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衍生企业的能力进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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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衍生企业是推动大学技术转移并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模式，不同大学推动企业衍生的效果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以往的研究大都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检视母体大学影响企业衍生的静态因素，探寻这些差异性特征，只有打开衍生过程黑箱，才能够在微观层面上充分展现大学衍生企业的动态格局，才能够揭示大学衍生企业的本质，通过对东北大学衍生东软集团的过程进行精致的案例分析，提炼出大学推动企业衍生的三组能力，即技术商业化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和网络化联盟能力，三组能力逐层进化，嵌入在大学创新活动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之中，创新型大学可以借鉴相关经验，通过制度创新等途径变革大学组织惯例，提升衍生能力，进而推动大学的技术转移和衍生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衍生能力；大学衍生企业；能力进化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知识化和知识产业化的背景下，大学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源头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大学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其将丰富的科研成果和新技术向产业界转移、扩散，进而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并创造经济价值，经验表明，依托大学智力资源和科技优势创建衍生企业，是推动大学技术成果转移的有效途径。

1、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大学在衍生企业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一些大学能够持续大量地衍生企业，而另外一些大学只能衍生少量的企业甚至不能衍生企业，例如，O’Shea等发现衍生企业大都集中在部分大学：在美国，每所大学平均每年衍生1.91个企业，而MIT每年就能衍生出31家企业，列全美大学第一位，导致这种不均衡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有学者从技术发明人、创业者、创业政策、风险投资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分析，大学的某些禀赋和特质制约着大学的企业衍生能力，对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杨德林等指出，与宏观的政策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相比，大学对衍生企业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周辰和董正英认为，在我国独特的体制下，大学机构才是能够有效推进大学衍生企业的核心力量，OECD在《培养企业家精神》的报告中提醒：大学应从结构和政策层面促进转变，以利于创业和企业的产生，作为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社会资本高度聚集的创新型大学，是大学衍生企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探讨大学推进衍生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能力，以及大学如何提升这些能力，对于我国大学的深度变革和促进创新创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必要揭示大学衍生能力的内涵及其理论架构。

一些国外学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讨论衍生企业发展与母体大学的关系，检视影响因素，Powers和McDougall利用120所大学1991—2000年间的实证数据，分析了一系列资源集：财政资源（研发资金的存量和增量）、人力资源（教员和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和组织资源（技术转移办公室成熟度）对大学技术转移和衍生企业的正向影响，Landry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的研发经费与衍生企业存在着正相关关系，Blumenthal等还发现大学科研基金的性质也是影响大学衍生活动的重要因素，那些获得产业资金资助的项目比获得政府基金支持的项目具有更高的商业转化率，Gras等发现拥有杰出科研人员的大学可以提高其衍生企业的数量以及衍生企业的绩效，Hague和Oakley，Meseri和Maital集中讨论了大学技术转移机构（TTo）对衍生企业的影响，认为TTO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商业化运作、基础设施和融资支持等方面对衍生企业均有积极的影响，此外，Niosi研究发现，大学的学科分布对衍生企业具有显著影响，理工科性质的大学，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等学科占优的大学具有更多的衍生企业的机会，Breznitz认为，大学的创业导向型文化既鼓励了师生创造性地思考和实践，也促成了大学与产业合作研究的开放环境，从而产生了大量成功的衍生企业。

在国内学界，从母体大学的角度分析影响衍生企业发展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杨德林等通过对111所大学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大学的科技实力、专业布局特点、科研经费总量、大学的地理位置以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都对大学衍生企业行为具有支持性影响，乔俊杰和闫科认为企业衍生过程中大学提供的资源支持主要有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支持、信用支持和社会资本支持，而大学科技园和专业的孵化器公司是最重要的两个组织依托，易高峰等从母体大学的科技经费投入、人力资源投入和科技产出3方面探讨了影响大学衍生企业的因素。

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能够说明特定的环境与资源状况对衍生企业的促进作用，但假设这些环境因素是给定的，不解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无法揭示环境因素与衍生企业创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Rasmussen和Borch认为，在资源基础理论范式下，利用过于静态的概念框架进行分析，容易导致均衡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理论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完全解释大学是如何处理特有的和动态的衍生过程，而且，这些给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容易造成误解，即只要具备了相关资源和条件，就能促进企业的衍生，Kenney和Goe认为，大学衍生企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和机会的把握，这种衍生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是大学的衍生历史、有利的地区环境及其他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应在上述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打开衍生过程黑箱，探寻其内在机理，大学能否成功衍生企业，与大学知识创造、技术研发、产业化等各方面的能力密切相关，加之衍生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有必要引入“动态能力观”的过程视角，讨论大学在衍生企业过程中将知识、技术、资源等加以整合的能力及其进化，进而探究大学如何通过能力建设来促进企业的衍生。

2、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架构

大学衍生企业（university spin—off enterprise）是创生于大学环境，以大学研究开发活动产生的技术成果为基础，由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等参与创建的科技型企业，大学母体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资源基础理论的各种主张反复论证，在Makadok看来，能力也是一种资源，是嵌入在组织中、不可转移的特殊资源，属于隐性知识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大学衍生企业的能力看作是资源基础理论的扩展，衍生能力不仅仅是资源，因为仅仅拥有资源并不必然衍生企业，还要拥有利用资源的“资源”，即衍生企业的能力，才能够衍生企业，为此，我们将大学的衍生能力界定为：为实现新知识和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辨识和利用机会，整合内外部资源，协调相关利益主体，促进创新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能力，在相同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下，衍生能力强的大学更容易创建新企业。

组织能力理论主张，核心能力是组织竞争优势之源，虽然战略管理领域主要探讨的是企业的核心能力，但核心能力理论同样适用于大学这类组织，大学的衍生能力与其核心能力密切相关，林莉参照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指出大学核心能力是大学内部一系列互补的知识和技能的组合，它具有最大限度提升大学总体实力的能力，可见，知识是大学核心能力的最终逻辑归宿和源泉，大学的功能就是进行各种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而大学衍生企业就是实现上述功能，塑造和提升大学核心能力的有效模式之一，因为大学与衍生企业之间在知识互补、知识学习和知识转移等方面的壁垒较弱，更富有弹性和接洽性，因此，大学衍生能力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应用，进而影响到大学核心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大学衍生企业是一个动态过程，衍生能力也具有动态特性，Teeee等强调，组织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要具有适应性，动态能力来自独特的组织过程或战略惯例，整合、学习、变革对于形成动态能力具有重要性，Teece将动态能力分解为3类：对机会和威胁的感知能力；抓住机会的能力；对威胁或变革的管理能力，这些能力对处于创新创业前沿的大学来说同样重要，大学衍生能力自然涉及Teece等分解出来的这些能力，因此可以判定，大学衍生能力是一组能力集，在不同衍生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并且不同形态的能力之间具有进化特征，构成了衍生能力的阶次进化格局。

1）创新性知识和技术成果是创办大学衍生企业的基础，一项有关高校创新型企业的调查表明，大学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表现为技术开发，大学必须紧跟科技前沿，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从而确保自身技术的创新性和市场价值，同时，大学的知识和技术能否转化为商业应用，能否成功创建衍生企业，与大学洞察市场趋向、辨识商业机会、寻找创业路径的能力有关，大学的技术成果往往远离市场，只有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够展现技术的商业潜力。

2）大学与企业分属于科学与经济两个不同的活动场域，具有明显的文化异质性，大学推动企业衍生，必然在观念以及管理等方面面临不同于传统的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解决文化协同与价值融合问题，即创造一种有助于不断获取、学习和共享知识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树立理性精神，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大学要包容而不是拒斥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在传统的学术场域中获得合理性，并与学术价值统合为一体，在衍生企业初创时期，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置身于学术场域的大学必须具备十足的管理创新能力，通过配置组织资源统合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

3）随着衍生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不断强化，这就需要大学扮演资源筹措者角色，凭借其丰富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本帮助企业摄取并整合新资源，促进企业成长，跨组织合作理论主张，组织的竞争优势可以建立在组织间资源以及资源特性之上，组织间资源是一种基于组织间合作关系的战略性资源，大学与企业这两个异质性组织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创造持续性竞争优势，并且产生更多的合作收益，所以，面对不断成熟的企业，大学应与衍生企业建立紧密而稳定的合作关系，甚至组成联盟，在持续性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上深入合作，因此，建立网络化的资源支持体系，推进校企一体化，构建校企战略联盟，是每一所创新型大学的必要响应，也是大学衍生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创新型大学需要某类“特殊能力”推动企业的创生和发展，这些能力在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多个环节上嵌入于大学的创新活动之中，伴随着企业衍生过程的展开，这些能力逐步得以彰显，并且表现出阶次进化格局，这是大学成功衍生企业的实质，也是衍生企业“生于斯，成于斯”的根源。

2.2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一直是构建管理学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选取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及其衍生企业东软集团（以下简称“东软”）作为个案，进行精致的案例分析，即通过对东软衍生过程的分析，全面把握大学与企业间的衍生关系，试图在一般意义上提炼出大学推动企业衍生的能力集以及能力的阶次进化格局。

东软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成为拥有18000余名员工、在国内外设有众多子公司的大型科技企业集团，东软集团以软件技术为核心，主营业务包括：行业解决方案、产品工程解决方案、医疗设备及其软件开发、IT教育与咨询服务等，被誉为“全球最佳表现IT服务提供商10强”、“最具竞争力中国公司20强”，我们选择东大与东软作为研究案例的依据是：①东软衍生的时间较早，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史，发展路径比较清晰，有利于进行经验概括和理论提升；②东软属于高科技企业，其规模与产值位居我国大学衍生企业前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③东软从产生至今，始终与东大保持着密切关系，持续地合作、交流直至联盟使之成为“大学一产业”良性发展的楷模，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研究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①间接地收集有关东大与东软的各项资料，主要从网络、期刊、报纸等媒介上收集大学的政策文本、档案资料以及东软的发展历史、年度报告和战略规划等，②直接对东大与东软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我们访谈了不同部门和层级的人员，包括东软的创办者、创业团队的若干成员、技术研发人员、大学管理者、产业集团工作人员和大学退休教师等，访谈之前制定提纲，访谈时全部录音，并在后期进行整理与分析。

3、案例分析与研究发现

关于大学衍生企业的衍生过程，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Ndonzuau等基于大学衍生企业的“黑箱”理论，提出大学衍生企业的4阶段模型：从研究中产生商业创意，把创意转变成商业计划，创办衍生企业，通过衍生企业创造经济价值，Ajoy则提出了大学衍生企业发展的非线性动态5阶段模型，将衍生过程分为研发阶段、寻找创业机会阶段、企业萌发阶段、企业成长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杨轶波结合上海高清等企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我国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依次经历了种子期、初创期和发展期3个阶段。

上述分期大都建基于企业成长的自然过程，对于东大衍生东软的过程，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期，一是依据典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分期①，东软的前身是东北工学院开放软件系统开发公司，注册于1991年，在这之前主要是依托东北工学院的相关研究室（中心）进行技术研发和初步应用，1996年东软集团正式成立，东大阿尔派上市，被看作是东软衍生成功的标志性事件，1997年后，东软通过“数字圈地”、业务拓展、标准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企业的快速成长，我们关注的是东大在东软衍生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有选择性地收集校企双方的资料，从中辨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进而依据这几个关键性时间节点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分期，另一个是根据研究理路进行分期，前述理论架构是从3个层面展开的，与此相衔接，我们将东大衍生东软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技术研发与初步应用阶段；第Ⅱ阶段，企业创办阶段；第Ⅲ阶段，企业发展阶段，这3个阶段的划分体现了东软的发展特点，也符合大学衍生企业发展的规律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表1列举了每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这些标志性事件镶嵌着不同的能力要素，通过解读这些标志性事件可以对不同阶段的能力进行分析，大学的企业衍生能力表现为一组能力集，不同衍生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能力形态。

3.1 第Ⅰ阶段：技术商业化能力

Steffensen等指出，大学衍生企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的核心技术来自大学，这一技术也是企业日后成长壮大的竞争优势，所以，大学的技术研发能力是企业衍生的直接前提，不过，正如Lansiti和west指出的，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不一定能够成为研发活动的最大收益者，只有将研发的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并迅速推向市场，才能实现研发创新的总价值，技术研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并不是两种孤立的能力，而是一项体系化能力，我们称之为技术商业化能力，它是大学衍生能力集的重要内容。

要想顺利实现技术的商业化运用，首先要将商业意识前置，在研发过程中就要培养并强化商业意识，东软一位高级副总裁说：“东软的产生有其偶然性，因为它遇到了当时那样的环境，但也有必然性，因为东大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早，走的路很长，”他所指的就是东软总裁刘积仁的导师，曾任东大副校长的李华天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敏锐地觉察到未来社会将是电子计算机的天下，于是率先带领教研室人员大胆地开始了模拟计算机的研制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李华天教授到美国考察后，确立“局部地区网络”为科研发展方向，这是一个既切合实际又有发展后劲的研究方向，在导师指导下，回国后的刘积仁就此方向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863”两个项目，有了资金支持，东大率先在全国开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在研发过程中，刘积仁紧跟市场，争取到了为抚顺铝厂进行网络系统开发的合约，这第一桶金既缓解了研发经费的紧张，又印证和强化了刘积仁研究方向的市场潜力。

大学的研发活动要克服传统的科研导向，建立有利于商业化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大学的研发活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发表论著、获取专利的阶段，还要延展科研链，与产业贯通，通过相应的组织安排，实现跨部门协调，并从内外部获取和补充资源，为技术的商业化创造条件，1988年，东大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相继拨给刘积仁几间教室和一个大仓库，成立计算机软件与网络工程研究室（后改名为计算机软件研究与开发中心），研究室的目标定位为软件开发，并将成果转移给产业界，发展更多的来自产业界的会员，从而建立了一个学术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技术转移中心，用刘积仁的话说就是：架设软件研究与应用的桥梁，建立软件研发中心为技术商业化、寻求市场机会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东大还利用其国际交流与外事活动多的特点，积极为刘积仁提供接洽商业伙伴的机会，最终促成了与日本阿尔派这一高端客户的合作，从而在资金、业务等方面为东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人才培养上，李华天教授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和创新，放手让学生去干，甚至将自己负责的一个国际项目全权交给年仅29岁的博士研究生刘积仁，并支持他去美国留学深造，目睹了美国学术与产业紧密结合和知识跨组织生产的现实，刘积仁产生了打造东软的梦想，当然，刘积仁及其团队的战略眼光、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也是他们商业化成功的重要因素。

大学的技术商业化能力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将市场意识融入科研活动，开展相关技术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能够确保大学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同时，大学通过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物质支持，建立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的机构，积极创造与市场主体的合作机会，汇聚优质创业资源，能够提升大学技术商业化能力，进而推动企业的衍生。

3.2 第Ⅱ阶段：管理创新能力

企业的运作模式与大学不同，管理大学衍生企业必然要突破大学的原有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方法，才能够推动衍生企业成长，Timmons和Spinelli指出，很多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大学衍生企业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商业机会的缺乏，而是无效的管理，这里的管理既涉及企业自身的管理，也包括大学对衍生企业的管理，东北大学在东软创办、成长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创新，有力推动了东软的发展。

在东软初创时期，随着业务的迅速铺开，人才缺乏成为阻碍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当时的沈阳作为重工业基地软件人才储备不足，也很难吸引外来软件人才，因此，刘积仁提议在校内选拔人才，创建“软件加强班”，自己培养人才，“这种让学生改专业的做法在当时是不符合规定的，但学校还是给予了大力支持，多次与冶金部沟通②，最终获得了同意……然后根据成绩、自愿这两个原则从计算机、数学、自动控制3个系选择了一些大学生进入软件加强班学习，一共办了两期……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东软的员工，现在已经是东软的中坚力量了”（《东北大学产业史》编著者语），东大开设“软件加强班”顺应了市场需要，学校在管理上灵活变通，既解决了东软发展的人才瓶颈，夯实了发展后劲，也被誉为是中国产业界中最早出现的“人才定制培养模式”。

东大在人事管理、组织机构以及资源优化组合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管理创新，大力支持东软做大做强，东软在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需要进人，而学校没有编制，校方多次到主管单位申请编制，几经努力，终于从冶金部拿来了200个事业编制。

当时，在东大除了刘积仁在做软件开发外，还有一些机构也在做相近的工作，例如由卢朝霞领军的东大管理控制中心，以承接CIMS工程、办公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等系统集成项目作为主攻方向，时任东大党委书记的蒋仲乐看中了卢朝霞的魄力和能力，做她的思想工作说：“刘积仁那边特别需要人，希望你能过去，”另一位副校长杨佩祯也和卢朝霞沟通，最终促成卢朝霞及其团队加盟东软，卢朝霞的加人对东软开拓市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由郑全录负责的从事计算机影像工程和数字医疗设备研究的机构也在学校的推动下并入东软，成为东软进入医疗领域的关键力量。

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的氛围不同，东大管理层认识到大学办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时任校长赫冀成提出：“东软要和学校的环境分开，要按照企业的方式办，不能按照学校的管理模式办，企业的具体事务我不管，我只管任命、管资产，其他的我不懂，也不管，”这种态度保证了东软能够拥有一个难得的自主发展与创新的空间，顺利渡过了早期创业的艰难期，从校园成功走向社会，这一理念发展到现在，就构成了东大提出的“放水养鱼，孵化放飞”的产业化政策，即在企业没有发展壮大的时候，学校不提取任何费用，不寻求经济回报，而是制定优惠政策，给予充分保障，支持其成长。

可以看出，大学在衍生企业的管理上应具备十足的弹性和创造性，在人才培养上要面向市场，适时加以调整；在人事聘用、机构和资源的优化组合上要不拘一格，进行战略布局；在大学与衍生企业的关系上应正确认识，主动放权，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顺利创生。

前述提及，大学与企业不同，正如Mcmillan等所说：大学的文化以科学范式为主导，学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人类的知识，实现方式就是通过教学和发表论著，而大学衍生企业的出现是对大学传统理念的挑战，可能会引发“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冲突”，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直至现在，一直存在着对大学衍生企业的质疑和争论，所以，学校一方面要通过管理创新和制度安排调适与衍生企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行政、舆论等手段澄清疑虑，化解矛盾，保证内部统一，实现组织认同，从而为衍生企业发展营造支持性环境和合法性基础，当时在东大校内，对大学办产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大学教授办公司是不务正业、教授下海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尤其对东软建造员工公寓楼异常反对，因为它比老教授们的住房还要好，面对舆论，学校锐意创新，东大蒋仲乐书记直言，东软是东大的“特区”，要允许尝试，用实践来证明，杨佩祯副校长还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建设东软“特区”，发展东大产业》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学校办产业的目的、发展东软的意义以及如何处理东软与学校的关系，解开了老师们心中的疑惑。

企业的目标是盈利，而学校更看重知识传承和创造新知识，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范式共存于大学，其间深藏紧张的冲突关系，解决的办法是，大学管理层要着力改变惯例，包容商业价值，遵循市场规律，大胆创新管理方式，同时，努力将学院文化与产业文化整合到一起，得到组织内部的认同，所以，创新型大学必须具备管理创新能力，通过配置组织资源统合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拓展组织认同边界，通过制度建设塑造创新创业文化，以利于企业的衍生，实现大学教学、研究和创业的和谐共存。

3.3 第Ⅲ阶段：网络化联盟能力

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网络的作用，而大学正是这一网络的核心主体，所以，大学应主动与其他主体建立起网络联盟的关系，进而凭借网络效应、组织协同和“互利共生”机制，推动企业成长，建立网络联盟的能力具体体现为大学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战略合作能力。

Shane和Stuart指出，资金不足是大学衍生企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获取外部资金将有利于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国外很多大学衍生企业在面临资金饥渴时大多求助于风险资本，而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风投更加青睐成熟企业，真正获得风险投资的大学衍生企业相对很少，因而企业初创大都要依托大学寻求资金支持，1997年，东软虽已上市，但上市所募集的资金，对于正在进行软件园开发、CT机产业化、营销网络迅速扩张的企业只是杯水车薪，急需拓展融资渠道，那时，东大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促成了宝钢与东软的合作，宝钢与东大关系紧密，在教育、科研方面有许多合作，建立了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而且宝钢的部分领导毕业于东北大学，双方高层交往密切，经东大蒋仲乐书记、赫冀成校长与宝钢领导多次沟通和会谈，1998年宝钢注资2.4亿元，与东软组建宝钢东软信息产业集团，双方各拥有50%股份，与宝钢合作，意味着东软集团实现了技术与资本一体化，构建起一个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又能够在业务和资本上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东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将嵌入于自身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转移给东软，扩展了衍生企业的资源基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并增强竞争力。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所需资源的类型也日益多元化，但大学衍生企业的创业团队往往囿于自身经历，社会关系网络主要绑定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缺乏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在资源获取上缺乏优势，大学可以通过与产业界建立关系网络，或利用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来为企业服务，也可利用自身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同度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并以契约的形式巩固信用关系，还可利用大学与市场之间的中介如科学园、创业中心、孵化器、校友、毕业生等正式或非正式联系为企业寻找资源，一句话，大学如果利用组织网络和丰富的社会资本帮助企业寻找资源、整合资源，会在融资、人才、业务等方面为衍生企业提供极大便利，因此，大学的资源整合能力是衍生企业的重要依托。

一直以来，大学与衍生企业的合作关系是一个既困惑大学又羁绊衍生企业的“顽疾”，在一些大学与产业合作的案例中，最初合作比较顺利，一俟企业壮大，校企间出现利益冲突，极端情况下企业脱离学校“飞”了，导致大学与企业合作失败，所以，如何认识和规避学校与企业在组织文化、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冲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提升战略合作能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Rappen等提出可以在组织和制度层面维持校企合作，例如股权认购、共同研发、专利开发等；WMter等提出可以利用学校技术转移部门和孵化器的管理人员、校友、毕业生等各种非正式关系网络维持并发展校企关系；胡海峰认为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双方建立、维系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关键，这种利益分配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技术与管理的清晰界定，在东软快速发展的阶段，东大与东软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合作关系，通过正式的组织建设和非正式的人员交流将合作推向了更高层次的联盟关系。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东大持有东软30%左右的股权，是东软第一大股东，保证了东大和东软核心利益的一致，具备长期战略合作的坚实基础，②东大于2004年成立了东大研究院，并于次年将东软研究院纳入旗下，研究院以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为主，研究成果获得的奖项归属学校，专有技术属于东软，两者各取所需，避免了知识产权纠纷，研究院还兼顾创新型人才培养、学术团队建设、新兴学科培育等，通过研究院这一机构，东大与东软保持着良好的科研合作关系，包括协作申报科研项目、共同研究、导师互派等，③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走向深入，东大和东软集团在大连、成都、南海联合建设了三所“东软信息学院”，规模化培养软件人才，为双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收益，此外，东大充分利用东软在数字医疗系统的领先优势，与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和飞利浦电子公司合作，于2005年共同组建了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该院学生的实习实践基地设在东软，这样，既实现了教育与产业的高度对接，产、学、研的高度融合，又使东大与东软的关系走向了战略联盟，④东大一直让东软集团总裁刘积仁兼任学校的副校长一职，强化双方联系、方便合作，学校还制定了允许教师保留教职进入东软工作的优惠政策，双方在师生与员工互派方面也形成了无缝对接。

东大与东软的战略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股权认购、研发平台架构一体化、联合办学、政策联动、高层互动和人员交流等，这些合作以契约的形式制度化，是一种典型的战略联盟合作方式，同时，大学通过与企业的持续合作能够把握最新市场需求，使大学的科学研究活动处于创新前沿，从而为大学衍生更多的企业提供技术准备和市场条件，因此说，大学的战略合作能力既有市场价值，又有技术寓意。

4、深入讨论

剖析东大衍生东软的过程，我们提炼出了大学衍生企业的3组能力，分别对应于衍生的3个阶段，大学的技术商业化能力能促进技术与市场的结合，从而为企业创生提供基础；在企业创办过程中，大学的管理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它有助于通过配置组织资源统合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大学建立网络联盟的能力有助于整合创新资源，提高资源禀赋，维持并巩固校企关系，实现互利共生，东软在其发展的3个关键性节点上幸遇东大鼎力支持，顺利穿越市场、管理和资本三大壁垒，迈入稳定发展阶段。

虽然在企业衍生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并不是线性排列的，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序列呈现出来的，它们彼此关联、重叠、演进，共同构成了大学衍生企业的“能力集”，这些能力整合在一起，应对创新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就构成了动态衍生能力，基于Winer的动态能力阶次模型进行透视，在大学衍生能力中，技术商业化能力是首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属于“零阶能力”，这种能力建基于技术，形成于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管理创新能力是范式冲突情境下统合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平衡企业利益与学校传统价值，进行适应性变革的素质，属于“一阶能力”，从转变观念到组织变革，这种能力肇始于上层推动，体现在技术与管理的有效融合过程之中；网络化联盟能力是大学拓展创新边界，重构与再造衍生企业的能力，属于“二阶能力”，这种能力是各种技术、知识、资本、惯例等创新资源“集束”在一起，并在衍生企业过程中充分展现功用的综合能力，零阶能力是保证大学在知识生产与应用链条中求得生存的基本能力，一阶能力是大学应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二阶能力是大学创造新能力的能力，3个阶次的能力逐级进化，由单一到复杂，由具体到综合，构成了大学衍生企业的能力进化格局。

衍生能力不仅决定了一所大学如何成功地衍生一家优秀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如何能够凭借衍生能力持续不断地衍生更多的科技型企业，虽然并不是所有大学都以衍生企业为目的，但对于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型大学”而言，衍生能力，尤其是高阶衍生能力是大学核心能力的重要表征，衍生企业是大学展现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东大发展至今，凭借其不断成熟的衍生能力，先后孵化出东大冶金、东大黑崎、东大友联等20多家知名企业，在孵以及毕业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总额达53亿元，学校持有的国有资产不断增值，这与东大不断优化战略布局，持续进行组织创新，提升衍生能力密切相关，近年来，东大成立了科技产业集团和技术转移中心，确立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产学研上、中、下游体系，建立了新型产业管理体制，加强了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资源链接和公共关系，这些举措进一步整合和集聚了东大的衍生能力，使衍生能力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形式内嵌到大学的各个层面。

大学的衍生能力不可能通过外部输入而获得，只能以内生的形式逐步建立起来，需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正如Prahalad和Hamel所言，能力是组织学习的结果，是一种累积性的学识，能力这种隐性知识只有通过应用和实践才能逐步获得并增强，一般说来，大学衍生能力的发展离不开以下3项要素：大学组织惯例、经验学习和创新，衍生能力作为组织能力的重要部分，是一系列高层次的组织惯例或惯例的集合，这些组织惯例结合在一起，为大学管理者提供了一系列决策选择，其中，打造技术商业化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提升网络化联盟能力，并逐步成为组织惯例，就会出现路径依赖特征，衍生企业就会踏入既成的轨道，成为某种习惯性产出行为，假使大学缺乏这些能力，或者缺乏形成能力的规程和惯例，则必须借助于经验学习，大学的管理者、技术研发人员以及产业化人员，需要主动搜寻经验范本，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内化和应用，同时，由于能力的很多要素是高度意会性的，与大学衍生企业的实践、历史、环境等密切相关，很难直接复制，所以在学习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特定的情境对原有惯例实施“破坏式”创新，促使大学产生有利于企业衍生的环境，进而通过规范化、制度化措施形成新的组织惯例，推动大学持续性地衍生企业，这正是我们以东大和东软为例，讨论衍生企业问题的初衷。

衍生能力是创新型大学的竞争优势之一，虽然大学的很多特质，诸如知识、资源、价值观等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突变，但是，以衍生能力为取向，通过打造技术商业化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和网络化联盟能力，提升大学综合实力，不失为有价值的经验性选择，这也正是东大和东软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