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厢记》中人物的假意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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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崔张的爱情故事是在双重矛盾中展开的，剧中的人物各自具有各自矛盾的心理和两难的处境，因此他们不得不做出许多的假意去掩饰和保护自己以求达到某种目的。这些假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环境下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性格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作假的情节，《西厢记》便会失去典型的形象和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假意；真情；斗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74-03

王实甫《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闲”[1]，以五本的宏大规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曲折、痛苦但也充满了幸福、喜悦的爱情故事。在剧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作品人物之间的假意试探，这些细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环境下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性格发展。

一、老夫人的假意真情

老夫人是以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的，她是崔张爱情要获得圆满的结局所要突破的主要障碍。当孙飞虎贼兵围寺时，她许下诺言“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2]而事后仅“着莺莺作妹妹拜哥哥”，她的反悔正是故事主人公进行反抗的原因，是之后波澜的导火索，也正因为这一反悔她被人看作成了一个满嘴谎言、出尔反尔、“即即是是”的老婆婆，被人评价“在真真假假中表现了她的伪善”[3]。但是，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对于老夫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赖婚确实出于真情，但许婚也并非出于假意，无论是赖婚亦是许婚皆是出于她的教养所致，是由社会灌输到她头脑中的道德所迫使他作出的行为。她的假意中包含着处于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矛盾和无可奈何，是众多原因导致的结果。

首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三从四德”强有力地控制着古代女性的行为和思想，它们要求女性遵从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并且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以夫家的利益为天，完全的随从、听从、服从、跟从自己的丈夫。作为先相国崔玉的相国夫人，她无疑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名媛淑女”，那么这些道德标准更是早已经成为她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成为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原则。所以，老夫人在许婚与悔婚中的一切矛盾和抉择都是在她“以夫家为天”的既有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做出来的。

开始当贼兵欲至时她听从莺莺的意见，许婚给退兵者是因为“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于贼兵，却不辱没了俺家谱”。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婚与退兵者不仅是保住一家老小的唯一办法，更是保全相府脸面的唯一办法，所以虽然不是出于情愿，但却可以说是出于真意，这一决定是老夫人权衡再三下避重就轻的选择。但是后来当贼兵退却之后，情况有变，将会威胁到她相门家谱的就只有这个“书剑飘零、功名未就”的张生一人了。所以此时她宣布悔婚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三从四德要求她一切都要以夫家的利益为前提。

使得老夫人做出悔婚决定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爱着莺莺。在前面老夫人的“老身年六十岁，不为寿夭；孩儿年少，未得从夫，却如之奈何”的不安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女儿的爱。她“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对莺莺“拘束得紧”皆是希望将女儿教养成为一名符合封建礼教的相国千金、大家闺秀，以便使其可以获得“幸福”。虽然她对幸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不正确的，但却表现出了她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希望。与张生的婚事直接关系到莺莺的幸福她不得不慎重考虑，因为在封建观念中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会生活的美满，而此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的张生显然是配不上相府千金的。在对待张生的态度上，有一个情节可以更好的证明在老夫人心中“家门”“家谱”是重于一切的：当老夫人知道张生与莺莺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的时候，虽然千般怨万般恨，但是还是将莺莺与了那厮，因为“待经官呵，玷污家门”，为了“家门”她放弃了要为女儿寻找的幸福。自己的女儿尚且可以为了夫家的声誉而牺牲，何况其他。

所以，老夫人的行为既是用一个封建家长的思想去为自己的女儿谋幸福，更是在以一个封建相国夫人的身份为她的家族谋福旨。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当时社会环境对人的压制，而不是简单的将老夫人的行为理解为“背信弃义”与“狡诈”的表现，也不是简单的对以老夫人为代表的这类人物形象作道德品质上的批判。

二、莺莺的假意真情

莺莺可以算是《西厢记》中作假最多的人物了，“当面的偌多般假意”害的张生饱受煎熬。莺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她具有叛逆性，渴望自由的爱情，渴望冲破礼教的束缚，但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完全摆脱礼教的桎梏。莺莺的假意就是她在对爱情的渴望与现实的存在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

（一）追求与摆脱

文中的很多情节都向我们表现了莺莺与封建礼教争爱情、争自由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从老夫人责备莺莺“倘遇游客与小僧私见，岂不自耻”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莺莺是不被允许与外人见面并且要以与游客小僧私见为耻的，但是在“惊艳”一折中，莺莺第一次见到张生并没有立刻低垂了粉颈，羞答答地离开，而是频频“顾觑”，“只将花笑捻”，最后“临去秋波那一转”使得“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导致了张生“魂灵儿飞在半天”，决定放弃功名，留在普救寺追求莺莺的结果。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生活莺莺是敢于反抗的。如，在第四本第四折赖婚中，当红娘对她说“老夫人后堂请客，请小姐出来！”她却回答“我身子有些不停当，来不得”。而当得知所请之人正是张生时，她却“扶病也须走一遭”。我们不难看出莺莺并非“身子不停当”而只是不愿出来待客。这一细节反映出她要求自由的生活和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说“不”的权利。

全剧最能表现莺莺反抗性的就是月下西厢的私定姻缘。对于老夫人的强行拆散，莺莺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爱情接受母亲的安排，而是选择了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私定姻缘。莺莺的一句“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表明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自己的名誉、幸福甚至是生存的权利都交付给了张生。如果张生变心，那么她便是失去树的藤，生活中就只剩下悲剧。但是莺莺还是选择了遵从自己的意志，相信自己的爱情，此时的莺莺也许是冲动的，但却可以表现出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

（二）矛盾与束缚

西蒙・波伏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不如说是‘形成’的”[4]。这句话可以解释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5]。

那个社会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从四德，内外有别，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其权利拥有者―男性的审美要求提出了对女子的评价标准：她们应该是柔弱的，是娇羞的，是坚贞的……是如此如此的。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品质，她们才能够得到所处社会的认可。莺莺是大胆的，她希望选择自己的幸福，选择自己的爱情，所以她尝试摆脱，努力争取。但是她却是逃脱不了社会业已形成的文化和道德的束缚。

我们从张生眼中看一下莺莺。在“惊艳”中，他赞莺莺“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梗白露，半晌恰方言”，又因为那一双小脚儿“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而“风魔了张解元”。在后文中张生又称莺莺“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够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张生为莺莺动心，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莺莺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她拥有小脚，拥有细腰，拥有所谓的“女儿态”。在莺莺所处的社会她的价值只能通过这样的肯定去实现。这些只是对女子仪容仪态的要求。另外更有更多关于行为举止的规定，关于情感的束缚。莺莺从小所受的教育告诉她自己只应该深居闺房，静候郑恒来迎娶，如果此时心中另有所属便是玷污了相府家谱，便是违背了作为尚书准儿媳妇的妇道。这种思想上的禁锢和社会礼教道德的压制便是莺莺众多假意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莺莺的作假也是因为“小梅香服侍的勤，老夫人拘束的紧”。为了自保，为了躲避老夫人和“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的红娘，她也不得不“背地里愁眉泪眼”但人前却“巧语花言”。红娘，虽然是莺莺唯一可以依靠和指望的人，但她毕竟是老夫人派来“行监坐守”的。对于这样一个人，在完全确定其是否可以信赖之前谁又会把自己的终身幸福轻易地交给她呢？所以当看到张生的简帖时，她“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而当由赖简确认了她的忠心后，第二次与张生的约会莺莺才会“语言虽是强，脚步儿早先行也”。

莺莺对封建礼教是反抗的，但她却又无法逃离它的束缚和影响，她对爱情是勇敢的，但又不能毫无畏惧地去追求爱情。莺莺的众多假意表现了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她所选择的在斗争中追求爱情的道路是曲折并且艰难的。

三、张生的假意真情

王实甫在《西厢记》最后一折中写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他肯定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肯定男女双方基于彼此欣赏而结为婚姻。出于这样的爱情观，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与元稹《会真记》中的张生是截然不同的。《会真记》中“善补过”的张生放弃了莺莺做到了忍情而被肯定，而王笔下的张生却是个不拘于礼教，对于爱情敢于一往深情地追求，“至诚而近乎痴傻”的男子。

当在普救寺第一次看到莺莺“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时，张生便已经“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对莺莺一见钟情并一发不可收拾。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张生并不是一个随便追求女孩子的风流浪子，他在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慌”，只有在其真正中意的莺莺面前他才会如此多情。正是因为对于莺莺的爱慕之情，因为渴望得到基于爱情的婚姻，才有了张生“谎言”的产生。他假意借读普救寺以求“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相向。虽不能够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打当”。他假意做好事拈香，也只是为能够看见并且接近莺莺。张生的行为是以爱情为动力的，也是以爱情为目的的。

对于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张生虽然没有红娘与老夫人那样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但他也是反抗的，努力挣脱的。如：当老夫人赖婚，要“小姐与哥哥把盏者”时，他说“小生量窄”而拒绝饮酒。张生酒量到底窄不窄，我们无从考究，即便是酒量真窄，呷一口又有何妨？其真正原因无疑是喝了这酒便是承认了莺莺作为妹妹的身份，那么自己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便再也不能被允许了。说到底，他是因为月下西厢变成了梦里南柯而不能饮下这“玉露金波”。张生对于自己爱情是忠诚的，剧中张生曾说过其先人“平生正直无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而他自己也是功名未就，但是当老夫人要以金帛收买他时，他坚决拒绝“既然老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对于张生来说与莺莺的爱情千万倍的重于这锦帛。

张生的作假是作为追求爱情的一种手段。他蔑视封建婚姻制度，坚持与相国小姐两情相悦的爱情，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王实甫通过张生传达出了门户、财权在真挚的爱情面前都是软弱的，爱情是纯洁的，它不必涂上“合礼”的保护色才能够得到世人的祝福。

四、红娘的假意真情

红娘不是这段爱情的女主人公，但却是推动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人物。与剧中其他两个女性形象不同，她没有维护相门家谱的义务，也没有作为相国小姐的包袱。那么红娘的假意又是在什么原因下做出来的，它们又在向我们传达这个人物的什么信息呢？红娘的假意更多的是她性格的流露，这些细节使得这个人物跃然纸上。

首先，作为相国家的贴身女婢，红娘甚至连人身权利也没有，但是她却最终撮合了张生和莺莺，原因“除了她的挺身而出和热情奔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靠了红娘的聪慧、机敏”[6]。剧中在经过“惊艳”、“借厢”、“联吟”一系列的事件之后，红娘无疑是可以感觉出来莺莺与张生是“一双心意两相投”的一对儿。红娘虽有意成全他们，但在搞清楚莺莺的真实意愿之前她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因为莺莺是大家小姐，本应该中规中矩，而自己拿情爱之事与她说，如果小姐接受她的好意与她真心相对尚且可以，但是红娘知道自己的小姐“性儿忒惯的娇了”如果小姐当真将她告于老夫人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当张生向她自报家门，婉言告诉她自己对莺莺的情意时，她只是以闲淡的语气向莺莺提及张生，并且说到“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聪明伶俐的红娘怎可能不明白张生的“年方二十……尚未娶亲”的潜台词，她只是不明白小姐莺莺在想什么。所以，红娘的假意是她对莺莺心意的试探，表现出了红娘的机智、聪明。

另外，虽然生活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但是身份、地位的差异无疑使红娘具有更多追求自由的勇气，少了不少思想上的束缚。宋之的评价红娘“是反抗性的妇女形象，其正义、无畏和火一样的嘲弄，正是针对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负义、虚伪、谎骗和迫害的”[7]。红娘试探的细节在另一方面表现出了她对封建礼教控制下人们表现出来的虚伪的嘲弄。当红娘奉言语去看张生带回简帖后并没有直接送去给莺莺，而是“将这简帖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什么”。果然，如红娘所想莺莺虽然心中愿但是还是碍于相府小姐的礼数生气了“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下截来”。面对莺莺的恐吓，红娘揭穿了她“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七死八活，却要怎么？”虽然是主仆身份，但红娘却丝毫没有畏惧而吃了这个哑巴亏。另外，当红娘奉命去请张生时见张生一切打扮停当，分明急切要见莺莺但仍然推说“小娘子先行，小生随后就来”，红娘回答“先生休作谦，夫人专意等”。与莺莺和张生的对比中红娘的聪明、机智清晰地表现了出来，更可以反映出她对封建礼教的虚伪、谎骗的嘲弄与讽刺。

再有，红娘是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在第四本第二折中，面对老夫人的严词拷问，她没有畏惧或是忍让，而是据理力争，抓住老夫人的软处，以保全相国家谱、维护礼教规矩为名劝说老夫人，以求使其接受莺莺与张生的爱情。红娘所陈述的原因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处处都是在维护老夫人以为准则的礼教，处处都是在维护相门的名誉，但其真正目的却是恰恰相反的，是要反抗和挣脱这些令人窒息的禁锢。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红娘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崔张建立在以爱情为基础的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而这样的婚姻是为封建礼教所不齿和批判的。红娘在此以极其聪明、巧妙的手段去进行反抗的行为。

五、结束语

剧中崔、张、红的各种假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试探都是在逃避、摆脱老夫人的目的下做出来的，可以说老夫人是导致他们做出假意的直接原因，是笼罩在他们思想行为之上的束缚。但是，老夫人本身也是被其所代表的封建礼教所严格控制，与其他三个人物的反抗与挣脱不同，她坚决的维护自己所从属阶级的道德规范。所以剧中假意表现的崔、张、红与老夫人的矛盾也就是为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利斗争的力量与传统礼教之间的矛盾，这些假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的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使作者所宣扬的爱情而得到肯定。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作假的细节，《西厢记》便会失去它的典型形象和其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89.

〔2〕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67.

〔3〕傅治同.论《俺小姐有许多假处》[J].中国古典小说戏剧欣赏[C].长沙：岳麓书社，1984.35.

〔4〕（法国）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95.

〔5〕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2.

〔6〕章诒和.论喜剧人物[J].荒诞与真实―喜剧论文选[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69.

〔7〕宋之的.论《西厢记》[J].名家解元曲[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