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人生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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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与不整

卫娜从小不爱学习，就是爱美。五六岁刚记事时，父母就告诉她：“你的鼻子没长好，将来要动一动的。”这句话影响卫娜至今。

“反正要做鼻子，不如先进入这个行业。”2008年，没工作经验、没文凭的卫娜成为美容院的洗脸工，“洗一张脸10块钱”。2010年，她离开美容院，进入整形医院做整形咨询师，从原先月入数千，升到月入四五万。其间，她终于如愿以偿整了自己的鼻子。鼻梁垫高，鼻翼收小，鼻头也精致了。

婚前，卫娜就开始跟丈夫秦醒（化名）嘀咕要垫鼻子，秦醒很抗拒，觉得比较危险。秦醒发现卫娜的鼻子变了样，是结婚后某一天。“我火噌地上来了，但既然做了，也没办法。我让她以后不要做了。”

除去鼻子这个“眼中钉”后，卫娜开始发现自己更多的缺点：皮肤一直有雀斑；皮肤油，下巴一天到晚长痘；有眼袋……这些不断发现的新“缺点”，卫娜逐个击破。她甚至对两岁的儿子放言：“如果你长大，没一张男模脸，我也一定给你整到男模的标准。”

除了整形，给她带来巨大信心的还有减肥。2012年6月，卫娜生下儿子之后，体重一直停留在170斤。她买来减肥产品，开始高强度运动，一年后减到96斤。“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难的事情我都实现了，还有什么做不了的。”

她成为一个果断且坚持执行计划的人。“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吃什么东西，都有严格安排。”秦醒惊奇地旁观着她的变化。回报很快到来：凭着自己的脸，卫娜的客源越来越多，收入也不断进阶；交往的人群发生了变化，“我的高端客户都是有钱人”……

夫妻俩就要不要整形的争吵从未停止，可整形已经成了卫娜的工作需要。她手头有上千客户资源，她的脸就是一块“活招牌”，她把这些资源介绍到对口的医生和医院，从中抽成。

整形医生的领悟

第一次见卫娜，是在耿隶的办公室，他是给卫娜做鼻子整形的医生。

耿隶支持女儿去整形，但他从不给熟人做手术，“熟人事儿比较多，如果是个陌生人，我考虑不会那么多，熟人下刀前怕狼后怕虎。”

他也有过失败案例，不过大多数时候是可控的，这让他成了一位“保守中庸”的整形医生：“如果说手术有个标准，一二三，达到三是最好的，我可能不让它达到三，而是2.5，太过了客人容易接受不了，2.5还有再调整的余地。”

耿隶从来不主动说服别人做整形手术，“都是别人问我，我才说。别人不问我，我从来不说。”从刚入行开始，他就养成了隐晦自己职业的习惯。在社会对整形讳莫如深的时代，他会遇到惊奇的人：“你怎么做这一科呢？中国还有做这一科的吗？看我们像看怪物。”现在他明显感到了尊重：“哟，这职业不错！”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度给整形提供了流行的空间。耿隶说：“整形也是功利、便捷、快速的途径之一。”坐在诊室的耿隶每天像看电影，“工作、家庭、婚姻……所有对外在境遇的不满意，最终都落在镜子里自己身上，她们对它不满意，其实是种投射。”

在耿隶眼中，从他诊室里来来去去的女人，“大多能力和学识不足，很大一部分自信心来自于外貌，好多人希望通过整形达到一个目的，比如留住老公就想隆胸。她们看问题又很局限，看某个明星，会说：谁的眼睛好看，我要整成她那样的……”

“我的脸，我很想它”

郝迪（化名）已经3个月没有出门，因为她整容失败了。2013年9月1日，郝迪去成都一家打着响亮广告的整形医院做鼻子。“我一直对自己的外貌挺满意的，除了鼻子有点儿塌。”如今整形前的模样只能从她以前的照片上看到：爱扎马尾辫，瓜子脸，满身运动气息。现在是“下颌骨整形失败”后的样子，她给我看左右脸颊的凹陷，“我以前喜欢把头发扎起来，现在却只能把头发放下来，这样刚好遮住我的脸，或者尽量在天黑之后出门。”

这场令她出不了门的整形，花费了六七万元。这些钱，是她为年底结婚准备的。做整形，也是为了能在年底成为更漂亮的新娘。现在，她不敢把“整容失败”的事告诉出差的未婚夫。

在名为“明天会更好”的整容修复群内，每天的信息上千条。讨论的内容大多是如何修复，如何维权。深夜，群内有人感叹：“我的脸，我很想它！”

（老梁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2014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