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化处境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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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出台了一个《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其中一款是:“新书一年内不能打折”,“一年后零售不能低于八五折”。这可捅了马蜂窝,起码有三股力量愤而反对,一是网络书店,说“规则”暂时无法执行,因为他们一直在打折,有时打得还特别狠;一是有些律师和北京市消协,引经据典地说此“规则”违反了《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法》;还有便是读者,谁不喜欢打折呢?一时间沸沸扬扬,谴责声浪不绝于耳。

当下在大谈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对不对,很对,比如美国好莱坞、迪斯尼,又在传播美国理念,又在大把大把捞取美元;比如我国这两年的文化产业,比如《喜洋洋与灰太狼》、《虹猫蓝兔》等等,也在名利双收。

然而,一个毋庸置疑、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近年来,我们的图书产业越来越被产值、利润等笼罩,越来越看重印数多少、是否畅销、如何营销,这都对,但同时却越来越放松乃至放弃图书的质量、品味、文化含量、文化品格,那种范文澜先生孜孜提倡的“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学术追求与风貌,那种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执着、认真乃至“迂腐”,正在日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社会效益第一”有被“赚钱第一”所取代的现实威胁。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文化”只是一块牌子,一个幌子,而“产业化”、“利润最大化”、“市场化”才是硬指标、硬通货。

换言之,文化正在被异化着,被“金元升帐”不声不响、潜移默化地异化着;而由“异化”向前,走的必是一条淡化文化之途,知识含量、文化含量、学术价值、传世价值等等,正在有意无意地让位于上座率、点击率、发行量,如此等等;而异化文化、淡化文化的结果,就是文化被边缘化,变成看起来重要,说起来重要,而做起来无关紧要的一个“鸡肋”因素,文化变成一件“花瓶”般的摆设。

这当然是值得深忧与深思的!我们讲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不仅要讲利润指标、产值指标、赚钱指标,同时更本质的,一定要讲文化指标、精神指标、软实力指标,一定要讲其对于世道人心的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法国卢浮宫,每周五下午必有一场半价票、低价票向社会开放,人家并不是“利润至上”,并不是完全“产业化”、“企业化”――企业化、产业化当然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前提的。这就是文化,这就是真正理解了文化的“文化之举”。惜乎在我们这个浮躁的空间里,人们的心,也在异化。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现象,更可怕的,它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思潮。当浅阅读盛行,当快餐文化风靡,当金元升帐、一切向钱看成为天经地义成为“图腾”,甚至当低俗、恶俗等黄色文化、黑色文化也为人们所见惯不惊之际,我们失落了什么?这是我们不能不时时拷问自己的。

回到开头的案例上来。为什么要实施新书不打折?这是因为,图书产业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的产业,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他物质生产部类的行业,它需要有特殊“保护”;这是因为,包括欧美一些大国,都是如此,包括亚洲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也是如此,韩国还明文规定新书不打折之于国家制定的《反垄断法》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大众的“呼声”有时是盲目的。当然,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文化,文化就是文化,人需要文化,社会需要文化,世界需要文化――而文化,在当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的是,不能被异化,不能被淡化,不能被边缘化。(作者为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