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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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合理确定人们对于知识及其他信息的权利，调整人们在创造、运用知识和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我国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神圣化和绝对化，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
关键词：知识产权 滥用 保护 平衡
知识产权制度是尊重创造性劳动和激励创新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和诚信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各国发展科技、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纵观百年，知识产权地位一直在强劲攀升。有关研究和统计表明，在全球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中，知识产权贡献的份额已经由20世纪初的5%上升到今天的80%-90%；世界上20个左右的创新型国家拥有全球90%以上的发明专利；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无形资产对全球500强企业发展的贡献率已超过80%。据商务部的统计，从2005年开始，知识产权带来的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已超过反倾销，涉及主要的100类商品，损失已超过2000亿美元。我国企业因在海外遭遇知识产权诉讼而支付的赔偿金已超10亿美元。
知识产权滥用是权利滥用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体现。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在行使权利中故意超越权利界线损害他人的行为。知识产权权利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某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关于禁止权利滥用的法律观念最早见于罗马法，是从对权利滥用即从禁止的方面来制定规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规则即是“使任何人不滥用己物乃系公共利益之所在。在罗马法学家看来,任何人不得恶意地使用自己的有体物和无体物，如各种财产权利,这是立法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出发而确立的制度价值所在。在后世立法中，禁止权利滥用逐渐地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外在表现为对权利使用加以一定限制。但法律禁止权利滥用并不是为了对权利施加限制,其深层次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和实现权利。法律禁止权利滥用是一种积极捍卫权利的手段,它是为权利而限制权利,与法律保护权利可谓是一体两面。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滥用之利益平衡机制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既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一个基本的法律规则。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也需要适应科技、经济发展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促进知识产权的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能神圣化和绝对化，而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需要强调“适度保护”，以使权利人利益的保护和需要合法获得知识和信息的一般社会公众的利益协调与平衡，从而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确立就是利益平衡的结果，是法律对私权的保护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需求的权衡。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和保护知识产权，期望实现激励知识创新、增进社会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激励创新是知识产权机制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目的。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就在于，基于知识创造活动的特点，知识产权法明确赋予知识创造者以某种专有权，让其对该知识产品享有在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这就以利益驱动机制刺激这种知识创造活动持续地进行，促进技术起步，进而不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燃料。但在知识产权的运用和实践中，权利的本质有时却发生了变化，衍生出与权利保护目的相矛盾的力量。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不再注重维持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而是表现为权利人日益将其权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知识产权制度出现了异化。
知识产权制度除了要实现激励创新的目标外，还要实现维护社会公正的目标，其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在界定和保护上要受到某种限制。例如法定与强制许可制度以及合理使用制度等，均是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体现，从而实现所谓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平衡。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既要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从而促进知识产品创造，同时也需要防止由于知识产权的权利滥用而对国家、公众和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在知识产权的现实制度运行层面来看，赋予知识产品以垄断性私人产权的制度，虽有助于刺激知识产品创新，但难免给知识产品独占者攫取垄断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国家赋予是建立在社会大众行当让渡使用与获取知识产品的自由权这种代价的基础上。因而知识产权这一垄断性特权的赋予，也可能为权利人妨碍创新知识产品的使用与传播创设了“合法化”的借口。
创造性智力成果等知识产品的生产与使用，总是存在制度经济学上所谓知识生产的个体性与知识使用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此种矛盾，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在赋予知识产权人以专有权利的同时，也创设适度而必要的权利行使的限制机制。
三、完善我国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体系
（一）现行法律法规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
1.知识产权法的规定。（1）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遵循合法的原则。《专利法》第5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2）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进行了合理的限制。如《专利法》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第69条所规定的不视为侵权的五种情形，《著作权法》第2章第4节“权利的限制”。
2.反垄断法的规定。《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3.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其他的法律中，对于禁止知识产权的滥用也有所涉及，《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此条的规定，也包括了行使知识产权的民事活动。另外，《合同法》第329条、《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等的规定，都涉及知识产权的有关行为。
4.TRIPS协议的规定。在专门规定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 TRIPS 协议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进行了限制。TRIPS 协议的第 8 条以及第 40 条中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了明确规定。总的来说，就是允许各成员国在不违反 TRIPS 协议的前提下，为了公众健康、社会公共利益等可以对知识产权加以限制，主要就是可以实施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并可以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还有在国际技术转让中不得有不合理限制贸易的行为或有消极影响的行为。此外 TRIPS 协议的第 13条、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24条第8款、第26条第2款和第30条中分别提出了对著作权、商标权等具体的权利给予了限制。
从上述内容来看，虽然我国的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滥用有所规定，但规定的比较原则、零散，且较为粗糙，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和操作，导致不能统一、准确地认定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
（二）完善我国禁止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设想
1.在知识产权法中进一步明确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 7 条的规定被视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立法依据。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在于填补法律漏洞，为审判实践提供依据。同时，应当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法律中明确地规定：禁止专利权滥用、禁止著作权滥用、禁止商标权滥用等,并且对相关概念加以界定, 增强其可操作性。
2.完善、修改现有知识产权中有关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可以借鉴美、日、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立法的经验，同时在TRIPS协议的框架下，对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细化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 为处理有关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3.细化反垄断法中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明确责任
虽然《反垄断法》已经正式实施，但目前它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其顺利实施并发挥应有作用还有赖于大量相互配套的法规出台，以及专业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合理有效配合。在禁止知识产权滥用方面，建议制定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或实施细则、条例，集中、完整地规定一定时期关于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反垄断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同时，现行的《反垄断法》仅注重行政责任的规定，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很笼统，且没有刑事责任。因此，应该规定及进一步完善上述三种责任。
4.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除了完善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外，我们还应当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与修改。融入世界越深，我们要遵守的规则就越多，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制约，这是必然的。作为发展中大国，将不仅仅满足于作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将更积极地扮演维护者和建设者。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模范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更要积极参与到制定新规则的进程中去。通过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强化国家法律?如何对待一些新理念，新文化，新规范等。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迎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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