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法律规定停工是一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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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罢工是公认的定法权利，我国1975年和1978年宪法曾规定了罢工权利，单1982年宪法取消了

罢工成为一种思潮突然在中国内地出现，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

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罢工是工人的法定权利，我国1975年和1978年宪法曾规定了罢工权利，但1982年宪法取消了。

而经济学者薛兆丰认为，罢工是集体违约，集体敲竹杠。乍听似乎有道理，劳动合同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和工资待遇，这是双方自愿的，你工人单方提出要求提高工资，这不违反契约了吗?你不愿意干就走人，谁也没拦着你，那么多人还得等着就业呢，凭什么要组织起来罢工，甚至还组织纠察队阻挡一些自愿上班的工人?法律还要确认什么罢工权，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律?

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25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意见，帮助企业和工人双方做好工作。有学者认为这是默认的罢工权。

但实际上，该条并没有明确罢工是法定权利。根据大部分国家法律，罢工作为法律上的权利意味着：罢工行动中组织者有权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防止不利因素的干扰，甚至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当然不得采取暴力行为；意味着罢工造成的损失，比如2002年9月27日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造成每天经济高达2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不会被追究赔偿责任，更不会被追究破坏生产罪或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意味着罢工结束后罢工者有权要求恢复原职或优先取得空缺职位。

罢工作为法定权利，自有一套法律逻辑。而这套逻辑也符合经济规律。如果工人没有工会和罢工权，劳动力是分散的原子，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而企业由于专业分工和复杂的管理等因素必然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资方必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结果是，资方可以任意挑选工人，压低工资标准，这对工人当然不利。

表面上看对资方有利，但是，如果工人过快流动，资方不得不增加培训成本，而且得不到有归属感的工人进而增加管理成本，甚至当资方过分压榨工人表面上会得到更多利润，但会带来额外成本，比如富士康工人自杀就让它付出额外成本。

有了合理的罢工权，虽然表面上看工人和资方对立，但事实上工人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了，通过谈判，工人工资提升了，休息时间增多了，双方更加和谐相处。

罢工作为法定权利，虽然符合经济规律，但并不是市场经济法则的必然结果，而是法律本身正义法则的逻辑结果。法律的目的是要保护弱者，这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

而且，很多表面平等但实际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需要法律特别干预，比如劳动关系，表面上劳动合同自愿签署，但现实中资方显然是强势，中国的资方以官方为背景更是不―般的强势。因此，需要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都是为了保护弱者。

法律的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契约自由不是万能的，人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巨大差异，而弱者如果没有法律照顾，他们可能会选择“超限战”，强者最终也没有“好结果”。

当然，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工人有了罢工权就可以天天要挟资方涨工资。罢工权作为一种权利必然需要很多限制。

当然，我们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部分工人罢工的合法性需要慎重考虑。比如，罢工只能针对经济利益，而不能针对自身经济利益之外的公共政策，如果工人可以通过罢工影响国家决策，那工人阶级真的太有力量了。

一种权利，既然有其合理性，就要疏导，而不是因为其有负面性就堵塞。富士康的悲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说明，我们国家需要立法明确罢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