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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人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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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至27日,我在中非国家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工作了近两个星期,拍摄有关“贫困”的专题报道。这种工作形式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一段时间,在较为宽泛的主题之下去挖掘各种表达的可能。

食品安全、艾滋病、疟疾和TB(结核病)是目前非洲大陆上最严重的四大问题,我自己对艾滋病相关问题最感兴趣,所以这是我确定下来的第一个大致拍摄的方向。另外,喀麦隆是非洲足球大国,全民爱球,是否可以把足球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当地的贫困生活?最后,雅温得有大小贫民窟(棚户区)数十个,这些地方应该是发现故事的“金矿”。尽管这三个话题显得有些“老套”,但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讲述,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

8月16日至18日,我探访了几处当地的贫民窟,本想尝试在街头抓拍,却遇到了困难。雅温得的贫民窟有大大小小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家庭的成员,偶尔也会有黑帮势力的渗入,在社区生活中起到一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贫民窟拍照,必须先去这些负责人家里“拜码头”,而且拍摄前也必须要征得被摄对象的同意。据当地记者介绍,早在喀麦隆共和国建国之初,为强化政府的某种权威,法律规定未获得许可的人不得在公共场所拍照,几十年来,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街头拍照,即便被拍摄对象对此无所谓,周围的人也可能会来干扰。要抓拍到人的自然生活状态基本不可能,于是我开始尝试走入人们的家庭,用拼接全景的方式拍摄他们的房间内景,试图去展现居民生活的细节、还原生活本态。

不过按照这种方式拍摄了几个家庭后,我停了下来,因为这种被摄对象呆滞地直面镜头的肖像拍摄方式并不是我所喜欢的,过于模式化和简单化,从照片中无法感受到更多人的活生生的气息。而要用全景的方式去展现家庭生活的面貌,从技术上来说,抓拍到更有内容和意义的动作又很困难。同时,寻找有意思的场景和人物以及沟通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过高,所以只好放弃。

8月19日,通过当地一个NGO的工作人员,我们找到了一个与艾滋病相关的 “希望与生命”协会。在开车前往这个协会办公室的途中,我的脑海中蹦出了一句话“Live in the shadow of HIV”。是的,那些HIV病毒感染者不正是这种状态吗?他们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周围的人、甚至是家人抛弃,不得不隐匿自己的病情和身份,如同生活在阴影中一般。是不是可以用影像来表现他们的这种状态呢?拍摄HIV病毒感染者的生活环境肖像,将其面部隐匿在某种阴影之下,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其隐私,画面的形式又能契合主题;同时,画面中的其他内容还能反映被摄对象的生活现状。有了这些想法,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找到了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切入点以及表现形式,忐忑的是,真的有人愿意做我的拍摄对象,敞开他们的私人生活领域吗?

在和“希望与生命”协会的负责人详细阐述了我的想法后,她同意为我找十几个会员,第二天一早在办公室见面,由我来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进行拍摄。回到办公室,我在flickr上用“face”和“shadow”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些能展示出我所想要拍摄图片概貌的图片样例打印出来,准备第二天向那些HIV病毒感染者展示,消除他们的顾虑。

第二天,一切还算顺利,来了13个人。在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我拍摄这组图片的目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并展示了图片样例后,有8个人答应了拍摄要求。从20日到24日,我一共见了23名HIV病毒感染者,为其中的15个人拍摄了环境肖像,同时对其生活景况进行了采访并录了音。

从一个人家到另一家,往往要开车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在见面之前,我不知道拍摄对象会是什么样的人,曾有什么样的遭遇和故事。要在短时间内了解他/她的背景情况,通过观察并根据这些背景情况来大致了解这个人、感受他/她的气质,再根据家中实际情况确定拍摄内容和方式,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一次拍摄,都要避免在画面构图上与之前拍摄的照片重复,画面内容还要契合拍摄对象的个人情况,要有所创新――自己给自己提的要求贯穿于拍摄的整个过程,也使我内心的焦虑不断增加。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压力,才让我尽一切所能去创造性地运用所能运用的所有条件和元素。也正是这种“纠结”才能激发出一个摄影师的潜能,有所收获和提高。

在拍摄过程中,我也在进一步认识了“肖像”。那种被摄对象呆呆地盯着镜头的中画幅肖像现在虽然很流行,但我觉得肖像不应只是那样,呆板而毫无生气。它应该有所变化,能反映出被摄对象的精神气质。肖像虽然拍的是人,但用画面本身而不只是图片说明就应该能讲“故事”。这里的“故事”可能不是具体的情节,但要有细节,并能用这些细节以及整体的氛围来吸引和打动人。就像戴安・阿勃丝的作品,在画面构成等方面看似简单,读来却沟壑万千、摄人心魄。

8月20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脚受伤的F女士躺在租住的小屋里和小猫玩耍。

43岁的F女士,2008年因做手术多次输血感染HIV病毒。2010年,其丈夫知晓她的病情后随即与其离婚。她生有4个孩子,全部感染HIV病毒。目前她带着其中两个孩子租住在小山坳里的一座小房子里,白天孩子们出去玩,只有一只小猫陪伴她。

F女士以前是一名秘书,现在偶尔打打零工,挣到的钱只能支付每个月13000非洲法郎(约合30美元)的房租。她没钱支付CD4检查费用,因此无法得到免费的药物,但是孩子的学费她却坚持支付。因为家人都不管她,她希望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维持生活,也希望将来孩子能赡养她。

8月22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O女士站在自家窗前,感受着胎儿的胎动。

36岁的O女士,2002年产前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

她生有1个孩子,未感染HIV病毒,所以她又满怀信心地要了第二个孩子,目前已怀孕4个月。

她以前是酒店招待,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就放弃了工作。她盼望第二个孩子是健康的,希望大女儿长大后当医生,给艾滋病患者治病,或者当个老师,教育孩子们预防艾滋病。

喀麦隆的HIV病毒感染率曾持续上升,一度高达20%,但这一数字近年来持续下降,2009年为5.1%。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统计数据,2009年喀麦隆全国共有61万名HIV病毒感染者,其中15岁以上的HIV病毒感染者有55万人。

8月23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发型师G女士头戴假发,站在自家的小屋里。

28岁的G女士,2009年在进行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系工作时感染。她至今未婚,生有1个孩子。

目前她住在别人免费提供给她的一间小屋里,孩子则与其父亲一起生活。她偶尔给居住地周围的人做头发,但收入不够伙食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重开理发店来独立生活,她保证将格外注意安全,以避免把病毒传染给他人。

8月21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K先生躺在自家的沙发上阅读《圣经》。

42岁的K先生,2004年出国旅游例行检查时检测出感染HIV病毒。

他至今未婚,有3个孩子,目前与其中1个孩子一起生活,家人尚不知道他的病情。他以前是音乐人,现在靠种树苗、在教堂乐队打工维持生活,每月卖树苗能挣6万非洲法郎(约合136美元),可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自己的医药费。他希望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待遇和治疗条件能够得到提高,公众“不要拿艾滋患者当怪物”。

8月21日,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E女士在自家小屋里化妆,准备去教堂参加弥撒。

31岁的E女士,2004年检测出感染HIV病毒,目前寡居在娘家,其丈夫在他们结婚2年后就死于艾滋病。当她的病情被外人所知后,她丢了老师的工作。

目前她在一家小商店打工,每月赚25000非洲法郎(约合57美元),刚够支付她的交通费和医药费。她希望能找到一个信教、善良的丈夫,即便知道她的病情也依然爱她、和她一起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