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恩]预防霸凌,从倾听孩子内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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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总被胖虎欺负，旁边总有起哄或不敢吭声的小夫。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日本动画《哆啦A梦》每一集都要上演的情节。台湾儿童福利联盟前知识长王美恩在《终结霸凌》里借用这三个角色，让大家认识“霸凌”的本质。她认为，任何孩子都有可能成为胖虎或大雄，但如果能出现更多正义的小夫，霸凌的戏码也就无法搬演了。

霸凌背后的心理需求

2002年，儿福联盟开通儿童专线，为小朋友提供一个反应困扰和问题的渠道。当时任职于儿福联盟的王美恩由专线的分析资料中看到，在学校里被排挤、被嘲笑、交不到好朋友等人际困扰在所有问题中居高不下。她由此联想到在英文中用来概括这些问题的词语――bully，经与同仁讨论，她将其翻译为“霸凌”；而儿福联盟也从2004年开始“台湾儿童霸凌问题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小学阶段的霸凌问题状况。该年报告显示，有高达六成五的小学生曾在学校里被霸凌。“小学阶段以言语霸凌和关系霸凌较为普遍，还没发展到肢体霸凌。目前媒体中讨论较多的是国高中的校园暴力问题，大家似乎都觉得应该用法律来处罚。而我认为，要处理霸凌问题，应该从教育着手，若能从小学预防，就不会演变成国高中的暴力了。”

事实上，西方对霸凌问题的观察已达20年以上。目前大家多沿用挪威学者Olweus对霸凌的定义：一个学生长时间、重复地暴露在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欺负或骚扰行为之中。王美恩指出，相较于偶发的冲突，霸凌是一种长期、持续的行为，而且双方由于势力不均，弱势的一方往往不敢反抗。她举例说：“假设班上的小图书室有一本书很受欢迎，一个人看了很久都不还，另外一位同学很生气，结果就跟前者吵起来了。这是一时的冲突，只要重新定借书的规则就可以解决了。但霸凌不是一下子就过去，而且一定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不管是肢体强壮还是功课很好等），他因为掌握了势力而去欺负别人，双方势力是不均等的。”

剑桥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的男恶霸成年后仍难改本性，18岁前就会出现人格，成年后容易酗酒、嗑药或赌博。而回溯这些人的成长经验，他们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情绪支持或情感教育，最常被对待的方式就是处罚。“他的成长历程告诉他，如果要获取别人的注意力，或者要发泄情绪，就是要用攻击别人的方式，到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他到了一个新环境，就用犯规、控制他人、欺负他人作为博取注意力的方式。背后的心理需求，只是想要你多注意他而已。”

王美恩说，这就是人性的微妙之处；而另一方面，这些小朋友也因为学习能力和生理发展的特点，无法以已有的能力获得正向的注意力，所以就不惜以犯规来获得负向的注意力。也因此，在霸凌发生的时候，如果能有更多正义的小夫挺身而出，胖虎就会因为缺乏观众而没戏可唱了。

霸凌不应被看作正常的社会化过程

霸凌一般可分为肢体霸凌（推、踢、殴打以及抢夺财物等）、言语霸凌（嘲笑、谩骂、言语刺伤、取不雅绰号、威胁恐吓等）、关系霸凌（排挤自己讨厌的同学）、性霸凌（取笑或评论对方的身体、性别、性取向等，或是害）、反击型霸凌（受凌学生不堪长期遭受同学欺负之后会出现反击行为，可能从受霸凌者变成霸凌者）、网络霸凌（透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或网站散布不雅照或辱骂言语）等六类。

肢体霸凌由于往往牵涉帮派、暴力，也由于媒体的渲染，分外惹人侧目。但其它形式的霸凌所引发的内在伤害却隐然而难以评估其严重程度。“暴力是肢体的，它的伤害在外在，很明显看得出来，但很多内在的伤害就因人而异，可大可小。每个人对压力和挫折的忍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确可以很强壮的，被别人嘲笑、排挤，他会把这个负向的影响化为正向的力量。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就告诉我说，小时候因为家穷而被同学嘲笑，后来就发奋读书，当上了医生。但我们的确也发现非常多的个案，这样受伤而一蹶不振的，在学习能力上也没动机了，人际上也很忧郁，甚至影响到他心理健康的发展，自我价值很低落，以后做很多事情都没信心。蛮多精神医学上的研究发现，回溯精神分裂者的童年，很多是被霸凌长大的。”

自去年底，由于桃园八德国中的校园霸凌事件，霸凌话题在台湾媒体甚嚣尘上。在“霸凌”有被污名化倾向的同时，王美恩认为这个过程也可从正面解读，“或许过度强调的同时，大家开始意识到，原来尊重别人是重要的。造成别人难过，这是要有罪恶感的。”

在多年前，曾有一位常被同学嘲笑“娘娘腔”的少年叶永志，不明原因死于学校厕所内。导演陈俊志持续追踪事件发展，拍摄成纪录片《玫瑰少年》。这个悲伤又不可挽回的极端事件，加速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通过，也让社会大众开始正视性别歧视的问题。

“如果整个社会的人权观/人文观没有发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们太大惊小怪了。举例来说，十年前我们讲‘家庭暴力’，被打配偶如果跑到警察局去，警察可能都说：‘这是家务事，法不入家门。’但现在法律已经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会触犯刑法或民法。大众也都有概念，隔壁如果有人打配偶，要打电话通报，请有关单位派人来协助。同样的，当我们的人权观发展到很高的时候，霸凌这种不尊重的方式是不可以存在的，也不要视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化过程。”

怎样跟孩子说话？

在学校被霸凌，很多人会选择默默忍受，问他们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或家长，他们会回答“说了也没用”。为什么小孩子会这么不信任大人？王美恩认为，“关键是因为周遭的大人不懂他”，同样道理，“唯有先被同理才会有同理心”。她特别强调，“疼”并不等同于“同理”。“‘同理’是强调情绪被感受到，当我生气、难过，可以有人问问我：‘你现在很生气，对不对？’。但很多人的‘疼’，是小孩一生气就马上安抚，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类的思路大概经历四个阶段：客观事实出现，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情绪、情感、感受层面，接着才会有自己诠释的角度、理解的方式出现，最后会依据前面的过程而产生一个“决定”――可能是价值判断，也可能是行动。因此，在与孩子谈话时，也可以运用这四个步骤帮助孩子整理。

王美恩借用台湾知名童书作家张友渔的《西贡小子》中的情节，解释“ORID”谈话模式。《西贡小子》中，中越混血儿王少宽，因为同学唐荣山取笑母亲，忍不住动手打了对方。结果一不小心，让唐荣山撞到后脑勺，流了血。对唐荣山的谈话，第一阶段是建构客观现场(Objective Recall)：“今天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可以描述一遍，帮助老师了解事情的经过吗？”“王少宽是因为生气打你的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第二阶段是同理情绪感受(Reflective Consideration)：唐荣山承认自己常激怒王少宽之后，老师可以说：“有时候看不惯某些人，就会很想让对方不好受，对吗？”“如果有同学开你玩笑，你的感觉是什么？”从而让他体会被人嘲笑的不舒服感觉，也让他体会王少宽虽然是因为难过而反击，但老师不认为打人是对的。第三阶段是重建价值信念(Interpretive Analysis)：“包括你在内，每个人都不喜欢被取笑，我们可以不喜欢或不欣赏对方，但没有权力用‘取笑’去伤害别人。”第四阶段是模拟改变行动(Decisional Intent)：“以后如果又碰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你觉得可以怎样做，才不会伤害别人，也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并且清楚明确地告知下次再犯的处分。

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真诚地倾听，好好听孩子说话，并给予适当的情绪支持，“人的思路也很奇特。当他被懂，情绪被支持足够之后，自己很多理性的东西就会跑出来，有时候孩子在第三阶段还会告诉你说‘老师，我觉得下一次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这个过程除了让孩子被同理以外，还能表达老师和家长“人事分开”的态度，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而不是被否定。

在中国传统教育下成长的父母，其实自身也不善于表达情感，所以王美恩觉得，家长应先学会分享真实的感觉，亲子之间共同学习对情绪特别是负向情绪的处理。“在吃晚餐的时候，可以讲一下在工作环境里遇到的情况，让孩子可以感受到，妈妈也会因为别人对她很不好而难过，他以后就可以感受到别人受到不好的待遇时会很难过。这就是同理心了。很多会欺负别人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不能感受到别人很难受。”ORID不仅仅是情绪教育，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在日常之中，在亲子共读、看电影时，同样可以运用ORID，慢慢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孩子的互动只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影

霸凌都源自于歧视，无法对异己包容，而这些都是小孩子从成人世界习得的。现在作为儿童认识世界重要渠道的电视和网络，里面却充斥着错误的价值观。王美恩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公民意识的提升。“作为我们做社会改革的人就会说，公民素质提升了，媒体就会跟着公民素质跑。现在有很多非营利组织努力地去做这些工作，例如提倡尊重外来文化，有的组织会与小学合作，介绍越南文化，举办越南美食周，协助越南妈妈融入台湾社会。”她一方面批评主流媒体的媚俗倾向，另一方面也欣喜地看到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似乎昭示着公民意识提升的可能。

在教育领域中，王美恩也同样感受到类似的状况，这也是她在宣导重视霸凌问题将近七年后，写作此书的原因，她希望能帮助那些有热忱解决霸凌问题的老师。

而所谓教育，实在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更重要的其实是家庭教育，有时也需要其它资源的介入；作为儿童模仿的对象，老师和家长也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价值观。班级上的大部分学生，都可经由老师好好说话，很快地看到效果，而对于小部分长期霸凌或被霸凌的小朋友，则需要长期的心理辅导。针对有问题的家庭，专业社工也会介入给予帮助。

但无论是社工还是辅导老师，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和校园问题，人数是远远不够的（按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每50个班才安排一名辅导老师，且目前尚未做到）。由于人员少，每人所负责的个案就多，处理问题的质量就会打折扣，然后大众就开始质疑编制社工的必要性，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教师、辅导老师、社工，这些照顾者角色强的工作，都需要热情跟兴趣才能走下去。但在走入校园宣导反霸凌时，王美恩发现，很多老师都累了，让人感受不到他们的热情。“老师们热情越来越少，制度是一个问题。台湾这十多年来都在讲教育改革，但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否定老师的一些功能，让老师们某种程度上比较没有自信；改革的内容也朝令夕改，让老师无所适从，该有的专业自信心都在一点一滴毁损。我只是提醒老师说，环境改变是很无奈的，但你要回归看到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工作？老师跟行政工作是不一样的，它是要变化一个人的生命跟人格成长的。如果要有热情，必须先照顾好自己。我有时候思考到最后，都会觉得这不单单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20世纪末开始，全球都在强调效率、快速，慢慢地大家已经忘记怎么照顾自己的感受，听不到自己内在的声音，更感受不到自己的热情。”

曾在英国接受社会政策教育的王美恩，回到台湾后既没有当公务员也没有成为研究学者，她说，希望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看得到效果的。在多个非营利组织工作后，她选定了儿童福利这个领域。“儿童是所有弱势者里最弱势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替自己讲话。而儿童阶段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教育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从喧嚣的“事件”、“争论”、莫衷一是的单向成人角度退回事情的原初，才可慢下来好好听听孩子以及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管大环境如何，总可尽一己之力，试图改变着这个世界，即使只是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