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通货膨胀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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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充分考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效应、汇率传递效应，应用Goldberg和Knetter提出的理论模型，并控制产出和货币供给等国内相关因素，对这些因素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波动对国内通胀具有短期的显著影响，但长期影响并不明显；而对国内通胀影响最大的是产出和通胀预期及粘性。
关键词：汇率 大宗商品价格 国内通货膨胀
引言
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且也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各国大规模流动性注入计划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出现了流动性膨胀问题。这种“表现性的流动性通胀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又如何影响通胀？”又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供求变化、货币发行量和成本因素等都是通货膨胀的成因，而近年来的研究和实证主要集中于输入型通胀以及汇率传递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上升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屡破新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的剧烈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造成很大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试图利用扩展的Goldberg and Knetter（1997）理论模型，结合我国2000-2011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描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波动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
相关文献概述
国内外关于输入型通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价格传导、汇率传递和外汇储备额三个方面。Furlong and Ingenito（1996）的研究指出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随时间而变动，他们利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不同时间段CRB指数对CPI方差的解释力存在较大差别。Edelstein（2007）认为原油对价格指数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其变动领先CPI变动3期，长期内原油的预测能力更好，而食品和饮料对预测的帮助不大。Michael Leblanc（2004）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的原油价格波动是引发通胀的主要原因。Garner（1995）对黄金价格、CRB期货指数、JOC指数、CIBCR通货膨胀先行指数和PW先行指数等5个先行指标进行了全面研究。Klein（1990）研究了实际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在汇率传递问题方面，自Krugman and Dornbusch（1987）开始，Frankel（2005）、Campa and Goldberg（2005）等学者都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国内方面，魏一鸣等人（2006）分析了国际石油价格不同程度上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贾杉（2011）利用DAG方法分析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通胀的影响。项后军、潘锡泉（2011）结合考虑结构突变的ARDL-ECM方法研究了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肖争艳等人（2009）研究发现国际商品价格会显著影响我国CPI。陈玉财（2011）利用ICPI指数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内通货膨胀进行了研究。苏明政、张庆君（2011）在国际贸易视角下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大宗商品价格、有效汇率和输入型通胀三者间的关系。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控制相关产出因素、货币因素后进一步实证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实际有效汇率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文章首先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及实证模型的基本设定，然后选取合适的指标及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及建议。
理论基础分析与模型设定
Kolodko对输入型通胀进行了定义并指出，在宏观开放经济体系下，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机制有4条路径――汇率机制、国际贸易、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学者们发现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主要是经过国外商品价格、资本流动传导路径等形成的，具体来看，国际贸易渠道是指通货膨胀通过进口商品的价格、国际贸易收支进行传导；资本流入渠道是指通货膨胀通过资本流入和一国汇率、利率制度传导至国内，其过程经过基础货币供给量增加、最终消费品价格提高等环节，最终推动价格总水平的普遍及持续上升。
具体到本文所关心的问题上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在国内的传导主要有三个渠道（陈玉财2011）：一是直接消费渠道，本身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大宗商品进入国内消费领域后，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二是生产渠道，我国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有较大比重，产业结构偏向制造业，原材料成本相对变动更加明显，很容易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制造企业为了保证自身利润所得，会将额外经济负担转移到产品价格上进而沿着产业链传导至国内下游企业、最终消费者。三是间接渠道，尽管不像直接消费渠道和生产渠道那样明显，但也会通过人们的理性预期行为、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商避免套利空间的涨价行为和其他部分所产生的扩散效应而推动价格上涨。
关于汇率对国内通胀的影响，在开放经济体系下，汇率传递效应能否影响一国进口品物价水平及国内CPI的变化，一直是以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外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变化之间的汇率传递机制包括三个阶段（王晋斌，2009）：国外物价水平变动、汇率变动与进口物价水平变动以及进口物价水平变化到国内CPI的变化。而争议主要体现在汇率变动到进口品物价变动的传递机制上。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类：第一类研究坚持从一价定理不成立的传统原因给出解释，并实证分析了汇率的非完全传递；第二类主要从内生的价格粘性角度证明汇率的非完全传递，由于价格粘性，进口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汇率变化，导致的进口厂商价格变化是不完整的，即存在“菜单成本”；第三类研究主要针对出口商的盯市定价行为（PTM）。近些年来，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汇率传递效应存在下降趋势的观点较多，但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的样本为基础的，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大多支持汇率传递效应显著或并没有下降的观点。
本文模型的基本设定是基于Goldberg and Knetter（1997）提出的理论模型，该价格传递效应的一般方程为：
其中，pt为反映国内价格指数指标， 为反映与本国贸易相关的出口商的生产成本或价格指标，Et为汇率指标，Yt为国内相关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经验，将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纳入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适当扩展，使之更符合经济现实，也更具有经济理论的支撑。同时，对相关宏观变量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生性的影响，保证估计的一致有效。按照此思路，进一步列举如下四个假定；
假设一：对国内价格水平冲击的影响只取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即：
（1）
假设二：对国内价格水平冲击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的波动，还需要对国内产出变量进行控制，即：
（2）
其中，YG表示国内产出变量指标。
假设三：Amit and Ramkishen（2008）指出，国内控制变量除产出变量外，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都是影响CPI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国内产出变量进行控制的同时，对货币市场因素进行控制，即：
（3）
其中，Mt表示货币市场因素相关指标。
假设四：国内价格的受冲击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化过程，即引入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各阶滞后项：
（4）
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考虑到年度数据跨时太长，政策环境和模型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参数估计的失灵（即卢卡斯批判）以及月度数据频率过高，较大的季节波动性会导致计量方程的不稳定等问题，本文选用我国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窗口范围从2000年1季度到2011年3季度，共计47个样本点。
价格水平变动指标：由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表示。由于我国只月度的CPI环比，而没有季度的CPI环比，故将每个季度内的三个月的月度环比物价指数连乘，即可得到季度的环比数据，再以1990年为基期将环比CPI数据转化为定基比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标：选择美国商品研究局编制的期货价格指数（CRB指数）来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对其对数化后反映了国家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情况。
汇率指标：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我国实际有效汇率（REER）来表示，对其对数化处理以将其趋势线性化。
产出指标：产出的变化由产出缺口（GAP）来表示。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累积数据，经过差值计算后可以得到季度GDP数据，对其应用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GDP_SA）以剔除季节波动的影响；对于潜在GDP的估计采用HP滤波方法进行估计（GDP_HP），可有GAP=Log（GDP_SA）-Log（GDP_HP）。
货币因素指标：陈晓莉（2008）研究发现我国自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相比于利率调整更容易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因此本文未选取利率作为货币因素指标，而是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来表示，对M2进行X12季节调整后并对数差分，即M2=Log（M2_SA）-Log（M2_SA（-4）） 。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路透CRB指数数据库、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各选取指标统计描述见表1。
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各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法，滞后阶数依据SIC准则进行选取，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论表明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则各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为平稳的序列。
（二）假设一至假设三变量间的协积关系及分析
在单变量平稳性检验的结论之上，对前文的前三个静态模型假定进行回归分析，结合本文选取的变量，（1）式-（3）式分别为：
（1a）
（2a）
（3a）
由以上三式中涉及变量均为I（1）过程，故可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并对上述三式中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
表3的结果表明，通货膨胀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实际有效汇率、国内产出和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积关系。关于协积的现代观点认为，并不需要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都是同阶的积分序列，最关键的是要求回归残差是平稳序列（Gujarati，2000）。表3的最后一行分别给出了各个回归方程残差的ADF检验统计量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临界值，可见3个模型的回归残差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残差是平稳的。
对假设一的协积分析可以看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实际有效汇率对国内通货膨胀的解释作用是显著的，调整的R方为89.92%，拟合优度较好。但由DW统计量可知，模型存在着明显的序列相关，这可能是由于缺少对国内产出及货币因素等变量的控制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因此，在对假设二的分析中首先对产出变量进行了控制，但回归结果表明，产出变量（GAP）的解释作用并不显著，拟合优度的提高也不明显，而且SIC准则有所增大，对加入的解释变量进行了“惩罚”，这可能是由于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具有滞后性，而导致当期影响并不显著。在假设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货币因素进行控制，可以看到，广义货币供给（M2）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显著的，四变量的静态模型拟合优度有所增加，并且SIC准则的减小证明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同时产出变量（GAP）估计的符号也与预期符号相一致，可见，在控制了产出和货币因素相关变量后，假设三的解释能力更好，对比3个模型的Ln（CRB）和Ln（REER）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其参数估计的结果较好的保持了一致性，并没有因为模型的扩展而产生较大的波动，同时协积检验充分保证了估计是稳健的。
（三）假设四动态模型回归及分析
以上3个静态模型的DW值均显示存在着序列相关问题，为了较好地排除序列相关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各阶滞后项引入到假定3的模型中，即：
按照ARDL模型估计的步骤，首先需要对最佳的滞后期做出准确判定，本文利用AIC和SIC准则作为判定标准。考虑到样本滞后期长容易产生序列相关问题，同时根据研究数据是季度数据，选择差分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为4。考虑到定基CPI数据存在平稳上升的趋势，分别估计包括和不包括趋势项两种情形。通过MicroFit4.0计算得到检验结果见表4。
检验结果表明，AIC准则提示的最优滞后期无论是否包括趋势项均为滞后4期，SIC准则提示的最优滞后期亦为滞后4期，因此不再进行Pesaran提出的边限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在确定最优滞后期后，再根据AIC和SIC准则确定最终模型，根据AIC准则选定的模型为ARDL（2，0，0，2，0），而根据SBC准则选定的模型为ARDL（2，0，0，3，0）。由于前一模型检验指标拟合优度、回归标准误差、残差平方和等均优于后一模型，因此，本文最终估计的模型为ARDL（2，0，0，2，0）。由此可以看出，通胀的理性预期和产出因素对当期通货膨胀存在持续的影响，而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存在时滞效应。
对ARDL（2，0，0，2，0）模型的长期关系估计结果见表5，由于在包含趋势项时模型中截距项和趋势项均不明显，因此，本文以不包含趋势项的ARDL（2，0，0，2，0）模型作为基础进行估计。
假设四模型滞后期的分析以及估计可知，大宗商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时滞作用并不明显，这与陈玉财（2011）的结论是一致的，除了本文选取季度数据的原因外，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后，人们会预计因价格上涨在未来某期会产生供给缺口，从而在各种交易、合同投资中将未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先计算入其中，进而“熨平”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通胀的持续影响。综合分析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与我国目前外贸依存度逐渐上升，对外经济事务日益活跃的现状是相吻合的。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通货膨胀的贡献系数为-0.0930，意味着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1个单位会使物价指数下降0.093个单位，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对通货膨胀水平起到一定的紧缩作用。但对比静态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贡献系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本文控制了相关变量有关，也与我国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改导致的结构突变有关。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持续升值促使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迅速升值所产生紧缩效应的同时，市场预期人民币还将持续维持升值趋势，这一升值预期使得大量短期资本（投机热钱）流入国内，进而对国内物价上涨起到推动作用，从而消弱了升值所带来的紧缩效应。
而关于相关控制变量，在使用季度数据的前提下，产出缺口对通胀的作用存在着2期滞后的效应，并且当期的影响较为显著。已有的研究表明，产出和通胀之间是存在着交替影响关系的，在短期内政府能以增加失业和减少产量为代价，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也能以增加货币供应的方法来提高产出。而基于我国数据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证也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呈同向的变动关系，本文的实证结论与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基本一致。对于货币供给，M2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这间接说明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货币政策具有两面性，即物价稳定需要货币供应量收缩，而投资需要货币供应量扩张。再对比分析货币供给和实际汇率对于通胀影响的贡献率可以发现，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指数的作用机制显著高于人民币汇率升值所产生的紧缩效应，这也与项后军（2011）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就是被解释变量Ln（CPI）的2期滞后对当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在相关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无论根据系数显著性还是贡献率大小，通货膨胀滞后因子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说明我国通货膨胀最主要决定因素是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胀惯性。这要求我国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增强货币政策透明性，这样既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及时、有效传导，又可以通过提供中央银行的隐性承诺机制，使政策变得更为可信，以减少通货膨胀惯性，避免通货膨胀的自我实现。
（四）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的协积关系分析给出了所研究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而对于短期扰动的影响本文结合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描述。在这之前，有必要对VAR模型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从图1可以看出，所有特征根模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平稳的。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给定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通涨在前3期有一个小浮波动，在第4期开始稳定并逐渐收敛。可见国内通胀对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一个结构性标准差具有正的短期效应。
由图3可知，当在本期给汇率一个正的冲击后，国内通胀在前4期产生一个先升后降的波动并于第2期达到最大值，在第4期后逐步稳定并逐渐收敛。可见汇率的波动对于国内通胀的短期冲击较为强烈，而较长期其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与前文的研究吻合。
结论
首先积极关注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胀的影响，积极、谨慎应对外部冲击，在全球化经济过程中，我国与外部联系日趋紧密，同时也表明我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冲击。诸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来越大，政策当局应当密切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趋势，建立有效的监测和预警机制。
其次，提高汇率机制的弹性，增强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升值能够对通胀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微弱。因此政策当局不必拘泥于“浮动的恐慌”而紧盯汇率波动，在微弱的汇率传递效应下更应该从货币政策视角来消除通胀，而不必担心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从而为实现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创造条件。
再次，外部冲击（诸如大宗商品价格、汇率波动等）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同时也要看到，对CPI波动影响最大的仍是产出和通胀预期及粘性（滞后期的CPI），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过热过快上升，仍将是国内抑制通胀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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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栗洪伟（1973-），男，河南驻马店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旅游经济学、酒店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