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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林达和他的书
第一次与林达相遇,是在杭州的枫林晚书店,无意中瞥见了《带一本书去巴黎》。欣喜书的名字,犹如“枫林晚”充满了留白的意味。更惊诧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在巡礼千年古都巴黎之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自己对“自由”“革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许,这些词,对现今的你们而言,显得过于宏大。可是,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不应该因为年龄而有先后。何况,林达先生是在塞纳河上西岱岛、巴黎圣母院、伏尔泰咖啡馆和凡尔赛宫等世界耳熟能详的具体镜像中,慢慢“咀嚼着文化的成果,品味着艺术的盛筵,倾听着历史的回声”。我总觉得,这种视野对我们会有裨益,也是我们所需。或许,正是由于“另一种生活方式让人对个人自由有了新的观照”,于是,自己逐步走近了林达先生,跟随他一起读巴黎(《带一本书去巴黎》)、走西班牙(《西班牙旅行笔记》)、看美国(《扫起落叶好过冬》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以及捷克小镇特莱津(《像自由一样美丽》)……
后来,我知道了林达先生原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美籍华人作家合用的笔名,而且他们是中学同学,是夫妻。这样更让人感到温暖,犹如他们的文字,细腻、干净,朴实自然地娓娓道来却又富有洞见,给人力量和思考。现如今,林达的书早已风靡国内,更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作者)。可是,林达先生说:“最怕的是,编辑在我的名字旁注学者,非得学者才有credit吗?不是学者能不能有常识?我们早已不是什么学者,我们俩手上都有茧子。”
关于《像自由一样美丽》
“你们特莱津的画家们,你们要把窗户敞开;面对世界,飘浮在你们田园诗的云朵的背景上:有一天,你可能跌入痛苦的口子里。要挣脱那通向深渊的轨道,要活着,在黑暗中,仍然创造!”
这是一个叫哈努什·哈申布尔克的犹太孩子,在一个叫特莱津的捷克小镇上所写的诗,时间应该是1943年12月18日前。因为,那天,他和很多犹太孩子一起,被送往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用文学语言”对这个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
特莱津是个美丽的捷克小镇,也曾是一座德国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集中营。那里,曾经生活过一万五千名犹太孩子,却“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同时留存的,还有孩子们在集中营期间所作的四千五百张画作和诗歌。这些画作,“绝大多数,都有孩子们自己的签名”。这是同住集中营、教授孩子们画画的犹太女艺术家弗利德对每个孩子的要求。于是,历史记住了所有这些孩子的名字,存活的,亦或消逝的……
有一句一直被诵读的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可是,“在(特莱津)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弗利德告诉孩子们,“要用光明来定义黑暗,用黑暗来定义光明”。在她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要知道,这可是在纳粹的集中营,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有着疯狂的杀戮,每天面对的是被“遣送到死亡营”的未知恐惧。尤其,“他们”还只是个孩子,“也是一样的平常孩子”而已,可是他们依然“相信未来”地骄傲写下:
“假如我也挂在枝头,既然树能开花,为什么我就不能?我不想就这样凋谢!”
“还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要住在这里?我不知道,只有上帝有数。”
“嗨,向着美丽,试着打开你的心:哪天去到树林里,假如泪水模糊了你的小路,你会知道,活着,是多么美妙。”
“有一天,我要走进我的村庄,我要享受我的家乡,那是我的乡村!那是你的家乡!那里没有‘我’和悲伤。”
“我们都在等待那一刻,重新回家的一刻。”
“我为我的人民骄傲,他们是多么自尊。不论我承受怎样的压力,我将一定,恢复我正常的生活。”……
对此,你应该被深深地感动了吧?
其实,这些都是林达先生编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书中已经记述的,我只是作了转述。那就让我们看看书中林达先生的文字,那是写得真好。
维耶拉是个小女孩,她出生在1931年。1944年她被杀害的时候,只有十二岁。
这是我在本书里最后介绍的一个小女孩。我一次次地写下孩子们出生的年份,并且报告他们死亡的消息。他们大多在同一年死去,都是被杀死在毒气室里。我很想讲出他们更多的故事,我想放上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给人们讲出他们过去的生活细节,在特莱津的细微感受以及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呼喊和遗言。可是没有了,就像秋风扫过落叶。一万五千个孩子,走过了特莱津,消失了。
幸而,还有这些诗和画留下来。在那个晚上,有一位年轻的女艺术家弗利德和她的朋友,抱着这些稚拙的儿童画,心怦怦地跳着,爬上了最高的阁楼,把它们藏起来;还有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们,在煤堆里,把他们的文字埋起来。希望今天生活幸福的孩子们,能够理解这些过去发生的故事——理解过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历史感。
这些特莱津孩子的生活无疑是不正常的。在他们作画之前,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已经长期在纳粹的蹂躏之下,他们又被遣送到特莱津,经常处在饥饿、疾病的状态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可是,他们在弗利德这样的艺术家的引导下,在善良的信念的支持下,正在逐步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和善恶之间的关系,他们理解到,正常心态、正常生活,是培育善良和建立一个正常世界的基础。他们表达痛苦,却尽可能不让它淤积。在如此扭曲的一个世界里,当他们的身体被侵犯的时候,他们用生命的力量,把正常健康的精神,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这张画,就是特莱津孩子们在坚持要恢复的生活。那不是外在的财富和功名利禄,那是自然的和平环境,在天空上,太阳懒懒地躺在云朵上,大雁南飞;金黄色秋叶,在轻轻地落下来,带着蝴蝶结、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捡起一片美丽的落叶,跑着回去,告诉妈妈公园里的故事,再小心地把叶子夹在她心爱的书本里。那不是焦躁的欲望,那是平和的心情,能够辛勤地劳作,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歌唱,自由地写诗、画画,自由地创造,知道在路的尽头,有一个家在等着自己。画面传达出的是爱的能力,能够给爸爸妈妈和弟弟一份爱,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能够体验、欣赏和珍惜平平常常的生活,能够因生命的给予而感恩。
不论长到什么年龄,哪怕你已经年老,不能奔跑,你依然能够走在这张画里,为那枚秋叶而惊喜,你忍不住地叫着:看啊,这树叶,它是多么美丽。
这就是特莱津集中营囚禁中的孩子,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遗产。
希望你一直保存这本书,哪怕你在一年年地长大,哪怕它在书架上放了很久,满落灰尘。
只要你再次打开,你一定会庆幸,你并没有把它丢失。
我们为何而写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曾经,上海《萌芽》杂志社面向青少年举办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很多名评委担忧:这些写惯了学校里命题式作文的孩子们,能写出多少好的文章呢?结果收到比赛作品后,他们大吃一惊,诧异于撇开命题式作文的“八股气”,孩子们“我手写我心”,竟能作出如此灵动而富有情感的文章。原因何在?简单来讲,就是作者们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作文挤牙膏般的难受相信经历过的人会很有感触),而是确有所感,是“欲说还休”。回到林达先生所编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作者曾说:“做出这本书,是多年断断续续自然走出来的结果”,“这本书的起点或者可以追溯到更早,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周围也在发生类似的故事,只是这样的故事不再有人关心,我们没有如犹太民族那样,执着地认为,必须把它记下来、讲出来。而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记忆始终还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记忆,把温情融于笔端,写自己想写的等故事,好文章也就“自然”地出来了。
我们如何来写
现今好像流行着这么一种现象:如果说你文章写得好,往往是说你文章写得华丽,即文采飞扬。当然,有文采在某种程度上是好文章的一种表现形式。可是,并非所有好文章都是辞藻的堆砌。有时候,用大量的长句、复句,结果可能是绕了半天,却读不出究竟想要表达的东西。反观林达先生的语句,朴实自然,简约干净,没有过于复杂的长句,用的都是普通的词语,可是读起来是否有深深的动容之感?林达先生说,《像自由一样美丽》“确定的读者群,是和画作者们同样年龄段的孩子——儿童、青少年,同时又希望,这本青少年读物,也能在一定意义上适合成人阅读”。我想,这个目的林达先生应该是达到了。
读一读林达的文字
历史的诉说往往是宏大的叙述,被记述的是伟人、名人。而作为平凡个体存在的证明就是一个个名字,一张张照片和一缕缕细微的感受,显得真实和有温度。
恶是善的对立面,面对恶的时候,有人选择报复,有人选择宽容。而弗利德用艺术、用诗、用画,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善良、美、健康的种子,这是善的力量!他们的信仰没有间断地传承了下来,“他们相信善和恶不是站在同一平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