“因为贵州教育、经济都比较落后，毕业后我们都愿意回来，为家乡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桃李芬芳的4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而对于申晓庆而言，毕业后面临的去留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今后的人生道路。

在申晓庆的印象中，那一代人，无论专业学科差异如何，但大家几乎都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传统文化中学子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情结。一本由作家刘青峰创作的报告文学《公开的情书》，在当时的学生中流传甚广。故事通过四十三封书信来往，反映了那代年轻人对人生的思考、对爱情的思考、对理想的思考。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深深打动了申晓庆这样的时代青年，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贵州，回到自己的故乡。如今再次忆及当年的心情，他说：“这种思考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对国家的发展要有所贡献，这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还是很大的。实际上，我们都可以不回贵州，但是我们还是有家乡情结。当时家乡正处于发展的大好时机，各行各业，各个单位、机关都需要大学生，回贵州是自己的选择。”

时移世易，岁月如梭。申晓庆走出校园重返家乡，至今已过去了30个春秋。现在的申晓庆时常会想起母校，怀念起那4年紧张而充实的大学生活，而为故乡发展付出努力却是他心头最最重要的人生课题。他常道：“五百年前刘伯温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也讲了‘贵州必将后来居上’。我们当时是这个情结，因为贵州穷所以才回来。希望贵州发展得更好，为此尽到我们的绵薄之力。”

然而，对于自己30年来致力于家乡发展取得的成果，申晓庆并不满意。但他依旧怀着希望：“再一个30年，再有下一代人的努力，或许贵州真的可以后来居上。到那时，我们的理想也就可以实现了！”

（申晓庆系武汉大学1977级数学系学生，现任贵州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