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教育期望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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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我国当前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部分农村地区辍学率较高等问题，作为影响教育成就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关注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以家庭教育期望为核心关键词，通过对近10年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背景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较少关注区域发展特征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教育不平等，同时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区域发展特征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教育期望；家庭背景；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2日
一、引言
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学生的教育期望会对学生自身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进而对其未来学业成绩、教育获得、地位获得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教育期望虽然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但是可以作为一种正向的心理能力，激励青少年更加勇敢的追求学业上的成功。作为影响教育成就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变量，关注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国外有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足，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孩子进行教育投资的边际回报高于高收入家庭。目前，OECD国家的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提升低收入家庭对更高级别的教育的渴望，并将之视为一种提升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的手段，中国同样也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化，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需要完成从人口数量与结构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然而有研究发现，我国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20%以上，初中阶段的辍学率高达25%，这意味着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期望，我国未来将有大量劳动力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工人的要求，同时为我国未来埋下人力资本赤字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隐患。对教育期望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教育不平等，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关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理论研究
对教育期望的界定有教育抱负和教育期待之分，前者是对具有某种社会属性渴望的一种反思，后者则是人们基于对自身位置和社会运行的理解所设定的更为现实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测量中，通常较难对两者进行区分。本文所指的教育期望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含义，同时还包含了家庭未来的教育投资需求或预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含义，即家庭对未来教育投资的计划或者主观选择。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人们在进行预期时也会追求最优化，因此本文认为家庭教育期望和实际的教育投资决策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
Becker基于物质资本的投资理论，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他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是一生收入最大化，而投资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是影响人力资本最优投资量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他大部分因素，如家庭收入、年龄、健康、性别、能力等，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都可以通过这三个因素进行解释。由此推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或许可以通过降低教育投资的流动性约束和失败风险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或许可以分别通过提高教育回报率和降低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来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
三、我国家庭教育期望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一）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因素可以分为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两类。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中关注较多的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学广泛研究的一个特征，具有多种测量方式，但是大部分都包含了对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量化指标的考虑。受数据的限制，大部分研究主要对局部地区或特定群体进行分析，有学者分别对局部地区的弱势群体，如农民、流动儿童和残疾人家庭等进行分析，结果均发现，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平分别与家庭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刘保中等使用全国范围的调查样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陈旭峰使用某市农村学校的数据，王进和汪宁宁使用广州市的数据，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的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更大，而宋阳使用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则不显著。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家庭层面的其他特征和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李丹使用广西荔浦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越好、对陌生人信任度越高和社会公平认同度的认同度越低，则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王思琦和柴万万通过对作为全国贫困县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区的一个县调研发现，农民家庭的教育期望会随着子女年级上升而下降，同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倾向于成绩较好前景明朗的子女及男性后代，教育前景而非经济因素是决定教育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与之相似，胡咏梅和杨素红使用西部五省区农村小学的数据发现，学生的学业成绩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期望。此外，刘保中等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子女数量越少、孩子性别为男孩、具有城市户籍，以及民族为汉族则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
（二）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关注较多的是教育回报率，此外少量研究关注了升学率、文化和收入风险。早期的研究中，钟宇平和陆根书使用1998年对中国北京、南京、西安三地14所高校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部分实证结果不支持教育回报上升可以提高家庭教育期望这一观点，并认为这可能和缺乏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信息，或不能以经济理性的方式按照成本收益做出决策，或个体承受很大的“按计划地”完成教育的压力等因素有关。后续研究，较少考虑真实的教育回报，大部分考虑的是家庭主观预期的教育回报，但结果基本上都支持教育回报上升可以促进家庭教育期望的观点。陈沁和袁志刚认为土地和高教育都具有“失业保险”的功能因此彼此之间具有替代效应，他们使用1989～2006年“中国家庭健康调查”（CHNS）的数据发现，当教育回报减少时，土地对教育的替代作用增加，即土地拥有量越多，则辍学率越高。廖桂蓉的研究发现，藏区贫困牧民对学校教育往往抱有过高期望，而当现实的教育回报率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时，会降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研究分析了教育收益对高等教育类型选择的影响，许祥云和张凡永使用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实证研究”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由于家庭倾向于低估高职教育的收益，同时高估本科教育的收益，使得家庭选择高职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与之相似，杨钋和翁秋怡使用2011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新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收入预期越低，越倾向于选择大专而非本科学历，越倾向于选择低选拔性的一般院校而非“985”和“211”高校，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为了降低教育成本。此外，廖娟等使用2007年在北京六所高校所做的“研究生教育态度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预期收入对选择研究生教育有显著影响，本科毕业时的收入越高，越愿意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读书，预期硕士毕业时收入越高，则越愿意选择继续攻读硕士。
此外，一些学者对其他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杨春华使用2000年长春市和乌鲁木齐市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任何一个职业层或学历层，期待孩子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的父母占比，长春市高于乌鲁木齐市，他通过对比《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认为两地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方面相似，而1999年高等教育机构（含中专）的招生数，前者为82.2%远高于后者的37.1%，由此判断，升学率是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同时一些学者通过对局部地区的调研发现，农村的教育期望较低，并存在严重的辍学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2）对部分贫困的农村地区而言高等教育的教育费用较高；（3）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而大部分农村毕业生，从事非正规就业、低职业地位、低收入和边缘行业的概率高，教育投资结果和教育投资期望的偏差越来越大降低了部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热情；（4）农村社会逐渐形成和传播新“读书无用论”的观点。
四、结论
国内现有的关于教育期望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家庭特征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即使涉及区域差异的影响也仅涉及城乡差异，没有对整体各区域间教育期望的差异进行分析，此外只是简单的使用虚拟变量检测了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没有深入讨论其影响机制。目前，几乎没有学者使用2000年以后的全国范围的数据研究地区间真实的教育回报和教育发展差异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快速扩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阶层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始终存在，区域间的教育不平等是教育不平等很大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部分欠发达地区面临辍学率较高等问题。对教育期望地区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教育不平等，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区域发展特征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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