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英分类口译词典》疏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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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英汉分类口译词典》的出版为从事口笔译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其体现了时代性和实用性。然而，作为一本词典，它存在以下几大严重问题：一，收词不平衡，二，分类缺乏标准，三，词条重复的现象严重，四，审校不过关。编词典必须遵循它的自身规律，在着手编纂一部词典之就作出考虑周到的总体设计，保证收词的平衡，一旦制定了分类标准，就必须严格执行；同时，不仅要从微观角度，还要从宏观角度来考虑和照应词典的系统结构。最重要的是，审校至关重要，很多问题只要有了严格的审稿把关都可以避免。
《新英汉分类口译词典》（方凡泉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是一部兼具汉英词典功能和百科词典特点的工具书，对从事口笔译工作的人来说，它的出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内容丰富，提供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或词组的英译，对译员来说，这些材料可以帮助他们省却查找的麻烦，对初学口笔译的学生来说，它们更是不错的学习材料。然而作为一本词典，它又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将就该词典的特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从内容上看，正如在它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本书力求体现时代性，实用性。”时代性体现在广泛收录了中国近十年来所出现的新词语，特别是包括部分政策术语，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 theory）”、“文明礼貌月（civic virtues months）”等；还体现在收录了多个领域的最新词语以及目前许多同类工具书未收录的词条，比如，“素质教育（education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科教兴国（rejuvenate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高考（higher examination）”、“中考（middle examination）”。像这样一些词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可是对它们的英译却不甚了了，这本词典解决了这些问题。其实用性表现在所收词语涵盖了多种题材，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上面举的例子便是。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中国职衔，专业技术职务”这一栏收录了各个领域的职称职务名称，这可是翻译的一大难点，解决了译员的大难题；直至中国文艺领域的许多特殊说法，等等，都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其次，从编排上看，它采用的是“分类”法，按事物关联或专业关联分门别类进行编排，内容集中，系统性强，查找很方便。一类一类往下分得很细致，比如，“法律”，下分“法，法典，法学派别”、“法律名录”等十四类，“法律名录”以下又分各个法律类别，各类以下又有各具体法律。这一点与普通语文词典不一样。
然而，从词典编纂的角度看，这本词典又存在不少问题，这里提出一些主要问题来商讨。
一、收词不平衡
黄建华在他的《词典论》（1987，50）中指出，词典的“宏观结构应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保持宏观结构各部分的有机联系”，“不要扬此抑彼，宽严不一，要注意各类词汇的平衡，努力避免片面性，防止重大缺漏”（1987，52）。在这部词典中，大量的篇幅都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词条，对日常生活方面的词汇关注较少，连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时装表演”都找不到，这类词在涉外活动中其实也常有出现，而词典中并没有关于“流行”的栏目。列出了那么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但是“小品”、“相声”等这样一些大众喜闻乐见且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都找不到。又如，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部分，香港和台湾部分都有历史背景，澳门部分却没有，这岂不是“扬此抑彼，宽严不一”？在“翻译”部分，有“同声传译译员（simultaneous interpreter）”，却没有“交替传译译员”；在亲属称谓中，有“内兄（wife’s elder brother）”，却没有“内弟”；在政权股票部分，有“牛市（bull market）”，却没有“熊市”；“茶类”部分，有“乌龙茶”“龙井”，却没有“铁观音”等，这都属于“重大缺漏”。例子还很多，这里不再多举。
二、分类缺乏统一标准，过于随意
比如，在“法律”部分，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名录”，列出了我国现行的各部法律，然而，似乎又不大齐全，而且有的又在后面的相关部分重复出现。比如，在“法律”下的“知识产权法”部分，收录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三部法律，然而在“科学技术”下的“知识产权”部分，除了这三部以外，倒还有《技术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多部管理条例。又比如，在“科学技术”下的“科技管理”部分，却出现了诸如“风险投资基金”、“风险资本”、“由沿海向内地转移”、“跨越式发展”、“开办企业”及“样机”等风牛马不相及的词条。再比如，“中国惯用语，俗语”部分，除了收了一部分诸如“摆架子（put on airs）”、“包二奶（keep a concubine）”、“不买帐（not go for it）”等俗语之外，包含有大量完全可以归到其它类的词条，比如“按国际惯例”完全是经贸或涉外活动的词条，又比如“豆腐渣工程”，“民工潮”，“片面追求发展”，“实行国民待遇”，“使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专款专用”，“走进新时代”等。既然已经列出了那么多类别，就应该把握好分类原则，详细划分和归类，否则分类就失去了意义。编者在分类的时候，如果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随心所欲，就会造成混乱，令读者查找不方便，大大影响词典的使用效率。诚然，词目的分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词往往分属不同的范畴相互交叉在一起，更增加了分类的难度。但是，作为编篡者应该力求克服这一困难。
三、各类别之间的交叉重复现象非常严重
法律名称的重复在这词典中非常普遍，前面提到的“知识产权法”部分就是一例。又如前面提到的“中国职衔，专业技术职务”一栏包括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职务职称名称，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又在后面的相关部分再次出现。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仅“教育”部分，与后面的“学生与教职人员”部分雷同的就有十几个之多，比如，“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大学校长”、“教授”、“副教授”、“特聘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系主任”、“班主任”、“院长”、“讲师”、“博士生导师”等；“新闻出版”部分与后面的“出版社工作人员”部分严重雷同，一共才十几个词条，重复的就有六、七个，“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编辑”，“助理编辑”，“技术编辑”。这种重复俯拾即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常常是因为编写人员较多，互相之间又不通气，各自为政，但是如果有专门的审校把关，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在词典编篡中，重复现象应该尽力避免。内容重复的直接后果是增加篇幅，从而使信息比减小，另一方面又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金钱浪费。辞书编篡讲究简单，明了而精确，要避免表达同一内容的条目在同一部辞书中重复出现，这几乎是辞书编篡的基本原则。
四、缺乏严格的审校程序
以上所列的这些缺点，如果进行认真审校的话完全可以避免。除此之外，有些错误就更加明显和不可原谅。比如，在“新闻出版”下的“常用语”栏，在一页之内，“新闻界（the media）”出现了两次；又比如，在“中国职衔，专业技术职务”下的“教育”栏，“中小学”部分，“班主任（class adviser/head teacher）”这个词条出现了两次，并且是仅仅在上下不到十行的范围内，一眼就可以看出。更有甚者，在“教育”下的“中国高校主要学科”栏，上下不到五行的范围内，“文学（literature）”也出现了两次。一般的书稿和文稿通常要求三校即可，可是辞书不同，必须细心地审校，严格地推敲，逐条补漏纠错才能保证质量，只校三遍是难以做到的。然而，这本词典，连普通文稿的要求都没有达到。
《新汉英分类口译词典》的出版，本来是一件好事，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词典，它对同类词典的编篡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收集这些专门的词汇已经耗费不少精力，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本成熟的词典，将会裨益社会，这也将是口笔译人员与英语学习者的幸事。然而，作为一本词典，它表现出来的却是整体观念薄弱，收词欠系统全面，没有一定的规律，编写粗糙，造成质量低下。在着手编纂一部词典之前，就必须作出考虑周到的总体设计；同时，词条的编篡人员不能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本词条的范围以内，而要从整体出发，考虑词条的前后关系，也就是说，不仅要从微观角度，还要从宏观角度来考虑和照应词典的系统结构。这点在开始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编者较多的时候，因此，就需要在审稿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审校至关重要。如果有了严格的审校把关，以上提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避免。审校的数量与词典的质量密切相关，每校对一次就能发现一些缺点和错误。而减少错误，提高质量是编者尤其是读者的愿望。19世纪著名的俄国词典编篡家达里的《活的大俄罗斯详解词典》就曾审校过14遍，修改稿达两万多页，从而使词典具有很高的质量，受到列宁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只有这样的词典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我们的时代需要高质量的汉英口译词典，我们也期待这样的词典在不久的将来面世。
参考文献：
［1］Howard Jackson.Lexicography：An Introduction［M］.UK：Routledge，2002.
［2］黄建华.词典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3］黄建华，陈楚祥主编.双语词典学专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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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定泰，郭明惠.评《新英汉缩略语大词典》［C］.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