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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访三个劳务输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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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

“邯郸市驻天津劳动就业服务处”,是邯郸市政府驻天津办事处所挂的另一块牌子。通过这种组织形式,以及陆续建立的28个省、市的联络处,邯郸的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将劳务异地输出的触角伸向了全国。

据驻津劳动就业服务处处长李文生介绍,成立仅有1年时间的天津劳动就业服务处,已向天津市输送农民工2000多人,同时,向邯郸市招工信息200多条,提供就业岗位5万余个。

在富士能(天津)光学有限公司的门口,我们见到了刚刚下夜班的马静利,这位21岁的姑娘是邯郸市临漳县白鹤集乡马黄村人,是2005年2月份和同学一起在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报名的,目前收入600―1000元,主要的工作是擦拭光学镜头。她说,她的那位同学觉得这里工资太少,已经去了南方。

陆陆续续总有下班的人经过,略作询问,大多是邯郸籍的员工,他们的打扮都很时尚,有的还染着黄色的头发。

逯志红是个个子小小的女孩,来自邯郸广平县南堡乡刘庄村。据说,刚来的时候她丢了钱,天天哭鼻子,想要回家,办事处李处长找她谈过,借给她2000元钱,这才留了下来。目前,她已经是厂里的带班组长,管着好几个新人。

天津斯必得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是我们赴津采访的一个主要目标,这里是邯郸劳务品牌“邱县巧剪刀缝纫工”的主要输入地

据人事经理兰思增介绍,在集团1500名工人当中,邱县人有180余名,占职工总数的10%以上。

集团副总经理陈少强则称,通过劳务合作关系,他和邱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李爱国已经成了不错的朋友。

他清楚地记得2002年10月1日李爱国前来洽谈用工业务时的情景。当时参观完工厂已经是差10分钟12点了,但李爱国执意不在厂里用餐,而是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这种实在、质朴的办事风格让他印象深刻。

一个星期后,陈少强亲自到邱县考察技校,并向学员们介绍了工厂的情况。又一个星期之后,他亲自接来了第一批邱县缝纫工,总共26人。当时,这26名邱县的小姑娘被编在了一个班――24班。直到现在,陈少强仍亲切地称她们为“老24班的孩子们”。

对于由劳动就业服务局出面与厂家沟通给“孩子们”安排岗位,陈少强表示这足以说明两个方面的“责任感”:

其一是劳动就业服务局对厂家的责任感。他们一般都是在对厂家进行考察并对厂家的各方面规章制度和技术要求都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再进行对口的人员输出。所以这些员工在上岗之前,都已经在县里的培训班或者技校学到了相应的专业技术,同时也已了解了厂家的要求,可以说这些员工一来上班时,就已经是“熟练工”了。这对于厂方的生产与管理大有益处。

其二是劳动就业服务局对输出人员的责任感。劳动就业服务局并不是把务工人员介绍到厂家就不管了,而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跟踪服务,关注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并且经常开展思想工作,有了什么问题,及时与厂家沟通,这就保证了务工人员能够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劳动就业服务局真正成为了务工人员的“娘家人”。

正是这种“责任”,让厂家与劳动就业服务局之间建立了信任。

“老24班”的郑秀丽

当年“老24班的孩子”现在在斯必得工作的还留有四五个,郑秀丽便是其中之一。

邱县南辛店乡黄河套村的小郑人如其名,长得端庄秀丽。初中毕业后,在老家上了服装裁剪学校,2002年由陈少强副总经理接到斯必得时,只有18岁。由于年纪小,没出过远门,刚来时,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的不适应,也曾想过家,也曾流过泪。一晃三四年过去了,小郑已完全融入了这个集体,不但自己不再想回去,而且把她在老家的男朋友也拉到这里工作了。

看得出,小郑对目前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一个月能拿到800到1000元的工资,一年能回两次家,逢年过节,单位要么组织出去旅游,要么就发给过节的礼物,如果在家种地的话,这些想都是不敢想的。而且在这里,她并不感到孤单。因为,在斯必得一千多人的员工当中,邱县的老乡就有一百多人。

在北京

作为首都,北京有着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域与经济优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前来寻梦。 虽然邯郸劳动就业服务局劳务输出驻京办事处刚刚成立不久,许多工作仍处于完善过程当中,但在北京打工的邯郸人已为数不少,例如曲周县劳务输出的重点城市是北京。曲周采取劳务派遣的形式先后与北京数十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劳务合作关系。目前,仅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在北京打工的曲周人就有数千名,他们均由曲周县劳动就业服务局派驻的管理人员集中管理。

头顶“小红帽”的魏县人

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是魏县的一个劳务输出基地,在这里工作的魏县人都是由魏县劳务输出驻京办事处的陈庆梅主任介绍而来,他们每个人都对陈主任充满了感激之情。

来自魏县沙口集乡刘屯村的韩连文说,他喜欢小红帽的这份工作。43岁的人了,每天不知得爬多少级楼梯才能将二百多份报纸投递出去,但他说自己虽然干的是体力活,但却能感受到传播知识的乐趣。

老韩的工作是每天上午负责投递200份北京青年报,下午负责投递40份法制晚报,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拿到1100元左右。

老韩一家除了上初中的二儿子外,都在外打工。19岁的大儿子在涿州的一家超市当库管,每月能拿到600元。17岁的女儿去年开始在北京的一家服装厂上班,还不知道能拿多少月薪。老韩的爱人也于2005年来到了北京,在海淀区的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工作,每月能拿到600元左右。

老韩属于小红帽的十里铺站,在这的二十多名投递人员中,来自魏县的就有6个。

老韩、赵岭、陈永田和谷俊红都是2005年3月份来上班的,另外的两名魏县小伙据说是前不久刚到的,可惜我们没能够见到。

赵岭,30岁,魏县城关镇河里村人。月收入1500元左右。没来小红帽之前卖过书,烧过锅炉。由于报纸投递工作没有假日,没空回家看望自己3岁的女儿,于是每月都会往家打几次电话,听女儿背唐诗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陈永田,21岁,魏县沙口集乡大杨庄村人。月收入1500元左右。毕业于大名师范却不喜欢教学,挺酷的一个小伙子。

谷俊红,27岁,魏县魏城镇西小门村人,十里铺站唯一的魏县籍女投递员。月收入1200元左右。爱人也在小红帽工作,不过是在头站,相距很远。5岁的儿子由奶奶带着。来小红帽之前,曾在大连的食品厂、天津的家具厂工作过。

“京化”的郑志刚

一口颇为正宗的京腔,一身时尚的装扮,如果不是负责管理曲周县劳务派遣人员的赵同振介绍,我们绝对想不到在北京可口可乐公司大门口见到的这位已完全“京化”的叫郑志刚的帅小伙是曲周县来京的打工者。

小郑是1999年随着曲周县劳务派遣的大军来到北京的,当时还不到20岁。在可口可乐公司,小郑一直在怀柔区负责销售工作。从最初的踩点掌握零散的销售点起步,到现如今手中拥有一大批固定的客户,6年多的历练让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村小伙逐渐融入到了北京人的行列。

小郑说他肯定不会再回县里了,北京对他来说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小郑的爱人是曲周老乡,现在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两人在怀柔租了房子,每月200元的租金。小郑说他每月的收入有一千五六百元,光他自己的工资应付两人的生活已是绰绰有余了。

小郑现在正在进行计算机高自考学习,在这几年的打工生涯中,他充分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没有知识只能干一些出卖体力的工作,收入就不会有大的改观。他在可口可乐工作的这几年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认识了很多人。

“现在来看,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工作总体来说还行,如果能干下去我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但给别人打工始终要受到诸多的限制,如果条件成熟,我想我会开始着手创办属于自己的事业的!”小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李海英:一个外出务工创业的典型

10年前,来自邯郸魏县的李海英是一位只身闯荡北京的打工妹, 10年后的今天,她在北京市大兴县拥有一家电器维修公司,每年的收入超过15万元。

李海英说,一个人最重要的经历就是选择。1994年高中毕业后,她的选择是学一门技术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在永年立世中专1年的学习过后,她来到北京,晚上住在一天10元钱的通铺上,白天就坐着公车去日坛的劳务市场找工作。她说,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视机配件厂生产遥控器,几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和四个姐妹在朝阳区的孙河合租一间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

1996年,是李海英创业的起点。她说我当时一个是受到周围人们自己单干的刺激和启发,另一个就是觉得自己虽然来自农村,但并不比北京人傻,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哪怕基本的生存条件?

那一年,她依靠自己简单的电器维修知识,开了一家小店,在维修的同时负责为用户的老式电视机加装遥控器。她说当时真难啊,连饭都舍不得吃饱,为了节约资金,就在租住的店里打地铺。后来,连合作者也离开了,她一度非常灰心,心想也回家算了,“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断地问自己,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就这样,擦干眼泪往前走。”

1997年3月,海尔公司的热水器面市,李海英找到区域销售经理洽谈,把大兴县的热水器安装和维修业务拿了下来。第二年,又与澳柯玛公司合作,经销他们的空调,同时负责安装和维修。就这样,从小小的维修作坊逐渐发展成为依托国内著名电器品牌,经营范围包括热水器、空调、冰箱、冰柜,地域覆盖大兴、丰台、房山等地,拥有数十名工作人员的中型电器维修公司,年盈利超过13万元。

1999年,李海英花50余万元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把全家都接了过来。大弟在北京开车,父母则经营由她投资在大兴县城开的一家超市,小弟则负责管理在大兴的店面。现在,李海英主要在市里和客户洽谈一些业务,目前正在和美国的I.O.Smith公司洽谈合作事宜。

10年时间,李海英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打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她在这里结婚、生子,成了一个北京人,但当年的那种压力还在,她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她是一个在外边拚的人,她还远远没有成功。

在青岛

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素有“红房绿树,碧海蓝天”的美誉。由于其所属的山东省与河北省毗邻而居,两省人的诸多生活习惯有着许许多多的相同与相似之处,而且语言与南方地区相比要更加易懂,这些都成为了邯郸务工人员选择来此打工的因素。

据青岛市外来人员职业介绍中心人员介绍,规范登记的在青岛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约80万,河北籍的占到了5%左右,而来自邯郸的则占五六千人――但这仅仅是规范登记的。如果加上自发前来或通过其他渠道前来务工的人员,邯郸市劳动就业服务局的人士粗略估计,“邯郸在青岛的打工人员至少应该在万人以上”。

青岛哈雅布萨渔具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全日资外企,在这里有来自邯郸的三十多名员工,也许是工作性质使然,全是清一色十八九岁的女孩。

该公司邯郸的女孩主要来自磁县和大名,大部分是通过劳动就业服务局输送而来,也有一部分是老工人回家探亲时带过来的。她们在这里每月大约能拿到六七百元的工资,而老一点的熟练工每月可以挣到一千二三百元左右,因为是计件工资,所以挣多挣少完全靠自己的实力了。另外该公司每月还给提供40元的租房补贴、22元的日用品补贴,如果表现出色还可拿到每月30元的满勤奖。

我们注意到,与许多外资公司不同的是,哈雅布萨渔具制造有限公司有着宽松的工作氛围。听说我们找邯郸在这里的打工者,呼啦啦一下子围上来十多个女孩,叽叽喳喳,就像一群活泼的小燕子。在合完影后,她们竟不顾公司的管理者就在身边,争着抢着凑到数码相机的液晶屏前寻找自己的“光辉形象”。

泰发集团是魏县在青岛的一个主要劳务输出基地,该集团近万名的职工中有四五百人来自魏县。与哈雅布萨渔具制造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里的魏县工人多为男性,而且年龄也从20岁左右到40岁左右不等,从事的工种也各有特色。

王广亮:收入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来自魏县德政镇大寨村的王广亮35岁,来此上班之前一直在家种地。由于哥哥和弟弟也都在家种地,人多地少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为了能给13岁的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也为了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王广亮走上了出外打工的道路。刚开始时对三班倒的工作时间很不适应,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慢慢习惯后,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而且一年万把块的收入也比在家种地强多了!”王广亮憨厚地说。

王培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王培培来自魏县北台头乡方里集村,初中毕业。2005年3月份,19岁的他来到了泰发集团,一直在内胎硫化车间干到了现在。集团虽然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但小王还是选择了在外租房,虽然每月得自己掏35元的房租,但相对于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还是负担得起的。两人合租相比六人的宿舍要清静得多,小王说这样他就能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仔细得琢磨一下技术,或者静静地看上一会儿杂志、小说。”

刘雪岭:比过去开阔了眼界

刘雪岭来自魏县仕方集乡刘家拐村,23岁。初中毕业后,觉得自己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在上了一段高中后就不想再上下去了,于是2003年来到泰发集团干上了电焊。2004年结婚后,爱人也来这里上了班,每月能挣七八百块钱,加上自己每月的一千二百多块,一年下来怎么也能净剩六七千元。出来打工让刘雪岭感受最大的是比过去开阔了眼界,观念也比以前新了不少。

不单是在天津、在北京、在青岛,邯郸的务工人员已遍及了全国各地。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从促进农民就业看一个服务型政府的足迹

在一个总人口863万,农村人口占69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30万的农业大市,到2005年末已经实现劳务输出总规模突破120万人次,这个数字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工作足迹。

农民需要的就是政府应当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促进城市化的生力军,但是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在成为工人以前他们最缺的是能力(包括求职谈判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和信息(包括就业需求信息和维权信息),毫无疑问这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政府应该作些什么呢?

看国际社会,服务型政府均将促进就业作为首要的工作,并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其主要特征和绩效评价内容为:提高职业教育参与率;提高劳动力市场信息分享程度;提供社会化服务系统。

邯郸市政府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输出作为本市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进行“引导、管理和服务”。2000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疏通渠道,提高农村劳动者分享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程度;跟踪服务,帮助外出务工人员解决再就业、劳动纠纷、侵权等问题,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不仅积极,更要科学:所谓积极就业政策即对就业有困难的群体提供使能性(即授人之渔)帮助和克服市场失灵的政府行为。邯郸市政府不仅赶上了国际社会积极就业政策的步伐,而且在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其实,引导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让农民融入城市和参加城市建设才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面对外出务工学到技术和积累了资金的人,政府的策略是“打造劳务品牌”和“迎接回归创业”。

怎样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归创业呢,还是对政府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的挑战。我认为有三点是最重要的:一、公开讨论和制定城乡结合部的城市规划,使之与个人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让回归者了解自己的用武之地;二、创建适合个人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如一人公司政策、小额贷款的信用环境等;使回归创业者得到帮助;三、提供具有弹性的社会保障,参加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让离开土地的人们能够生息和发展。

总之,邯郸市政府的劳动部门积极为农民进城务工服务,真诚欢迎他们回归创业,是推动城市化建设的务实做法,并大大减少了社会成本。

政府要在创造地区人力资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就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意义,还有政治意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业和经济增长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两个目标,特别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平衡。

对于邯郸这样一个拥有860余万人的地区来说,就业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解决劳动力过剩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就地转移,包括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挖潜和向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领域转移劳动力;另一条就是打破地区就业瓶颈,进行跨地区劳务输出。这两个方面邯郸市都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劳务输出,近年来邯郸市劳务输出总规模一直保持在100万人以上,遥遥领先于河北省其他地区。

劳务输出方面可以尽快解决地区劳动力过剩的数量问题,从长远意义上也有利于外出打工者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必须依靠高级且专业的人力资源,政府应当在提升人力资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下一步的就业战略应着眼于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提升方面,特别是教育和培训方面。一方面要求政府对教育和培训进行不遗余力的投资,强化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可能是最具远见和可能的手段;同时应高度重视教育政策的健全方面。以下是健全教育培训政策应有的条件:第一,要提高职业教育标准,使其能够与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甚至外国地区的职业要求相适应;第二,要把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受人尊重、有价值的行业;第三,在大学之外,要建立高质量、受人尊重的再教育机制;第四,企业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应当维持密切的关系;第五,企业和行业协会有责任对企业或产业内部的教育培训进行大量的投资;第六,制定吸引高级和专业性人才的引进和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