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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创业板解禁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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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挥之不去的解禁之痛,哪一次都没有这一回即将遭遇的“解禁潮”来得凶险。虽然官方和某些媒体一唱一和,一个说“485亿元的解禁市值只是理论上的概念,不可能有这么多安排”,一个称“解禁只是浮云”,但是,任何一个稍具一点投资常识和市场经验的人都不会如此轻易地置信:事情难道真的会有这么简单,“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吗?

是的,作为“全流通综合症”的杰出典型,创业板解禁显然并不是一个任人拨打的算盘,而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棋局。尽管解禁在形式上未必等于立即减持或全部减持,监管层既可以要求创业板公司对股东的减持意向进行调查,希望能继续延长限售期,以稳定市场信心,首批上市的30多家创业板公司也不难齐齐公告称,将延长原始股的限售期至今年年底以后,但是,一句轻轻的追问,就不难轻而易举地将一切粉饰太平的伪装击得粉碎。问题是:延长过后,他们还减持不减持呢?

创业板这个曾经被人们赋予了无限期望的新生事物,由于其市场定位一开始就抛弃了创业的宗旨,并公然以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倍超募的泡沫方式发行上市,俨然成为少数人的“创富板”,大多数投资者的“创伤板”,并由此而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小非减持套现的最理想平台。得益于“三高”的支撑,创业板估值一开始就达到78倍PE,超过美国纳斯达克的4倍。而对于上市之初即被“好中选优”或“拔苗助长”的创业板公司来说,人为拔高的高成长性毕竟是靠不住的海市蜃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上市即变脸”正在成为愈演愈烈的脸谱闹剧,令市场更为揪心的是,创业板刚满半年,“高管辞职潮”就掐准时点纷至沓来。今年10月30日之后,首批28家“三高”股票又将进入到解禁阶段,并且第二批第三批的“解禁潮”随即亦将次第而至。在解禁股份增加和兑现峰值出现的情况下,延期承诺显然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特效“解药”。它至多只能推迟将减持套现付诸于行动的时间。在一波又一波的“解禁潮”后浪推前浪的推波助澜作用下,越是“三高”估值的品种越是不可避免地将面临的极大的投资风险。更何况,管理层求稳之心越切,对于那些选择在股价相对低迷阶段承诺延期减持的大股东来说,岂不越加意味着可以在等待股价更适合减持时机的过程中有可能得以实现更大的套现利益?

创业板最大的风险其实主要并不是解禁和减持,而是以一切以圈钱套现为目的的“不创业”。在这个意义上,“三高”发行对于创业板来说,与其说是“高成长性”的光环,毋宁说是饮鸩止渴的毒药。在各路风险投资奋不顾身地赴汤蹈火的同时,许多既无高成长也无高科技的伪创业型伪高科技企业更是犹如飞蛾扑火,蜂拥而来。六七十倍市盈率的泡沫膨胀之如此迅猛,一不小心就令创业板设立的初衷打了水漂。而以高科技为名行圈钱之实的如此轻而易举,则不仅令那些本来就只有野心而没有雄心更不是真心创业的所谓创业板上市公司,即使不靠真实业绩也可以躺在超募资金存款或吃利息,或靠高利贷大发横财。

创业板是高管辞职的“重灾区”。据2011年的一份统计显示,2011年全年离职高管人数为3642人次,涉及上市公司1478家,离职人数同比增长约34%,其中创业板高管辞职的占比超过1/3。对于大多为民营性质的创业板公司来说,这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普遍不高,其持有股权的价值却因“三高”发行上市而存在极大的高估,他们有很大的冲动进行减持套现,是不奇怪的。不过,虽然高管持有的股份在解禁股中占比普遍并不很高,但这种纯粹以套现为目的的离职,不仅显示他们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实业的热爱和对创业理想的追求,而且作为对公司真实情况具有最深切了解的知情者,也等于用行动向人们证明他们对自己所曾经服务的这家公司创造业绩的能力和未来的成长性并不看好。这对相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稳定及其二级市场的股价表现无疑都将造成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

创业板乃至整个资本市场大小非解禁减持的风险,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解禁减持本身,而是重融资轻回报的错误市场定位所造成的,是权贵勾结的新股“三高”发行体制所造成的,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行政审核机制所造成的。事实上,依靠任何一个行政组织或者监管部门来对涉及上市及减持与否的事宜进行决策和控制都不是长久之计。在行政审批还在继续一切以为融资服务为宗旨,为一切罔顾投资者利益的圈钱寻租行为提供形式主义担保的条件下,即使有可能随时启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新股发行“限高”或对大小非解禁“再加一道锁”,也必然是治标不治本。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和发现发掘投资价值的选择权还给市场,这里,既应当包括发行上市和资产重组审核权,当然也理所当然包括减持抑或增持的决定权。只有杜绝了一切有可能利用权力和制度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的渠道和空间,市场才有可能在真正“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实现价值的可发现和价值泡沫的可消弭,从而以投资和回报在可流通制度认可和可承受基础上的统一,去取代名为全流通实为圈钱套现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恐慌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