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戈文:脑际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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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宋厚亮 编辑_安必先
他理解电脑，靠电脑为自己挣得了数十亿美元财富，如今，他想搞懂人脑，通过研究人脑造福社会
2013年11月24日，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Group，IDG）董事长帕特里克・J・麦戈文（Patrick J. McGovern）来到清华大学，受到清华校长陈吉宁的会见。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更重要日程是，出席清华大学IDG麦戈文人脑研究院（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at Tsinghua University）的揭牌典礼。与他一同前来的，有他的夫人劳拉・麦戈文（Lore Harp McGovern）、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熊晓鸽、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德西蒙（Robert Desimone）等人。
揭牌典礼活动中，78岁的麦戈文步履稳健地走进清华大学郑裕彤医学楼，受到老师和学生的热烈欢迎。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西装革履，打着红色领带。面对台下师生，他表达了自己的宏大目标：将倾力支持脑科学研究，提升人类的健康与和谐沟通。
自2000年开始，麦戈文夫妇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捐建人脑研究院，专门研究人脑的工作机理及相关疾病，包括孤独症、帕金森氏症、精神分裂症、语言障碍、学习障碍等。
美国大多数慈善家都有“拯救人类”和“改变世界”的宏伟愿景，麦戈文夫妇也不例外。麦戈文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全世界患有各种脑疾病的人多达5亿，他们夫妇希望资助相关领域的研究，以解决这5亿脑疾病患者的痛苦，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麦戈文夫妇均表示，捐助脑科学研究，将成为他们终生的追求和使命。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2000年，MIT收到了一笔史上最大额的捐赠―3.5亿美元，捐赠者为麦戈文夫妇。
MIT是麦戈文的母校。读大学时，麦戈文的专业是神经生物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走上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之路，1964 年，他将自己的汽车卖了5000 美元，用这笔现金创立了IDG 公司。他独辟蹊径，专门投资创办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媒体和出版业务，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的狂飙突进，麦戈文在业内抢占先机，独领。
脑科学研究是麦戈文自小形成的兴趣和梦想。一本关于人脑的书籍，曾引来他的遐想，例如人脑和电脑如何有更多关联。在MIT求学时，“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大脑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我特别希望通过大脑研究，对人类未来建造超级计算机起到帮助。”随着年龄的增长，麦戈文注意到许多人患有脑疾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痛苦和损失。兴趣和梦想，指引着作为企业家的麦戈文开始支持脑科学研究。
劳拉・麦戈文也对脑科学充满了兴趣。她想了解人是如何学习、阅读、作决策，脑神经之间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工作的。同时，她还期待通过脑科学研究，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促进人类的沟通和了解，达到让世界和平的目标。
1990年代中期，麦戈文夫妇开始集中讨论这个共同的兴趣，不过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向已有的脑科学研究机构捐赠。麦戈文说：“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做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比如说大脑系统性的研究、认知科学相关的研究，建设一个新的研究院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成员为美国顶级的科学家，讨论的结果是，成立独立的研究机构最好，更便于紧密地合作。这样的讨论，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得确保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专家委员会向麦戈文夫妇提供建议，可以和六所大学合作建设研究院，包括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MIT等。大多数大学都表示，可以建在他们的生物学院或者心理学院，唯独MIT表达了不同观点―不再以学院为优先主导进行设置，而是以研究问题、研究方向为原则，设立独立的研究院，不同的学院分别予以配合。这个想法很契合麦戈文夫妇的初衷。当时，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寻求更多的资金，以支持脑科学的研究。学校的愿望与个人的使命，两者交汇后，双方一拍即合。
2006年，位于MIT校园东北部的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大楼建成。如今，这里聚集着500人的研究团队，包括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为了保证研究的方向始终遵循捐赠者的意愿，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成立了董事会，麦戈文夫妇、他们的一个女儿都是董事会成员，另外三分之二的董事会成员包括研究者和社会独立人士。麦戈文表示，“作为资助人，我们一家在整个研究院的管理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以确保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不会发生偏移。”除此之外，麦戈文夫妇还负责审核预算的情况，并招聘更多的科学家。
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
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专访时，麦戈文说，这是他的第130次中国之行。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平均每年来华四五次。他是造访中国时间最早、次数最多的美国企业家之一。早在198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麦戈文就来到中国，创办了中美合资的《计算机世界》周刊。其后，他又合资创办了《网络世界》《微电脑世界》《IT经理世界》等报刊，一度引领了中国的IT媒体风气之先。后来，他更是大胆启用一位新闻研究生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华人熊晓鸽，帮助他在中国开拓市场，业务重点也由过去的出版和展览，拓展到风险投资。在熊晓鸽的带领下，IDG投资了百度、搜狐、当当、搜房、腾讯、携程、汉庭酒店等300多家公司。在数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麦戈文甚至表示，到2020年要把IDG的总部搬到北京。
“我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如果说对哪个国家感情最深的话，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了。”麦戈文说，“每次来中国，我都感到特别的兴奋，也愿意来中国。”
这样的情感源自家庭熏陶。在麦戈文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时常谈起中国。因为父母都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玉石和中国的屏风等。中国的哲学思想也对他的家庭影响颇深，比如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国几千年前就讲到以礼待人，要谦逊，要为社会创造价值，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几千年前的这种文化传承，让我的家庭肃然起敬。几千年前，当中国文化如此发达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还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
因为这样的情感，当他决定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捐建人脑研究院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中国。
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人脑研究院的500人研究团队中，麦戈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其中30%的研究人员是华人，或者是美国出生的华裔，或者是从中国考学过去的。“我发现他们的研究富有成果，我想中国人可能对脑神经方面的研究有天生的基因或者兴趣。”麦戈文说，“中国人确实在脑神经方面有很强的研究能力。”
2006年之后，麦戈文夫妇多次考察国内的大学。据熊晓鸽透露，麦戈文夫妇曾于2006年、2008年、2010年三次访问清华，实地调研和考察清华在人脑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此后，他先后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IDG/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每所研究院都获得麦戈文的1000万美元捐赠。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制约科技发展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留学欧美的研究人员并不想再回去，而是选择留在欧美，这其中当然有收入的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麦戈文专门为中国的三所研究院成立了“IDG中国基金会”与“和谐基金会”，为研究院提供长期的支持与资助，尤其是确保研究院研究人员的收入与全球保持一致。麦戈文说，“回到中国，待遇跟美国一样，这个政策非常好，已经有一些顶级的研究学者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有生之年把钱用得有意义
麦戈文夫妇都是企业家，除了直接的捐赠，他们还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服务研究院。
劳拉表示，“大学或研究院的人员很少与别人进行交流，甚至完全没有沟通和交谈。我们捐建的研究院设置，称之为企业性的研究或者创业性的研究，所谓创业性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做企业一样，人员之间不断地进行探讨，所以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他们经常见面。”在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设置了茶饮间、咖啡间等，方便大家在休息的时间里自由讨论，可以进行头脑风暴，分享各自领域的心得和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为了给研究院引入更多的善款，麦戈文夫妇介绍了更多的富豪参观研究院，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捐助。麦戈文毫不隐讳地说，捐建人脑研究院之后，一个预先没设想到的副产品是，一些企业家的子女患有孤独症、学习障碍症等，在得到研究院的治疗后好转，这自然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生意上的合作机会。
如今，IDG已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在福布斯2013全球亿万富豪榜上，麦戈文以47亿美元位列267位。对于自己的巨额财富，麦戈文表示，他们夫妇会持续地捐助脑科学研究。“未来，可能设计成立7到8个麦戈文人脑研究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寻找一些新的地点。”
麦戈文说，“我们经常讲，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所以，重要的是，人在有生之年把钱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当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财富捐给脑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把钱用到了正当的事业上。不像有些有钱人买一个高级游艇，或者买最高级的别墅。我觉得那样花钱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钱用于解决人类的痛苦，它的影响就不只是短暂的，而可能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
麦戈文敬佩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慈善家，不过，他最崇拜的是100年前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因为卡内基捐钱建立了免费的图书馆，让穷人也能看书学习。
“我小的时候读了很多书，对科学的发展充满了憧憬和惊奇，所以我觉得他把钱捐给教育，特别是给那些读不起书的人或穷人的孩子，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麦戈文说，“我喜欢他捐钱的方式，他在意的，不是提高自己的地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宋厚亮 编辑_安必先 题图摄影_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