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忠孝观”比较研究对日语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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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忠”和“孝”是儒家里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日本的“忠孝观”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儒学思想。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之下，中日的“忠孝观”却有着本质的差异。我国的日语教学在文化差异下，存在诸多的难点，因此，通过分析比较中日“忠孝观”的异同指出日语教学中加强文化渗透的重要性，对培养学生成为跨文化交际人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忠孝观;中日文化差异;日语教学

一、中日的“忠孝观”

在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中，“忠”和“孝”是极为重要的道德准则。首先，中国是家族社会，非常注重家族主义，因此极其重视“孝”。而且，这种孝道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寻求的是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仁”是核心，比如君主需要施行仁政，君主要做一个仁君等等。但是当其作为一种不分君主臣民的普遍道德准则时，则是以“孝”为基础展开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仁”的核心基础是“孝”，如果不孝，则不仁。而“忠”也是要依靠“孝”才能实现。孔子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也就是说君子必须先施行孝道，才能效忠于君主，先孝后忠。由此可见，若是碰到忠孝两难全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必先“孝”再“忠”，从未见过“杀父以全忠”的先例。因此，“忠”归根结底只是居于“仁”，“孝”之下的相对的道德规范，而且，“忠”是有条件的。在《论语》中，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主张君臣之间应以礼相待，“礼”是“忠”的前提，只有当臣下感受到君王的“礼”之后，“忠”才会作为对其的回报而出现，是一种表达君臣双方感情的方式。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公元5世纪儒教传入日本之后，将中国儒家非常重视的“忠孝”观念结合本国国情与实际，发展成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忠孝观”。“孝”并非是日本原发的概念，而是由中国舶来的道德规范。并且，“孝”具有其独特的特征。比如，日本的“孝”不光光指家庭中儿女对父母的孝道，还包括抚育后代子女，在公司中照顾下级等等。“孝”的对象也一般是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或者现存者。由此可见，日本的“孝道”并非仅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从日本的“养子制度”也可窥见一斑。造成中日两国“孝道”有如此不同之处的理论依据是，日本的“孝”的核心是“恩”，并非“仁”。照顾抚育后代是报答祖先“恩情”的一种方式。“孝”的前提是“恩”，而“忠”的前提也是“恩”。可以说，日本整个社会是一个以“恩”为基础的社会。“忠”最早出现在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君言臣承，上行下靡”将“忠”定义为无条件的对君主的单方面服从。而到了武士统治的时代，则更加强化了“忠”的概念，这在武士道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在江户时代，武士道又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相结合，发展成为倡导“尽忠死难”的武士精神，把“尽忠孝，讲仁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将“得主尽忠”，“忠于主君”，“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等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这些无不体现了“忠”的思想在日本被推到了极致。因此，当“忠”与“孝”相冲突的时候，日本人则会取“忠”舍“孝”，“忠”大于“孝”。

二、中日“忠孝观”的异同

中国儒家的“忠孝观”传入日本之后，经过时代的变迁，虽然保留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底蕴，比如，“孝”都强调对父母的顺从，而“忠”也都强调“忠君”，即对君主要“忠诚”、“忠心”，但是这些看似相仿的文化概念中，却有着本质的文化差异，“忠孝观”在日本经过吸收、改造，已经变成日本化的“忠孝观”。

（1）在“孝”的观念里，中国的对象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而日本尽孝的对象则不限于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可以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可以是老师、上司等。其次，中国的“孝”的核心是“仁”，“仁”是中国所有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但是在日本，“仁”并未像中国一样受推崇，由于日本的伦理思想受佛教的影响巨大，所以“孝”也带有佛教色彩，含有“恩”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日本的“孝”是以报“恩”为核心，“恩”则成为主导整个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

（2）“孝”是日本从中国的舶来之物，“忠”则是原本就植根于日本原始思想体系中，只不过吸取了一部分中国的思想，把中国的“忠”的概念给异化了。①中国的“忠君”指的是所处的某个朝代，概念比较抽象。这是由于中国更换朝代频繁，那臣民需要尽忠的只能是当时的朝代，而非某一君主。日本则更为具体，下级是忠诚于自己直接的主君，这在武士时代体现的最为明显。②“忠君”在中国是有条件的，是一种感情回馈，就如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君”的条件是“礼”。且如若君主有错，便会给以指正。在日本则不然，君主不论对错，下级都必须对其“忠诚”，这是强制性的，这也是由日本极为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所决定的。③中国的“忠”的前提是“仁”，一切都以“仁”为行为准则，而“忠”在日本和“孝”一样，是以“恩”为前提的道德规范，这就使得臣下和主君有着一种契约关系，臣下对主君的“忠”是为了报答主君对自己的“恩”。

综上，中国由于注重家庭之间的亲子关系，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所以“孝”总是重于“忠”，中国的“忠孝观”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伦理道德规范;日本的“忠孝观”是基于其氏神信仰、主恩从报等因素，而使得“忠”高于“孝”，它是一种由外向内不断制约的伦理道德规范。

三、对日语教学的启示

目前，我国的日语教学大都重视传统的听、说、读、写、译的基础技能训练，忽视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的课堂渗透，造成学生只会机械性的使用日语，无法真正进行跨文化交际，无法真正和日本人进行沟通与交流。如同中日之间“忠孝观”这种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底蕴，不进行系统地了解，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和日本人交流势必会造成一定的误解和阻碍。因此，在注重传统的语法听力等训练中，需适当地开设文化类、历史类的课程，探索课内外相结合的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把学生培养成为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刘琪.关于中日“忠孝”观的比较研究[J].林区教学，2012（10）.

[2]王蕊.浅析日本人的“忠孝观”[J].北方文学，2015（10）.

[3]毕艳红.中日文化差异的社会根源探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9（1）.

[4]高媛媛.中日文化差异对大学日语教学的影响[J].高教学刊，2015（16）.

作者简介：

程聪（1989～），女，江西南昌人，职称：大学助教，专业：日语专业，研究方向：日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