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太有钱就不用求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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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占GDP太高

中国与美国、欧盟国家比状况是什么样的？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2011年的财政赤字都是在10％到11％，欧元区财政赤字到15％，中国的财政赤字不到2％。这是第一个反差。

第二个是在国债的水平上，国债余额差别很大，这个我不用多说了，中国比较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债余额特别高。

第三个方面是看税负的负担差别，欧盟税率为平均GDP的41％，美国总税率为GDP的24%，中国财政税收占GDP的35％。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占GDP10％，而中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上面几个数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2011年美国的总财政税收也达到中国的35％的水平的话，那么35％-24％，实际上美国2011年的税收负担就会给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11％的收入。

美国政府可以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而中国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观念的差异，不仅仅是中国过去几千年形成的差别，很多的差别也是因为目前和过去的制度差别造成的，使得我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与美国人完全是两回事。在美国，政府没有钱，但百姓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因为还富于民是更大的道理，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过去五六十年，税负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所以就出现了欧洲国家现在是“三高”――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而中国是“一高两低”――高税收、低债务、低财政赤字。

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

中国也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地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正因为国家拥有太多的资产和收入，所以出现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因为国内的民间消费增长相对比较艰难，所以就不得不更多地靠出口。另外，在这样的一种国富民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我们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情况，工业会得到很多的发展，很多的高楼大厦、形象工程，另外服务业发展会非常地艰难。

我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讲到的“国进民退”，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的国有金融机构他们的业务空间比民营的金融机构运作空间、发展业务的空间大很多。今天中国的这种做法官办的空间很大、民办的空间很小，实际上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从隋朝到唐朝一直到宋朝，法定的利率上限给官方放贷的时候规定的利率上限整个几百年里都比民间的最高借贷利率高12个百分点。比如说从公元600年到公元728年，官方放贷利率是84％，民间放贷是72％。从公元728年至公元1260年，官方放贷最高到60％，而民间放贷最高利率到48％。实际的税率可能比这个高出去很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当国家太富有了以后，不仅仅给国家提供了与民争利的空间和机会，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关心的民主法制和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愿望来说，绝对是“帮倒忙”的。

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政府非常有钱的时候，政府的权力跟民间社会的权利博弈的时候，肯定是公权力会更胜出的，因为政府太有钱也用不着求老百姓，老百姓更多是求政府，用转移支付和播种其他的项目给我们多施舍一些，你那时候还会跟公权力讨回自己的权利吗?这是非常不对称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今天看到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率很高，财政赤字也很高，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没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危机很严重，坦率地讲不管是回到古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是说中国的汉代，或者是400年前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国家做对比的话，我们只是重复了几百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也重复了2200-2300年前、文明古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差――西方国家负债很多、财政赤字很多，文明古国财政赤字也不高，负债也不高。

如果我们根据过去的历史来展望未来的话，未来50年、100年后是不是今天的政府不怎么欠债、很富有的一些国家在50、100年后，终于可以胜过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呢?我就不多说了。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做更多的思考。根据这个让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让政府征更多的税拥有更多的财产，包括推出方方面面的新税收政策，最终是更有利于民间社会的壮大、还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使得跟关系、权力更靠近的人有更多的发财致富的机会?结果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方面的思考。

总体上，我是希望每个人能记住不管是对转移支付寄予的希望还是通过各种税收来调节收入，在没有财政民主之前千万不要轻易地又推出新的税种，应该把现有的税种先减下去，才有可能谈新的税种的推出。（摘自《国际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