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残留遗孤不舍中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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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七八月之交，黑龙江方正县修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引发广大网民的极大关注和质疑，后来石碑被拆除。日本开拓团民是日本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而派遣的平民，日军投降撤退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遗老、遗孀、遗孤。

2010年8月初，46名中国人作为日本战后遗孤在大阪集体领取低保而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据悉，日本关西地区聚集了三四万从中国东北来的遗孤后人，仅东大阪市就有1800名，构成了一个遗孤社区。

这个本来被历史遗忘的人群不得不生活于中日两国的民间夹缝中，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生活，更有身份感的迷失。

第一代遗孤：感谢

93岁的张秀英总是反复念叨，感谢让我活到今天。其实她是个日本人，叫栗原富士子。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推出“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使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成为“日本开拓团”。1941年，24岁的栗原富士子和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作为其中一户来到了中国东北。

然而不到4年时问，日本战败，这些日本侨民和军队一样，开始漫山遍野地逃窜。一些想徒步走回日本的侨民，走到黑龙江方正县后再也没有力气走下去，聚集在这里等待命运的审判。1946年春，指示，日本侨民可以被中国人收养的方式留在当地。这些处于死亡边缘的日本侨民由此得以幸存，留在方正县的日本遗孤多达千人。

栗原富士子的丈夫在流亡中死去，她和儿子被方正县的一个农民收留。“我娘遇到我爹时，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富士子的女儿潘淑云对记者说，自己是中日混血，是富士子与中国丈夫的第二个孩子。

富士子一生命运多舛，中国丈夫不久也病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长大。1972年中日建交后，她得以重返日本。

第二代遗孤：遭受严重歧视

潘淑云和丈夫任少学，37岁时以在华残留遗孤亲属的身份来到日本。那是9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还是一穷二白，他们因此在日本倍受歧视。“有个遗孤刚来日本，每天没事就在社区里溜达，结果被邻居当作小偷报了警。”

刚到日本的日子，因为日语不通，遗孤亲属不但受了许多委屈，就连生存都成问题。他们起初靠申请低保过活，慢慢地才找到一些无需语言交流的体力活。

任艳艳8岁时来日本，在就读的学校遭到欺负。“因为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讲，没人相信我是日本人，他们更不能理解我家族的过去。”冬天学校大扫除，同学们都在教室里打扫，唯独让她姐姐任艳茁打扫室外。任艳茁哭着跑回家，嚷嚷着要回中国。

直到姥姥栗原富士子到学校演讲了自己的遭遇，学校对她们的歧视才逐渐变少。可是那种被当做特殊人的感觉始终没变，任艳艳苦笑着说：“我们一直说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东北老家的人都把我们当日本人看，而日本人又拿我们当怪物。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

2007年，总理在日本国会做了“为了友谊与合作”的公开演讲，对这些遗孤的境遇作了介绍，在日本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任少学感觉，日本政府对残留遗孤的各种政策自此才一下子落实。

第三代遗孤：融入日本社会

东大阪逐渐成为政府安置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遗孤及其亲属住在政府公房里，逐渐形成一个遗孤社区，但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治安等社会问题。任少学受聘为社区的保安，几年下来，逐渐将东大阪市的中国人社区弄得规规矩矩。而他自己也一跃成为年入600多万日元的高薪人员，得以安享晚年。

高中毕业，任艳艳和任艳茁依然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终嫁人做了家庭主妇。任艳艳像日本女孩一样染着金黄色的头发，喜欢化妆，热衷时髦，可一张嘴就是地道的东北腔，手机铃声也是东北情歌。作为战争遗孤的第三代，生存已不再是问题，而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却一直是难题。

任艳艳把希望寄托在4岁的儿子身上，因为他出生在日本，从小接受与日本人一样的教育。作为第四代，他们有可能彻底改变这些遗孤的命运。

1992年，一位政府官员建议任少学筹建遗孤自己的社会组织，这样才有话语权。大阪府归国者联合会成立后，在华遗孤归国的比例急速增长。如今，东大阪市有200个遗孤具有投票权，成了日本政党争取的对象，和自民党都找上门来。最后，大家感觉对华政策友好，就集体投给了。

这些遗孤们，拿永驻身份的人多，入日本籍的人少，因为一旦入籍，以后再回中国就不方便了。人老了总要落叶归根，但有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