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制作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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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当我在印度新德里旅游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个令人震撼的画面：在香港铜锣湾(香港最旺的购物及商业区)的街头，每个行人都戴上口罩。后来才知道在我离港的短短三星期内，香港正受“SARS”(非典型肺炎)的严重威胁。那个映像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之中。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香港向来是一块福地，相比起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我们没受到过天然灾害的长期威胁，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大部分人生活安稳――可惜我们并未懂得“居安思危”。

“SARS”过后，食物病菌与病毒问题接踵而至，缠绕着香港以及世界各地。2006年初，当我筹拍硕士课程的毕业作品时，我决定将“病毒”与我向来喜爱的电影元素：黑白的映像以及在黑中经常出现的角色――蛇蝎美人合成一个梦魇式、寓言式的作品《瘟疫》。我借题发挥，由病菌肆虐进一步塑造出一个被瘟疫摧残，时空不详的环境。男主角是一位12岁的男孩，他父母双亡，自小与以制造肉包为生的爷爷在贫民区相依为命。他仍带着纯真看这个世界，直至认识一位在政府总部卫生部门工作的“姐姐”，为他本来枯燥平淡的生活带来改变。而后来他逐渐发现世界以及人心黑暗的一面，所以《瘟疫》也是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记得在剧本完成之后，我们每位硕士生都要面向产业，将拍摄计划向负责评分的教授及电影界的导演与编剧“推销”。从他们的评语可以看出他们对《瘟疫》可行性的担心。这点我事前早已明白。我将《瘟疫》的时空设在未来令大部分人以为我想拍一部科幻片，而这片种没有大量资金的话，绝对拍不成。普遍认为在电影世界中，科幻=由闪烁金属及计算机特技打造的高科技世界，但我却一直希望唱反调。我希望能以低成本拍摄一部有关未来世界的电影，我想象中的未来是一个破旧的废墟，就算是市区，也跟现在的模样没有太大的分别，就像1981年美国导演约翰・卡彭特(John Carpenter)的《逃出纽约》(Escape From New York)，以及1962年法国导演克得斯・马克(Chris Marker)在《堤》(La detee)所塑造的世界一样。剧本中城市分割成南面的贫民区与北面的商业区及政府总部的设计，意念也是来自我对香港这个成长地的思考，我们不得不承认，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其实非常严重。但新的难题又来了：作为没有太多钱可以花的DV作者，我如何打造那个想象中的世界呢?

在没有太多资金的情况下(我只有大约港币一万元可以花)，我决定用“现成”，亦即是最便宜的方法去完成这部被身边的朋友喻为“野心过大”的学生作品。有一位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工作的导演朋友在看过我的剧本之后，提议我到新界马鞍山村取景，那里有一个倒塌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可能适合用。马鞍山村是铁矿矿工聚居而成的村落，铁矿由1909年开始开采，到1976年正式停产，时至今日一些老矿工还在村内居住，但也有很多房屋因居民迁离，日久失修，形成一个小废墟。影片的主要取景地就是天主教堂旁的神职及教职人员宿舍，那里仍留有一大批破烂的睡床、饭桌及厨具，遍地枯黄的落叶，让我不用花金钱、时间及精神粉饰，银幕上见到的基本上就是那里的实际状况。

这个年头，电影录像的创作人倾向对清晰、锐利及明亮映像的追求，但《瘟疫》却必须要背道而驰。要塑造一个简陋、虚幻的未来世界，我觉得粗糙、朦胧以及略为不锐利的摄影可以制造出一个更风格化的视觉效果。拍摄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在DV摄影机的镜头前都装上一块雾化的滤镜。黑白的世界更能显现光影对比，为影片中的世界带来一种神秘感、疏离感。

香港导演罗启锐先生是我的导师之一，他在看过《瘟疫》之后给了以下的评语：“作为学生作品，《瘟疫》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绩，但从内容及拍摄手法都非常具有实验性，这是香港的电影投资者最害怕的东西”。《瘟疫》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短片比赛中获得最佳导演奖，北京之行给与我跟内地的年轻DV作者交流的机会，感受他们对拍DV的澎湃热情及雄心。我兴奋，但亦有点落寞。在香港，拍DV或者拍太个人化的作品是熬不出头来的――罗启锐先生的评语中其实亦夹杂了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