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我们在美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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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生”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与一个陌生的家庭中学习和成长。

在国内同龄人还在父母身边享受宠爱，并在竞争激烈的高中里埋头苦读时，我们远赴异国，被“空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在这些美国的家庭中，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美国，感受到了那些深藏于媒体报道之下浓厚的文化底蕴。

当我回国后，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发现我会自觉地帮火车上的孕妇拿行李，会随口提醒路人他的书包开了……在每次评判他人之前，我都会不自觉地问自己：我这样的评判是客观的吗？我对他的评价是否公平？尤其是当我在面对北京的外国留学生时，我总会升起一种想要帮助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的渴望。因为我知道，一只伸出的手和一个理解的微笑是多么重要。

大部分高中交流生们的18岁生日都是在那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度过的。谁能说，这一年不是象征独立的最好礼物？

没有激情是我们的最大问题

北京十一学校王逅逅

在我美国的学校中，参加数学竞赛的人基本上都是亚洲人。难道所有亚洲人都喜欢数学吗？我觉得是都不喜欢数学，但从小都被逼着学数学。这不是美国的文化。美国人是非常注重个性和差异的。

“名校崇拜”的思想在整个美国来说并不被很多人所接受。我的一个好朋友贾斯汀，他在Central Academy上高二，以后打算当高中老师。我有点不解，高中老师？高中老师挣几个钱啊！最要命的是他想在爱荷华当高中老师，也就是在这个小城里过一辈子！

“你为什么想当老师呢？”我问。“因为我喜欢当老师！”他开心地答，“我就是喜欢教别人东西！”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Central实习了。Central有一个专门给想当老师的高中生的项目――你可以选择简单的课去任教。很多人肯定想：这人肯定不聪明，SAT、ACT肯定考得特差，不然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但是贾斯汀是我见过的最有社交能力也是最聪明的人之一。

有一次我问他的SAT成绩，他正在电脑上看日本漫画。

“SAT？那破考试。”贾斯汀看都没看我，“我跟你说，那种考试简单得要死。”“你多少分啊？”“2350。”贾斯汀看着屏幕笑，“中西部学生一般都不考SAT，我觉得我白花那钱了。”我愣住了，2350！“那……你的ACT呢？”我问。“36。”他还是看都没看我。我一下子迷茫了，36分是ACT满分啊！

在Central Academy，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他们的大学选择完全是跟他们的职业选择相符合的。他们不看大学的排名，而是直接去那个大学访问――住上几个晚上，看看那个学校还有那个城市是不是适合他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干的事情，这种爱好是独特的，而不是盲从的。这种“激情”也就是美国名校想看到的东西。我很坦白也很残酷地说：国内完全是不给你机会让你坚持自己的“激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觉得进美国名校难。因为变成跟别人一样是最容易的，我们从小就在不停地练习怎么考跟别人一样高的分，怎么学跟别人一样的乐器。但是到了高中，性格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之后再想找到自己的一种爱好，建立一种自己独特的性格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了。的确，中国人的基础是很好，数理化是很牛，但是一旦到了没有人逼着学的地方，因为没有自己的“激情”，就真的是很难再坚持了。

美国学校希望你从小就有一种“激情”，然后这种“激情”能够贯穿你的一生，也就是说在没有人逼你去做的时候你还能发自内心地想去做这件事，这样的人才能成功。所以在美国，会有ACT考36分的贾斯汀想去爱荷华大学，在中国，只会有无数ACT考16或17的学生发疯地没有原因地想进常青藤。

难道进了常青藤就能够成功吗？不是的。名校的确给你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更好的环境来帮助你成功，但如果你没有那种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进去了也只是每天盲目地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常青藤大学想要那种有“激情”的人，因为他们不盲目，他们会自发地利用名校提供的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后取得成功。

我认为中国学生的问题在于没有自己的“激情”，而这是最大的问题。家长都会说：哎呀，进去了就行了，先进好学校再建立“激情”，建立性格。这简直是扯淡，都快20岁的人了，才开始找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人家美国学生都提前十几年找到了。这应该就是中国教育落后于美国的本质原因吧。这是不可比的。

我没有贬低中国学生的意思，这是文化的差异。如果你想进美国的好学校，这种“激情”是必须有的，而最不好的消息是：这种“激情”是老师教不了的，也是培训不出来的。

年年纪念逝去的抗癌学生

南京外国语学校史

开学不久，在学校的体育馆中，举行了一场摇滚音乐会――Rock For A Cure（为了康复而摇滚），这场音乐会是为了纪念一位前年因癌症去世的学生Christopher Zandstra，并为捐助癌症研究筹款而举办，已举办三年。演出一共4支乐队，其中三支由学校的学生组成，在灯光昏暗的体育馆中，尽情地高唱，台下观众和着紧凑的鼓点拍手、舞动。

Christopher Zandstra享年16岁，他一生都在和癌症做斗争。4个月大时，他被诊断出患有神经系统癌症，医生说他活下来的概率为19%，他两岁时成为这种癌症患者中活得最长的一个。此后，他又不幸被诊断出骨癌、肝癌，肝癌扩散至肺部，在2007年9月2日去世。Christopher Zandstra一直被我们学校的学生们所铭记，校方成立了一个Christopher Zandstra基金会，更曾多次举办过纪念活动。

每年学校印刷的年鉴里，自扉页起必有几页的全彩Christopher Zandstra图片集，震撼人心的是Christopher Zandstra在各种活动里不变的笑容，时时提醒着我们活着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天下。

Christopher Zandstra的故事为何如此似曾相识呢？我突然想起，在南外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个孩子的故事过于伤痛以至于他的名字所有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提起。我想这也是与中国人的传统有关。我们对于“死”这个字眼总是有些忌讳的。一东一西两个青年，年纪相仿，经历也如此相似。但是不同的文化对待他们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每当我在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美国学校中的Christopher Zandstra，想起他在年鉴里微笑的面容，想起他的精神，那种坦荡面对生命的精神，然后我便感觉自己有了力量，去面对一切困境。

一节课，学习只占三分之一

北京首师大附中沈泓源

美国的中学课堂和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课堂永远是几十个学生在讲台下听讲，老师站在讲台上写着板书。即使是再有活力，再有创新意识的老师，也要在进度面前俯首。而美国的课堂呢？十几个学生，坐累了就可以起来活动一下，不喜欢这个座位还可以换个座位，甚至是坐在老师的授课台上。

上课时如果看到学生在玩很有趣的游戏，老师们也会参与进去；学生觉得累了，老师就会停下课来和大家聊天。更多时，老师会给学生讲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事，或是对最近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或是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在任何时间、任何课程中，老师们都可以切入，比如数学课道森不知不觉就从三角函数讲到了他第一天上课的感受；历史课弗里德能从南北战争讲到杰克逊死亡的事件；英语课蒂娜从《杀死一只知更鸟》小说里可以总结出自己理解的人生的意义。

没有教案，没有事先的准备，完全是凭教师自己的经验和阅历，就这样，学生在聊天中得到宝贵的经验，从讨论中锻炼了学生自己思考、自己辨证看待事物的方法，处世观也被潜移默化地改变，朝着成熟发展。

中国的课程分得井井有条：语数英，物化生，每门课之间都有很明显的界限。而美国中学很多课都是偏向实用的，比如我所学习的烹饪课，就包含了生物、化学、数学。也许是因为国情的不同，但我还是以为美国的课程更能帮助到学生的生活，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只用到某一学科的知识吧。

美国中学的课间时间是很紧张的，所有人都在楼道里跑来跑去，取书，换教室。就算是课间学生们仍然能找到很多的乐趣。美国是开放文化，普通异性同学之间搂搂抱抱是很常见的，所以在课间你常能看到男生背着女生到处跑，或是一个男生帮5个女生拿东西的搞笑场面。这些活跃气氛的行为，谁见了都会感到心情愉悦吧。

中午是同学间聊天和玩耍的最好时间。男孩们常去女孩堆里耍一把酷，女孩子也会去和男生一起打篮球。一开始到学校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朋友，所以有时我会一个人坐在树阴下，喝着学校免费提供的卡布基诺，听着Ipod，画画或者看书。阵风拂过，空旷的草坪随着风的节奏而闪动，简直是美得不能再美的情景。从前做梦都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而如今，已是在这种生活中进入梦境……

（河南省确山县江米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