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晕”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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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之心不会让人看见艺术，因为声名的光芒过于晃眼，并总将自身伪装成“灵晕”。

近日，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石渠宝笈”特展换陈品，然而像“故宫上千群众通宵排队只为看《清明上河图》最后一眼”这样的新闻标题却早已不再引人瞩目了口因为整整一个月，总有机会从微博、朋友圈和各类媒体上不断得知“故宫特展挤爆头”的最新战况。

携带马扎和干粮的观众纷纷表示，老祖宗的宝贝一定要看，排队很值。而流传着的话语中，关键词总是“真迹”“十年一见”“齐聚一堂”此类。“真”显得很重要，哪怕面对“真”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双腿酸软，并始终处于其他观众和展览工作人员的精神压力之下。

有人认为，如果撰写当代中国文化史，今秋故宫的空前盛况绝对有必要重重写上一笔。然而，这是本雅明意味的艺术之“灵晕”复归了吗？

在本雅明的著名篇章中，“灵晕”是艺术起源于神圣崇拜的佐证，而在机械复制时代，它却逐渐湮没在展示和传播之中。

由声名“庇护”的艺术品

无论是这次故宫博物院院庆特展、年初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展，还是上海的莫奈画展，在欧美引发轰动的“雨屋”，以及前不久巡展到北京、没有一副真迹的“不朽的梵高”，火爆程度都曾上过新闻版面。

而事实上，就在这个夏天，南非国宝级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在798尤伦斯举办了为期两月的大型个展，却只在小圈子内引起了讨论。就连安迪・沃霍这样的当代艺术大咖，去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为此所做的大型回顾展也未能引发公众多高的热情。

显然，声名是驱动现代博物馆参观的一大关键因素。艺术品和声名，某种意义上像是模仿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那种关系结构：似乎价值应该依托于使用价值而存在，而在实际的社会交换中，却往往超越了使用价值而拥有独立的身份；同样，声名似乎应该依托于艺术品审美的、历史的、文化的“本质”而存在，而在实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艺术品却往往在声名的庇护之下被欣赏。

那么，决定艺术品声名的要素有哪些呢？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艺术史和艺术教育中所展艺术品的价值，然后是作为主导者的艺术体制（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媒体、艺术批评）导向，最后是接受者接受的文化语境。

当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爆出早上开门时大批观众狂奔冲向武英殿的照片时，有几位美术史专业的学者感慨：这说明了中国公众在艺术史教育上的匮乏。的确，大部分观众是冲着《清明上河图》来的，甚至只知《清明上河图》而不知有其他者亦大有人在。的确，《清明上河图》借由历史课本、报纸电视还有师长的描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拒绝的概念。当然不得不承认，也是由于《清明上河图》作为少见的大型民俗画，充满叙事的动态效果，更易于当代观众找到欣赏的趣味。

然而，反观在艺术史教育更为普及和发达的欧洲，笔者发现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前，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你却可能有机会在另外展厅跟一面墙的伦勃朗独处片刻；在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青年时代的名作《大卫》需要排队，而在美第奇礼拜堂，大师晚年的旷世杰作《昼》《夜》《晨》《暮》却始终安静地等待在那里。

因此，中国观众在故宫特展上爆发出的、近乎牺牲般的狂热，虽说是极端个案，但很难称得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性。一句“表现出民众对于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极度渴求”并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公众对于艺术欣赏的需求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们重新回到博物馆的历史之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博物馆内在植入的权力与秩序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跟艺术史这门学科一样，并不像（自在的）艺术的历史那样古老。1753年，大英博物馆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在私人收藏和英国王室的支持下建立，它昭示着艺术在这一新的历史时刻所产生的新内涵。

而现代博物馆兴起，不仅伴随着一个强势权力主体及其预设对象的兴起，也伴随着一整套新的认识方式以及支撑这套方式的活生生的暴力――那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博物馆在宣扬其公共性和民主性的同时，内在植入了权力与秩序。

1917年，杜尚将从商店买来的小便池命名为《泉》并送往美国独立艺术家展展出，被认为是现代艺术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启了随后一百年艺术家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整套艺术体制之间悖论式的博弈。

杜尚的重要性在于，他以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揭示出了艺术之所以成立的框架性因素，并斥之以忧郁的嘲讽。杜尚的后来者们，无论是在博物馆内部还是博物馆之外，无论怎样花样翻新，却永远都只沦为了杜尚创举的重复。对于艺术体制的批判，逐渐退却最初激进的先锋色彩，慢慢固化为体制的一部分，甚至这种批判只能在体制内部才得以成立和被寄予解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了体制。

这也是为何当代艺术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业余时间和金钱上相对不那么充裕的普通观众之间隔阂颇深的原因，因为当代艺术美术馆所预设的观众是一些掌握了语境并做好了反思准备的人。而主流博物馆所预设的观众，却似乎刚刚从繁忙的俗务中脱身出来，拘谨而又虔诚地准备接受“知识、教育和文化”。

就《清明上河图》而言，我们注定永远不可能体会当年文人士大夫在彼此鉴赏时，徐徐将其展开，以一种时间性的方式观看时那种隐秘的愉悦。

笔者无意质疑观众对于故宫特展热情的诚挚性。事实上，需要被质疑的反而是那些易于自我感动、声称应该“让敬畏之光烛照文化传承”的文化人士，以及对艺术教育和艺术体制本身无所反思的学者们。智识上的优渥并不必然保证政治性的观看或崭新的美学体验，也不必然使人距离艺术更近。同样，崇敬之心不会让人看见艺术，因为声名的光芒过于晃眼，并总将自身伪装成灵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